再版序

    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動筆於一九九六年,初版於一九九八年。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裡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著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決定買電腦了。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裡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我只相信局部,因為我們只能在局部裡面生存。換句話說,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我們在摩拳擦掌。為了什麼?其實還沒有想好。我們只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麼,趕快做點什麼!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啟示:快來不及了。多麼的迫切,多麼的憂鬱。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然而我並沒有把自己手裡的筆放下來。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繆幫助了我。他對我說:「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打聽並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麼幹活、怎麼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裡面恰好是我。太緊張了。
    當然,稍有常識的讀者不可能認為這本書寫的就是我,我和書中的人物沒有半點關係。書裡的人物、事件、場景都是虛擬的。可是,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虛擬,這是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青衣》和《玉米》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裡,安安靜靜的,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多麼美妙、多麼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為了得到一份禮物而焦慮,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裡,聖誕老人才會在漫天的大雪中穿過你們家的煙囪,把他的禮物放在你的襪子裡,早一天都不行。這個聖誕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跡。寫作是滋補的,它可以滋補寫作。
    老實說,書裡的大部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並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這裡了。畢竟是九年過去了——哪一個寫作的人會用九年的時間去回憶他的舊作呢?天底下沒有那樣瘋狂的作家。沒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們願意重新出版這部書。我找回了這本書,仔細地讀,感覺並不好,真的覺得對不住作家出版社的這一番好意。我只想把這本書推翻了,重寫一遍。我在無比慚愧的同時卻又無比地自信:如果現在寫的話,這本書一定會好很多。
    還是不要忙著慚愧,不要忙著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樣的話,你是一個多麼無趣、多麼可惡的傢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須從那個時候過來,你只能從那個時候過來。所以,面對舊作,慚愧是虛榮的,自信也一樣蒼白。
    胡適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話,寬容起碼和自由一樣重要。還是寬容吧,首先學會寬容我們自己。
    所以就要感謝。我感謝作家出版社。這樣的感謝容易被當成一句套話,事實上不是。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對一個寫作者的寬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

《那個夏天那個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