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安華的家門口。院子裡碼放著幾百隻空酒瓶子，一半埋在骯髒的雪裡，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臥室三年沒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戶窄，焊著鐵條，光進不來，要適應一會兒，才能看見裂了縫的水泥牆。綠色緞面的被子從出事後就沒有動過，團成一團僵在床上。十幾年間，這曾經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最隱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裡。
她從不反抗，直到最後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裡說，地上、牆上全是血跡。警察說，死者死的時候還被繩子捆著，「渾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殺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多見」。他說死者眼睛掙得很大，臉上都是「難以相信」的表情。
風聲讓空屋子聽上去像在尖叫。
在「東方時空」時，我看過法學會的一份報告，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著的都是重罪：死緩、死緩、無期、無期、無期……
這是我心裡幾年沒放下的事。
做完《雙城的創傷》後，我有一個感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為什麼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這是個很常規的問題。但愛倫堡說過：「石頭就在那兒，我不僅要讓人看見它，還要讓人感覺到它。」
我想感覺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華想不起殺人的瞬間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她說，四方臉上都是茫然。
她穿著藍白相間的囚服，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臉，「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進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來了。
她當時沒有還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說不知道最後怎麼會動手殺人，那二十七刀是怎麼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瘋了。」她說的很平靜。她在法庭上沒有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村子裡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於處罰，死者的母親就住在緊挨著他們臥室的房間裡，八十多歲了，為她求情：「她是沒辦法了，沒辦法了呀。」
我問：「他打過您麼？」
老人說：「喝醉了誰也不認，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鬧。」
小豆用鐵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腦袋上，就一棍，他連擋都沒擋，大概根本沒想到。
她被判死緩，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終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張尖細的青白色的臉，眼睛微斜，一邊說一邊神經質地搖著頭：「他不會死的。」
我愣住了：「什麼？」
她說：「他還沒把我殺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沒死他怎麼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死的。」
她十五歲時嫁給他，相親的時候，他瞪著眼睛看著她：「你嫁不嫁？」她從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審你似的。他不允許我跟任何男人說話，和女的說話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許，老擔心別人挑唆我不跟他過。他就會對我動手。」
「用什麼打？」
「皮帶，鞋底子。不聽話把你綁起來，拿皮帶『溜』。」
皮帶抽在光的皮膚上，噗的一聲，她被吊著，扭著身子盡量讓他打在背上，盡量不叫，怕別人看見羞恥。他從不打她的臉，打得很冷靜，反正夜還長，噗，噗噗。
結婚八年，她從來沒穿過短袖衣服，不能讓別人看見身上的傷，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晚上睡著睡著，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這她的頭髮往後拉，把整個脖子露出來≮墨齋小說網≯，她只能盯著屋頂，叫不出來，不斷嚥著口水，等著他會不會割下來。「要不就突然給你一瓶子藥，喝吧。」
「都不為具體的事情嗎？」我問。
「他說你別管為什麼，因為你長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問我：「我長大了就該死嗎？」
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裡動。攝像機後面有男同事，我猶豫了一下，它還是頂上來了：「在你跟他結婚的這些年裡，你們的夫妻生活還是正常的嗎？」
「太痛了，我不想說。」
「別問我這個，我心痛。」
十幾個人，回答幾乎一模一樣。
跟我們一起去調查的陳敏是從加拿大回來的醫學專家，說她接觸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婦女，「沒有例外，每一個都有性虐待」。這種虐待最讓人受不了的不是身體的傷害，燕青說：「他侮辱我。」
