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鑫龍這樣說當然是氣話，但也不是無中生有。當初他那樣做的時候，確實受到質疑。有人說他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搞資本主義，還有人說他公私不分，甚至有一陣子還被當作經濟領域犯罪審查，黃鑫龍本人也差點被抓進去。好在查來查去，他本人沒有任何貪污受賄行為，加上後來大趨勢變了，鄧小平公開表示不要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上糾纏，黃鑫龍才涉險過關。
到1988年，深圳正式試行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時候，黃鑫龍的"深圳新天地進出口公司"已經發展成為深圳貿易額最大的進出口公司。
1988年，國家正式推行股份制，以深圳做試點。但是，試驗差點失敗。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為了公司上市，請客送禮給顧問費咨詢費在所不惜，可以說是不惜一切代價，但當時的情況相反，當時是政府積極動員企業參與股份制改造，但企業並不積極。當然，當時也有條件限制，必須是國營企業，那時候還沒有相關的法律，只有暫行規定，《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中就明確規定是"國營企業"，而國營企業的領導當時都是標準的國家幹部，而且還是領導幹部，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政府各級領導職位當中找到自己相應的"級別"，事實上，他們中的有些人也確實在企業領導或地方黨政領導之間來回的調動，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並不熱心去改變現狀，吃飽了撐得去改變現有國營企業的性質。因此，文件下發之後，整個深圳沒有一家正宗的國營企業按程序要求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如此，這項爭論了幾年最終可以正式開展的重大改革舉措就幾乎進行不下去了。而且一旦在深圳推行不下去，就不能在全國推廣，那麼，今天的中國和中國經濟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呢？當然，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國家肯定有辦法讓試點工作進行下去。為了保證進行下去，政府有關部門專門從香港和北京請來專家，給國營企業的老總們上課，洗腦筋。第一批是請深圳特區發展公司和深圳物資總公司這樣正宗的國營企業老總們去聽，結果，人是去了，課也聽了，但沒效果。第二批只好擴大，擴大到新天地進出口這樣掛著國營招牌但實際上國家並沒有往裡面投資的名義上的國營企業老總去聽課，於是，也就把黃鑫龍也擴大進來了。
說實話，黃鑫龍一開始並沒有當回事，也根本就沒有聽懂，但是，這些年做企業，黃鑫龍知道自己基礎差，所以比較愛學習，特別注意學習有關改革和企業發展方面的一些新名詞新知識和新政策，因此，那天他就特別注意聽，聽不懂的地方還專門做了記號，準備有機會的時候向別人討教。這樣，聽著聽著，黃鑫龍就聽明白了。明白一旦實行股份制改造，他這個企業就更加獨立了，他自己作為企業老闆的地位也就更加鞏固了。在此之前，他雖然也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是企業的一把手，但企業的性質是國家的，他必須時時事事看主管部門領導的臉色行事，否則，惹得上面不高興，主管部門只要一個任命，就可以另外派一個一把手來。給領導的親戚安排個工作或拉個贊助已經不算什麼事情了，就是調用企業資金甚至是外匯這樣的事情，往往也就是一個電話，連解釋的時間都不給，就把電話撂了，黃鑫龍明明心裡一肚子氣，還必須照辦。所以，他這個老闆其實當得並不踏實，沒有安全感，甚至有些窩囊，有時候，黃鑫龍甚至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作為企業的老闆，本能地最求利潤最大化，最求企業規模的發展，而另一方面，發現這種發展對他個人並沒有好處，甚至越發展他越感到自己不安全，因此，他也一直希望能有機會改變現狀。但怎樣改變？能不能改變？他並不知道。現在，通過本次政府組織的學習，他知道，完成改造之後，按照《暫行規定》，企業的最高權力歸股東大會，企業沒有"上級"了，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組織和個人可以隨便任免他了，或者說，他不需要看別人的臉色行事了，他自己的個人權利也可以通過內部職工持股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兌現和保障。
