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尚屬青年業餘作者走進陝西作協深宅大院的時候，韋昕已經是這個院裡資深的工作人員了，做著行政管理工作，也做過雜誌的文字編輯，後來又做黨政領導。我調來作協的二十多年裡，和韋昕進進出出同一個大門居同一幢住宅樓，抬頭見臉低頭見腳，當屬熟悉不過的人了。無論他做行政做編輯及至做領導，幾十年裡都在工作之餘勤奮地寫著小說和散文，說他是作家協會這樣的專業文學團體裡的業餘作家，不是幽默而是恰切。直到他工作到年齡額限從領導崗位退到二線，創作很自然地調換到主業位置，一篇篇小說連續不斷創作、發表、出版，尤以唐代歷史題材的小說引起了廣泛好評，其老到的藝術功力贏得作家和評論家的欽佩和敬重。有朋友甚至和我表示惋惜，如果韋昕從早年間就有以創作作為主業的條件，真不可估量現在會有怎樣卓越的文學建樹。儘管人的生活歷程生命軌跡容不得“如果”，然而韋昕仍然能保持今天甚為旺盛的創作狀態，足以告慰神聖著的文學情懷了。
我讀《繩套難解也得解》，首先感到一種毫不置疑的真實。既是藝術的真實，更是生活的真實。我之所以強調後者珍視後者，是有感於某些作品在藝術的名義下對生活所採取的隨心所欲的姿態，把對生活的虛擬和虛假，振振有詞地淹沒或張揚在所謂藝術的天花亂墜裡。我對《繩》的真實性的敏感，完全是文本閱讀過程中不斷引發的感動和感慨，這樣兼備著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樸實文字，似乎好久都尋覓不到了。
《繩》寫的是韋昕“文革”中下放陝南山區農村的生活體驗。這部作品的生活背景，直面的是“文革”過程裡最慘烈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進行的時候。除了最後一章沒有具體情節故事算做尾聲，前四章寫了發生在風雪公社何家梁大隊的四個案件，趙臭臭辱罵領袖案件，柱子偷公糧案件，順順子的偷情殺人案，賈進洲政治誣陷案。韋昕寫了這四個案件發生和破案的複雜而又曲折的過程，準確地再現了處於“文革”非常時期的鄉村社會的特殊氛圍特殊秩序，無序的社會結構裡的秩序。趙臭臭被人揭發辱罵過一句領袖畫像，被當做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賈進洲為洩私仇，潛入會計家裡用針刺扎領袖畫像的眼睛後再去報案，企圖以當時最嚴厲懲治打擊的反革命罪致會計於死地。這兩樁案件，只會發生在“文革”時期。或者反過來說，這兩樁令今天的人們覺得荒唐、滑稽到不可思議的事件的發生，正是非正常的“文革”時期特殊的社會現象。這兩樁被看做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在政權機關的判斷自不必說，在更廣泛的群眾思想意識裡的普遍性判斷，恰切地透視出整個社會的生活氛圍，即使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心理結構心理秩序也錯亂了，正是無序的社會秩序的典型體現。即使柱子偷公糧和順順子偷情殺人，這些本屬於刑事性質的案件，在發生和處理的過程中，也瀰漫著“文革”時期特有的社會氣氛。韋昕選擇的這四個故事，展示出最偏僻最貧窮的山區鄉村“文革”時期的生活圖景，給我以不容置疑的真實。
這四個案件的破案過程，沒有公檢法參與，全部是公社（即現在的鄉鎮）和大隊（即現今的村委會）的幹部完成的，嘲笑那時的法制的合理性已無實際意義，我們當時的社會現象就是那樣，況且業已揭過這一頁了。我甚為感佩的是，韋昕既是典型地又是生活化地寫出了那種社會形態下基層幹部處事的方式，生動裡的真實，真實裡的生動。生活細節的真實，有各個人物舉止行為的個性特點，也有語言行為的獨特性，這裡往往可以鑒別從生活體驗而得，還是隨心所欲以概念和印象編出種種莫名其妙的舉止行為和話語，一部作品的基礎和底蘊也就截然分明了。然而，還有更緊要的一點，即不同時代的人的思維方式思維特點，更是從內質裡決定著一個特定時代的人物的真實性。尤其在我們改革開放前和之後截然不同的思維理念所形成的社會生活景象，僅僅不足30年，卻讓人有恍若隔世之感。石主任雷社長和“我”，他們都呈現著上世紀70年代初的思維理念，遵循當時的政治思想和判斷是非的標準。他們沒有一個能跳出荒謬而獨逞高明，而是遵循時代共有的理念進行著自己的思維和判斷，真實準確地展示著那個時代的生活運動的形態。