我不想問細節，只問：「用很卑鄙的方式嗎？」
「是。」她雙眼通紅。
說到這兒，她們哭，但哭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音。這種無聲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結果，十年以後，即使想要放聲大哭，也哭不出來。
「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壺開水，趁他睡著，往他臉上一澆，往後準保好。」有人說。
我中學的時候，學校附近有個小混混，他個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從底下挑上來的。每天下晚自習的時候，他都在路口等著我，披一件棉軍大衣，就在那兒，路燈底下，只要看見一團綠色，我就知道，這個人在那兒。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說這件事。她姓安，一頭短髮，說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從燈下閃出來，對她嬉皮笑臉。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換了一種聲音，像刀片一樣。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沒看他，拉著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轉身走。大坡很長，走到頭，我還能聽到她遠遠的口哨聲，她是吹給我聽的。
長大成人後，我還夢到這個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裡我跑了，還冷靜地想，跑不過他，決定躲在大門的樑上，等著他追出去。他跑出來找我，眼看就要從門口衝出去了，但是，腳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從底下挑上來。
他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現的那一縷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過來。一個沒當過弱者的人，不會體會到這種恐懼。
採訪的十一個殺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沒有說殺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邊，遲疑再三，對我說：「你不要問了，她不會說的……她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出事那天，他赤條條的去了兩個女兒的臥室。」
「什麼？」
她姐緊緊地扯著我衣服：「不要，不要出聲。」回身只給我看臥室門上，深綠色的荷葉扣像是被撕開了，只剩一個螺絲掛著，懸在門框上。「這是那個人撞壞的，他把我……」她沒說下去，如果不是這個傷口一樣的荷葉扣，和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臉上慘傷羞恥的表情，我很難相信著是現實。
院子裡，上百隻翠綠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髒雪裡，烏黑的口森森朝上，是這個男人曾存在的證據。
這些女人結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沒受過教育，沒有技能，沒有出外打工的機會，像栽在水泥之中，動彈不得。安華也求助過村書記，村裡解決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樹上打一頓，但回家後他會變本加厲地報復，別人不敢再介入。婦聯到了五點就下班了，她只能帶著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廁所裡凍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難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沒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諾給人幸福，但應該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極端的不幸。
在對家庭暴力的預防或懲戒更為成熟的國家，經驗顯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發生時干預得當，之後都不再發生。警方可以對施暴者強制逮捕，緊急情況下法官可以依據單方申請發出緊急性保護令，禁止施暴者實施暴力或威脅實施暴力，禁止他們聯絡、跟蹤、騷擾對方，不得接近對方或指定家族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這些政策向施暴者傳達的信號是：你的行為是社會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們採訪時，在中國，一個男人仍然可以打一個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槍抵住她的後背，強暴她的姐妹，毆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這樣做，不會受到懲罰——只因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裡從來不會只有善或惡，但是惡得不到控制，就會吞吃別人的恐懼長大，尖牙啃咬著他們身體裡的善，和著一口一口的酒嚥下去。最後一夜，「血紅的眼睛」睜開，人的臉也許在背後掙扎閃了一下，沒有來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渦裡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間反噬其身。
他們都說：「最後一天，他特別不正常。」
小豆說：「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殺死，他決不罷休。」