黃鑫龍決定幹。
當他把申請提交到體制改革辦公室的時候，工作人員欣喜若狂，主動推薦專家幫他們準備文件和進行資產核定。可是，正當工作進展順利之際，主管部門領導又節外生枝，給他們出難題，要求黃鑫龍不但把特區之內原供銷系統的全體職工包括進去，而且還要把原糧食系統的職工也包括進去。對於前者，黃鑫龍還好接受，可把糧食系統的職工包括進來就實在沒有道理了。
黃鑫龍不接受，主管部門領導施加壓力，不接受他就不簽字。
這時候，最著急的還不是黃鑫龍，而是特區體制改革辦公室。如果雙方堅持不下，那麼，他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個試點單位又要泡湯了。為了不讓試點泡湯，體改辦兩面做工作。他們在主管部門那邊是怎麼做工作的黃鑫龍並不清楚，在黃鑫龍怎麼做工作的他清楚。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補償。補償方式是：原糧食系統的一切資產全部劃給新天地公司，包括好幾個糧站和糧食倉庫。做工作的人對黃鑫龍說：不要小瞧這幾個破糧站和破倉庫，它們不是掛在天上的，而是立在地上的，盡佔著好地方呢。果然，這些糧站和倉庫所佔的地方為後來黃鑫龍進軍房地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因為有這些地皮，他甚至都想不起來做房地產。不過，黃鑫龍本人卻不這麼說，他說這就叫善有善報。
黃鑫龍說，當初他接受糧食系統爛攤子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那幾個糧站和倉庫能有那麼大的用途，而只是出於同情。
這裡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黃鑫龍出差到上海，差點餓肚子。原來，當時深圳這邊已經取消糧油計劃供應了，而上海沒有，所以，黃鑫龍出差去的時候就只帶了人民幣而沒有帶糧票。事實上，當時深圳人也沒有糧票。都取消糧油計劃供應了，哪裡還有糧票？頭兩天是對方吃請，問題還沒有暴露，最後一天，黃鑫龍想自由活動一下，就主動與對方告辭了，並要求對方不要陪了，他想辦點私事，結果，當天晚上就沒有飯吃。因為他身上只有錢，沒有糧票，而上海的飯店當時還全部是國營飯店，上海人也喜歡認死理，沒有糧票，再多的錢也不賣飯給他。他跑到商店，想湊合著買兩個麵包填肚子，結果商店也堅持原則，沒有糧票連麵包也不賣給他。最後，他沒有辦法，也實在不好意思為這點小事情回頭給客戶單位打電話求救，只好買了一隻三黃雞對付過去。這件事情給黃鑫龍影響非常深，他甚至能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想到既然糧票都取消了，糧食的計劃供應取消了，那麼，原來糧食系統的職工靠什麼生存呢？他們不是比我們供銷系統的職工更艱難嗎？黃鑫龍因此動了同情心，最後同意接受原糧食系統的整個爛攤子。
全盤接受糧食系統的另外一個好處是給公司帶來一個好名字。公司實行股份制改造的時候，必須重新起名字，比如"新天地進出口公司"就應該重新註冊為"新天地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但因為額外接受一個糧食系統進來，光用"進出口"名字就不全面了，因為隨糧食系統一起並進來的那些糧站和倉庫顯然與進出口沒有關係。另外，體改辦的同志一再強調，不能搞歧視，如果新的股份有限公司當中只包含進出口而不包含糧食，那不意味著厚此薄彼嘛。所以，必須要重新起一個名字。最先考慮的方案是合二為一，乾脆叫"新天地進出口糧食股份有限公司"，但怎麼看怎麼彆扭，怎麼聽都覺得不合情理。又想到把位置調整一下，叫"新天地糧食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意思雖然通了，但更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從名字看，別人還以為該公司專門做糧食進出口業務的呢，這不是明擺著要限制公司將來的發展空間嘛。不行，更加不行。最後，還是體改辦的同志建議，叫實業公司，因為"實業"包羅萬象，符合股份公司將來走集團化多元化的廣闊發展道路。黃鑫龍也覺得不錯，他從小就從電影和小說中聽說過"實業救國"，但當初不懂是什麼意思，現在懂了，自然同意體改辦同志的意見，而且，他認為這個名字比原來單純的進出口更好。在黃鑫龍的觀念中，做企業當然大比小好，多比少好，既然體改辦的同志主動提到了集團化和多元化，那麼還不如現在就把"集團"兩個字也包括進來，況且，這樣做也比較符合實際，不是已經包括供銷和糧食兩個系統了嘛，叫"集團"也是實事求是。