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在這幾位基層幹部身上，都隱隱體現著一種人性的溫情。無論主事的石主任，無論旁落的雷社長，還有改造鍛煉的下鄉幹部“我”，在調查這幾宗案件時，沒有動輒棍棒相加，而是想方設法破開謎團，及至處理犯案人時，顯示出在那個非正常年代的一種人性之善和美。對偷了一袋包谷的二隊隊長柱子，石、雷決定不向上級報案，是被柱子偷盜的因由所感動，為了討媳婦。這兩個公社負責幹部尚未在極“左”路線極“左”政策裡一味迎合而泯滅良知，作品表述得恰到好處。如果說一袋包谷只算刑事案件，不予聲張地化解了，保護了一個貧窮到娶不起媳婦的鄉民，還好辦些；而對於一個以污蔑栽贓企圖致人於死地的人，這個人既狠毒也很愚蠢，他用針刺紮了有私怨者家中的領袖像的眼睛。這在“文革”時代是十惡不赦的頭等重罪。這種利令智昏的行為，終究真相大白，落得性命難保。即使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石主任和雷社長鑒於賈進洲終歸是個農民，很想寬大處理……”我是經歷過這段難忘的生活過程的人，“文革”大運動中不斷掀起嚴厲打擊某個社會目標的“專題”運動，諸如“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無論城市或鄉村，都被愈繃愈緊的所謂“階級鬥爭這根弦”陷入持久的災難，即使一個大字不識的農夫農婦，也都知道什麼話不敢說，說了就有掉腦袋的危險。而包庇這類重點打擊的頭等要犯的人也脫不得身，何況作為一個公社的領導者石主任雷社長這些幹部。他們在這種莫須有的“階級鬥爭論”釀成的恐怖氣氛裡，能為被害者減一分刑責，哪怕有一句同情的話，都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也更是彌足珍貴的，也顯示著在人為的恐怖下的人性還存活著。韋昕創造的這兩位基層幹部形象的不同凡響的意義，在於一種特定歷史過程——“文革”中鄉村的真實形態。
這種真實還體現在鄉村生活場景的寫作中，公社和大隊幹部的辦公設施和擺設，各種鄉民家庭的農家氣象，都有獨到的卻也準確的觀察和文字描繪，不著意誇大更不渲染，平實裡逼真的藝術效果就出來了。各種性格的鄉村男女，也不故意誇張其行為舉止上怪僻的習性，而是頗為敏銳地抓住其某時某地對某件事的微妙表現，一個眼神一種臉色，一句直截的表述或含糊其辭或環顧左右而言他，都呈現著各種位置各種利害裡的角色的分寸和色彩，你可以看到那些雖然貧窮的鄉民的語言智慧和極富心計的思維，較之那些隨意把農民寫得如自己一樣傻的作品可靠可信得遠了。
無論寫人無論狀物無論做事，韋昕都用一種平實的語言。說平實容易產生缺乏色彩的誤解。恰恰相反，韋昕語言裡的睿智和透亮隨處可見，都是在平靜的敘述和描寫中蘊涵著，不做故意強調，有大智若愚和大象無形的氣象。我所特別欣賞的作品的真實感，除了前述的因素外，也得益於他的語言。一種純淨平實的語言，決定著作品整體敘述風格的完美，也是造成作品藝術真實的至關重要的策略。
韋昕已年過70，雖然有點耳背，交談需得提高嗓門，卻依然健朗，尤其是藝術思維，似乎更趨活躍和敏銳，充滿如此令人驚羨的創作活力，真是活到一種純作家的人生境界了。
2006.12.13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