「你怎麼感覺出來的？」
「因為他看著表呢。」
「這個動作怎麼了？」
「給我一種感覺就是，他在等時間。那時候我記得特清楚，四點五十，天快亮了。他說：嗯，快到五點了。他說你說吧，你自己動手還是我來動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嗎？」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發直了，血紅血紅的，一晚上了。」
她有過一個機會逃掉，拉開門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著後背押了回來。她把心一橫：「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說：「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塊兒炸了他。」
「我當時想，我一條命還不夠嗎？我跟他生活了八年，還不夠嗎？我就順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勁兒。打完之後，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說怎麼出血了呢？我還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頭看了看表，對倒在床上的人說；「真到點了，五點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離婚。」她就抱著孩子走了，後來，她是在法院門口被抓住的。
「你這麼多年來反抗過嗎？」我問她。
「沒有，從來沒有反抗過。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槍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礦當私人保鏢。
他喜歡玩槍，有次子彈沒拿好，有幾顆掉在地上。他撿起了一顆，上了膛，拿槍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撿起來。」她懷孕七八個月了，扶著肚子，半彎著，把沙發底下的子彈一粒一粒撿起來。他端著槍，對著她的背。她說：「我認為他肯定會開槍的，我覺得我馬上就會聽見槍響。」
他要她生個兒子，「他說他的老闆沒有兒子，我們錢沒有他多，我們一定要有個兒子氣氣他。他明確地跟我說，咱們要生一個女兒就掐死她吧。我說那是畜生幹的事兒。」她生了個女兒。第二天，「屋裡很暗很暗，就一個小紅燈泡。他說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麼神情？」
「我說不出來，我就感覺我和孩子都完了。他衝著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邊了。我看他的手沖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槍，我就給了他一槍。」
她說這種情況下，沒有第二個選擇。
「你的判決結果是什麼？」
「無期。」
「無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輩子？」
「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從她和母親在法院門口分離之後，母女倆再也沒見過。她連去一趟監獄的錢都沒有。除了逮捕證上，她媽媽也沒有照片，她說想不來她媽什麼樣子。
我蹲在她面前說：「我見過你媽媽，你長得跟她很像。」
她尖細的小臉微微笑，眼睛略有一點斜，有點害羞又高興。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遞給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樣。俺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凍得，這個手凍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點回來，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時候能給我跟前送個靈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中不？」她們一老一小兩隻手都放在我手裡，搖著。
我蹲在那兒，無法作答。
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我突然有點害怕：「您別激動。」
語言未落，就看見她從小板凳上向後一仰。
眾人亂作一團，我下意識攔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內兜裡亂翻，摸出一個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裡。可是她已經完全無法吞嚥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經一點生命氣息都沒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著她僵直的身體，心想她已經死了。
天啊。
五分鐘之後，她緩過來，被扶進了屋裡。
她的孫女很冷靜：「我姥姥經常這樣的。」
「發作的時候你怎麼辦？」
「去找鄰居。」十三歲的小女孩說。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這樣的老老少少。寒冬臘月，連一塊燒的煤都沒有，沒有錢買。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著，孩子們連院門都不出，不願意見人。我們能做的，只是去監獄拍攝時，讓孩子去見媽媽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華的兒子，他十九歲，終日不回家，也不說自己吃睡在什麼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沒有外套，穿一個袖口脫線髒得看不出顏色的毛衣，坐在台階上，頭髮蓬亂，恍恍惚惚。
「你為什麼不回家？」我問。
「回家想俺媽，你讓俺媽回來吧。」
又是這句話。
我帶他們去了探視室。兩個孩子看見穿著囚服的媽，老遠就哭了，一邊走一邊像娃娃一樣仰著臉喊「媽，媽」。
女警過來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電話說。」
女兒說：「媽，媽，我們聽你話，你早點回來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內向，什麼事也不敢說，不敢做的。」
兒子把頭紮在胳膊裡，哭得抬不起頭，女兒對者電話喊：「媽，他說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著覺，他說俺出去找你去，他說去找你，他說他想你。」
媽媽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兒找媽媽啊？我知道媽媽需要你，你也需要媽媽。」
兒子把頭磕在玻璃上：「媽，你不要哭了。」
媽說：「不管咱再哭再難，咱要堅持下去，熬下去，聽見了沒？」
兒子說：「聽見了。」
旁邊的女警背過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婦女節，這些女犯中或許有人可以因為平時表現良好而得到減刑，那樣有生之年也許能夠看著孩子長大，小豆對我說，她熱愛這個節日，「但是，一年，為什麼只有一個三八節呢？」
我想瞭解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燒燬了跟死者有關的照片。從沒人跟孩子們談起父親，被母親殺死的父親。
我問孩子：「有想過他嗎？」
「有。」
「想念什麼呢？」
「他笑的時候……他給你一個微笑的時候，簡直就像把世界都給了你的那種感覺。」
她臉上的傷痕，是父親用三角鐵砸的，就在鼻樑和眼睛之間。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問他有沒有弟弟的照片。這個男人歎口氣，從門後邊拽出一把掃帚，舉起來，往中間那根粗房樑上一掃。飄下一張身份證，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遞給我，眼睛一濕：「看吧，八年啦，沒捨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這不是張兇惡的臉，這是一個看著甚至有點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問安華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會這樣總是喝酒，總是打人嗎？」
「不知道。」
「這個世界上有人鏈接他嗎？」
「唉，不知道他。」
「你覺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沒有其他能跟別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們幾乎都是村子裡最貧窮的人，幾乎都酗酒，喝的時候咒罵賺了錢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說：「這些人，只是農村的失敗者，城市裡沒有。」
二年我在湖南衛視時，主持過一個「年度新銳人物」的評選，「瘋狂英語」的創始人李陽當選，節目散後，他在大巴車給滿車人講笑話，內容不記得了，但車內大笑的活力和氣氛還記得。十一年後，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網上公開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體重九十公斤的李陽騎坐在妻子背上，揪著她的頭髮，在地上連續撞了十幾下，頭部、膝部、耳朵多處挫傷。
當天他們爭吵的很久，Kim是美國人，原來是「瘋狂英語」的美方總編輯，結婚後在北京帶著三個女兒，兩年來她的駕駛執照過期，教師執照作廢，母親在美國病了，要帶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陽全國各地演講，說他沒時間陪著她辦手續：「我一個月只回來一兩天，不可能辦好這些事情。她覺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這麼跑，冒生命危險，女人應該隱忍一點。」
「這個說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義了？」
他打斷我：「大男子主義也是這個文化給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義。」
吵了數小時後，他大喊「閉嘴」。Kim說：「我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讓我閉嘴。」李陽說：「我當時想我就不能讓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頭髮摁在地上時，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結了」，說如果再嚴重一點，「我可能會殺了她」。
「坦白地說，那一瞬間是人性的惡？」我對李陽說。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開了，瞇起來看向旁邊，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開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體訪問，老范把女子監獄調查的節目視頻發給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國有那麼多女人這樣活著，如果我沉默，將來也無法保護我女兒。」
片子裡我問過這些女犯：「你們在法庭陳述的時候，有沒有談到你們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個人都說：「沒有。」
沒有人問她們。
有女犯接受檢察官訊問的時候，想要說說「這十幾年的咋過的」，檢察官打斷她：「聽你拉家常呢？就說你殺人這一段！」
Kim被打後曾去報警，有位男性以勸慰的口氣說：「你指的，這兒不是美國。」她說：「我當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國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說：「是啊，你說得對，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陽曾經在一個電視綜藝節目上說過二女兒脾氣不好，因為「可能她媽媽懷孕的時候我打過她」，他做了一個抽耳光的動作，在場幾位嘉賓呵呵一笑過去了，鏡頭前一位女學生對他說：「你能影響這麼多人，在家庭裡犯這麼一點點錯，Kim老師也會原諒你。」
三十年前，「受虐婦女綜合症」在北美已經從社會心理學名詞成為一個法律概念，只要獲得專家鑒定就可以獲得輕判甚至無罪釋放，但這在中古還不被認同。在女監片子的開頭和結尾，老范用了同一組鏡頭，鏡頭搖過每個女犯，他們說自己的刑期：「無期，死緩，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經被執行了死刑。
Kim說：「我有錢，我可以回美國，這些女人呢？她們沒有路了。」
李陽說他對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標準」。
「不是愛嗎？」我問。
「真正的愛是帶來巨大的成功。」他公開在媒體上說不愛妻子，結婚是為了「中美教育的比較」，想把孩子作為英語「瘋狂寶寶」的標籤，是教育的實驗品，他說：「那才是普度眾生，一個小家庭能跟這個比麼？」
我問他：「你跟你父母之間有過親密的感覺嗎？」
「沒有，從來沒有，我還記得在西安工作的時候我爸爸說，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嚇死我了，跟他睡一個床上，我寧可去死。斷了，中間斷掉了。」
李陽四歲才從外婆身邊返回與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無法喊出「爸」、「媽」。傳統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對孩子嚴厲，他說小時候聽得最多的詞是「笨蛋」「豬」。他童年口吃，懦弱到連電話響都不敢接，少年時期在醫院接受治療時，儀器出了故障燙傷皮膚，他忍著痛不敢叫出聲來，一直到被人發現，臉上存疤至今，說：「自卑的一個極端就是自負，對吧？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是一個自卑情結很重的國家。所以自卑的極端是自負。」
長大成人時他想強制性地接觸這個自卑，以「瘋狂英語」的方式勒令自己當眾放聲朗讀，在後期，發展到讓學生向老師下跪，鼓動女生剃髮明志，率領數萬名學生高喊「學好英語，佔領世界」、「學好英語，打倒美帝國主義」。
我說這已經不只是學習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強硬的價值觀。」
他說：「強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會往強硬方面走，因為我受夠了懦弱。」Kim說，在每次機場登機的時候，李陽一定要等到機場廣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後一遍才登機，這樣「飛機上的人會知道他的存在」。
我問過安華：「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時候，你覺得他是什麼感覺？」以為她會說，是宣洩的滿足。
結果她說：「他總是有點絕望的感覺。」
小豆說：「有一次看電視突然就問，你愛我嗎？我說什麼叫愛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對你『啪』一巴掌，你說，愛我不愛？我不知道什麼叫愛。」
有時候，打完之後，他們也會摸摸這兒，看看那兒，問「疼嗎」，就是這一點後悔之色，讓女人能夠幾十年吮吸著一點期望活下來。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華說：「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憐的。」
「你覺得他自己想擺脫嗎？」
「當然想擺脫，因為他說過，我也不希望這個事發生。他說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幹嘛非傷害別人啊。」她說，「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離開他又離不開他。」
我問過Kim：「李陽的生活中，他跟誰親近？」
Kim怔了一下，說：「最親近的嗎？不認識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學生特別愛他，兩個小時後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沒時間犯錯誤。」
李陽說每天早晨，起床後的半個小時「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覺得工作沒有意義，活著沒有意義」。他給Kim發過短信，「我揪你頭髮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白髮，就跟我的白髮一樣。」他說內心深處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對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責我，我才真的恐懼，恐懼積累了，就會以暴力的方式爆發。」
打過妻子後，他沒有回去安慰，卻主動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帶了禮品，表示關心。我問：「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心理補償嗎？」
他想了一下，說：「……是吧，是。」
「那你認為你現在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嗎？」
他眼睛又再瞇縫起來，避開直視，忽然有點口吃起來：「我肯定需要幫助。此時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幫助，如……如……如何有效地去解決抑鬱症的幫助。」
我們採訪前，Kim剛把三歲的小女兒哄睡著，這個孩子在父親毆打母親時，掙扎著往外拉父親的手，被甩開，之後一直做噩夢，哭著說：「媽媽對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攔住）呢。」Kim頭搖得說不下去，想把哭聲抿住，脖子上的筋脈全部凸起。她摟著女兒，對她說：「可以狠爸爸錯誤的行為，不要恨爸爸這個人。」
在女監的那期節目裡，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滿地的院子裡，父親死去，母親在獄中，安華的女兒小梅說：「一個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溫柔。」
「你覺得你爸爸有嗎？」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頓地說：「有，只是還沒有被他自己發現而已。」
我看到院裡廚房的水泥牆上用紅色粉筆寫著幾個字，「讓愛天天住我家」。是她寫的，這是前一年春節聯歡晚會時一家人唱的歌。十四歲的小梅喜歡這歌，她輕唱：「讓愛天天住我家，讓愛天天住你家，擁有……擁有……擁……」她張著嘴，發不出聲音，眼淚一大顆一大顆砸在褲子上。
這些孩子會長大，他們會有自己的家庭——那會是什麼樣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歲，她說：「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們只有暴力。」
他的哥哥從探視室離開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後喊「哥，哥」。
他頭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麼人在一起，睡在哪裡，吃什麼。那晚，他和母親一起用繩子把父親捆起來的，刀砍下去的時候他在現場。
他將來會發生什麼？不知道。
我們緊接著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調查。
沒有完，完不了。
我和編導小仲去了登封。十幾個少年組成的盜竊團伙，領頭的十五歲，最小的十歲，都輟學，是王朔小說裡打起架來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們打架，有時是仇，有時是為了掙錢，有時只是娛樂。除了刀，他們還用鐵鏈，用自製的佈滿鋼針的狼牙棒——因為那樣傷人的時候血流出來的「效果」更好。
我問打架最恨的那個：「你不怕死？」
「不怕。」他頭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連生死的概念都沒有，所以也不會有悲憫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親。離異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從沒想過兒子在哪兒。他是個司機，開輛麵包車，車廂裡污穢不堪，擋風玻璃上濺滿了鳥屎，座位邊上滿是滾倒的翠綠啤酒瓶和空煙盒，收音機的地方是一個洞，底下是一個煙灰托，裡面的黑灰已經長時間沒倒了，載滿了不帶過濾嘴的皺巴巴的黃煙頭。
他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對著瓶口喝啤酒，笑起來一口黑黃的牙：「等他回來，我捆起來打一頓就好了。」
他們去找那個十歲的男孩。到了村裡，推開那扇門，我對帶路的村支書說：「走錯了吧？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臘月的，院子裡都是碎瓦和雜草，房子裡的梁塌了半邊，除了一個已經被劈開一般的衣櫃，一件傢俱都沒有。
「應該就是這兒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們轉身往出走的時候，從門扇背後坐起一個人：「誰呀？」
小男孩就睡在門背後，靠門板和牆夾出一個角來避寒，腳邊是一隻破鐵鍋，下面墊著石頭，鍋底下是燒剩下的草，連木頭都沒有，他劈不動。
他父親已經去世兩年。
「怎麼不讀書呢？」
村長說：「學校怎麼管他呀？咱農村又沒有孤兒院。」
民政一個月給三十塊，他笑了一下，「買方便面他也不夠吃。」
「村裡不管嗎？」
「怎麼管，誰還能天天管？」村長指著鍋，「這都是偷來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來，點著，滿屋子騰一下都是煙，他低著頭，一句話不說，把手伸在那口鍋上，靠那點火氣取暖。
村長歎口氣，說：「你們中央電視台厲害，我看那上頭老有捐錢的，看能不能呼籲一下，給他捐點錢，啥問題都解決了。」
警察告訴我，他們想過送這些孩子回學校，但學校沒有能力管他們，更不願意他們「把別的孩子帶壞」。
他們流浪到城市，從撿垃圾的地方，從火車站……聚集起來，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滾雪球一樣多起來。乾脆不要床，偷了幾張席夢思墊子，橫七豎八在上面排著睡。生活的東西都是偷來的，那種偷簡直是狂歡式的，在那個城市裡，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製造了兩百多起盜竊案。十歲的那個，負責翻牆進去打開門，他們把床上的大被單扯下來，把家電裹起來，拿根棍子大搖大擺抬著出門，然後打車離開。
他們每個人有十幾個手機，大家最恨的那個男孩說：「用來砸核桃。」
「我們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們在家裡看武打和破案片，「學功夫」，說整個城市裡最安全的就是他們住的這個小區：「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他們把偷當娛樂，剛偷過的人家，一天後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個得不到愛、得不到教育的人，對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責任感。
案子破了，他們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紀，全放了。
那個喝酒的父親答應我去見見孩子，見到後倒沒動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兒子——離他上次見，過了幾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兒子是半個成人了，上下打量一會兒，忽然把兒子攬到一邊，避開我，摟著兒子肩膀說了幾句，又打了一個電話，他們父子很滿意地對視笑一下，轉身對我說：「記者，走啦，去辦點事兒。」
那笑容讓我心裡一沉。
領頭的那個孩子，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撿來的，養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後，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兒了。
「能不能找點他小時候的東西我們看一下？」我問他的養母。
「都扔了。」她說得很輕鬆。
我聽著這句話，一下子理解了「拋棄」這個詞。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我只是一個記者，採訪結束就要離開。
那個父親雙亡的十歲孩子，最後一次偷竊，他分了一千多塊，回來後都給了小時候養過他的老人。採訪完我們留了些錢給村裡人照顧他，走了幾步，我回身把這孩子叫到門後，給了他一百塊錢。
「你知道阿姨為什麼給你錢？」我輕聲問。
「知道。」他低著頭，「因為我可憐。」
「不是，這是你勞動所得，你今天幫我們拿了很多次帶子，很辛苦，所以這是你自己掙的。我要謝謝你。」
他抬起頭，羞澀地笑了一下。
他們租過的那個房子，收拾得還算乾淨。和所有十三四歲的孩子一樣，牆上貼著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著整整齊齊的十幾個牙缸，他們每天早上排好隊去刷牙……他們把這個房子叫「家」。
二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師，她告訴我採訪過的女犯的消息，安華在各方幫助下，已經減刑出獄，再嫁了人。小豆在監獄裡精神失常。
二一年，中國法學會再次公佈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建議建立家庭暴力庇護場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簽發保護令，這只是一個建議稿，至今仍只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預備立法項目。
在「兩會」上，我曾去找過關心此事的代表委員，擔任警察職務的男代表說，現在刑法裡已經有人身傷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對女性造成人身傷害，那就按現有的法條來判，為什麼要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說：「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傷害那樣處理。」
現場有些爭起來了：「你們這麼說，只因為你們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關心女人，是人應該關心人。」這位女代表說。
李陽最終沒有去做心理治療，也沒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時間用來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準備成為「反家暴大使」。
兩個月後，Kim申請與他離婚。
他曾經對Kim解釋說：「這是中國的文化。」
Kim說：「這不是中國的文化，人是一樣的。我覺得中國人，美國人，所有人，我們的相似之處遠多過不同，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都需要快樂的家庭，我們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夢想真的是讓中國更好、更國際化，我希望他能從自己做起。」
去採訪Kim前，我做完採訪提綱，合上筆記本，按習慣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談時還需要注意什麼。
奇怪的是，那一小會兒閉上眼的沉浸裡，我想起的卻是自己早已經忘了的事，中學時有天中午上學路上，那個小混混喝了酒，從身後把我撲倒了，磕在街邊的路沿上，我爬不起來，被一個爛醉的人壓著，是死一樣的份量。旁邊的人嬉笑著把他拉扯起來，我起來邊哭邊走，都沒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這件事，最難受的不是頭上和胳膊上的擦傷，也不是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覺——厄運中的人多有一種對自己的怨憎，任務是自我的某種殘破才招致了某種命運。
我帶了一束花給Kim。
她接過報紙包的百合花，有點意外，找了一會兒才找出一隻瓶子插上，又拿出幾個大本子給我看，裡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陽與她合作錄的英語磁帶，寫的工作便條，還有一頁，夾著某年結婚紀念日她提醒李陽買的玫瑰花——雖然是秘書買來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葉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壓平保存著，旁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記得，我當時為什麼要這個男人。」
這些早就乾枯失血的花瓣給我一個刺激，人是一樣的，對幸福的願望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樣，只是她生在這兒，這麼活著，我來到那兒，那麼活著，都是偶然。
萬物流變，千百萬年，誰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當中，採訪是什麼？採訪是生命間的往來，認識自己越深，認識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監獄那期節目的年底，評論部讓每人寫一句話印在內部刊物上，代表這一年裡自己對工作的認識。我沒思量，有一句話浮上心頭，以前我會顧忌別人怎麼看，會不會太文藝腔，但這次我徑直寫了下來：「他人經受的，我必經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