如此，最後的名稱定為"新天地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深圳掛牌上市，黃鑫龍成為中國最早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後來，由於天時地利錢多，募集來的資金不用利息也不用還本，多得花不完，公司實現超常規發展，集團下面立刻派生出五花八門的公司甚至總公司，這些公司或總公司的一把手也都叫董事長，跟黃鑫龍沒有區別，他的助理李惟誠建議，集團設立董事局，黃鑫龍叫董事局主席。並且說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是這麼搞的。
李惟誠是當年公司搞股份制改造的時候由特區體改辦推薦來的指導專家，新天地實業成功上市之後，其他專家回北京了，或被別的公司請去繼續當指導了，而李惟誠卻被黃鑫龍盛情挽留下來了，留下來給他當助理，其實是專門處理與股份制有關的事情。
黃鑫龍這樣做是有遠見的。既然公司上市了，那麼就必須有一個這方面的專家，否則，別說實際運做了，就是回答股民或記者的問題也吃不準。後來的實踐進一步證明，黃鑫龍留下李惟誠是英明正確的，套用一句領袖的話，公司成功上市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還有很多路要走，沒有一個懂行的怎麼行。比如增發，比如在大陸A股上市之後再在香港發行B股，還比如後來的收購兼併資產重組等等，哪一項都不是黃鑫龍或肖仲明這樣的人能幹得了的。因此，黃鑫龍非常信任李惟誠，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尊重李惟誠的意見。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既然李惟誠建議設立集團董事局，黃鑫龍由集團董事長改稱董事局主席，黃鑫龍也就欣然接受，成了"主席"，這才有了後來吳曉春稱黃鑫龍"主席"的事件發生。
李惟誠雖然建議黃鑫龍成為主席了，但他自己卻從來沒有這麼叫過。主要是習慣。李惟誠作為股份制改造的專家剛來公司的時候，稱黃鑫龍為"黃總"，公司成功上市之後，他自己留下來當黃鑫龍的助理，發覺大家都叫黃鑫龍老闆，只有他一個人叫"黃總"，似有不夠尊敬之嫌，於是入鄉隨俗，也跟著大家一起叫黃鑫龍老闆。時間一長，習慣成自然，要突然改口叫主席還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繼續叫老闆。好在老闆和主席是一個意思，至少在新天地集團內部，不會有人發生誤解，因為新天地集團只有一個老闆，這個老闆不是別人，就是黃鑫龍。可吳曉春沒有這個習慣，他是新近加盟新天地集團的，所以他可以上來就叫黃鑫龍"主席"。
吳曉春雖然沒有習慣，可他也不是聾子，當然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叫黃鑫龍老闆，按常理，他也應該入鄉隨俗，隨大家一起叫老闆，但是，他沒有隨大溜，而是逮著機會標新立異地叫黃鑫龍"主席"。
吳曉春這樣做是有考慮的。
吳曉春跟李惟誠是同齡人，而且經歷相似。他們都是文革接近尾期的時候中學畢業，搭末班車上山下鄉，不久趕上粉碎"四人幫"，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參加首次高考離開廣闊天地。可是，他們倆現在在公司的地位卻相差懸殊。此時的李惟誠除了是黃鑫龍的助理外，還是集團董事，集團發展委主任，而吳曉春雖然學歷更高，大學畢業後，在1980年代考上了中科院系統的研究生，獲得了理學碩士學位，但由於下海晚，進入新天地集團的時間更晚，所以，目前只是在李惟誠手下擔任一個小經理。之所以說"小"，是因為發展委在集團公司的地位高，李惟誠的手下幾乎人人都是經理，就好比黨政大機關一般工作人員也是正科級一樣，集團發展委下面的人也都是"經理級"，而且也都有名頭，比如調研部經理、開發部經理、項目部經理、資本運營部經理等等，具體到吳曉春這裡，正式的頭銜是投資部經理。但是，他們這些所謂的經理下面並沒有兵，其實就是他一個人，說"經理"顯然名不副實，加上"小"才貼切。因此，吳曉春就不甘心，就比較著急，就不得不只爭朝夕。
一開始，吳曉春的目標是李惟誠。覺得自己與李惟誠是同一時代人，年齡一樣，經歷也差不多，比較容易相互理解與溝通，只要關係處理得不錯，應該可以得到他的賞識和提攜。比如提拔為發展委副主任或主任助理。為此，吳曉春也做過不少努力，包括把自己在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工作期間保存的野生藏紅花送給李惟誠的夫人等等。可是，沒有效果。不知道是此時集團公司的高學歷人才實在太多的緣故，還是李惟誠對這個蠢蠢欲動的同齡人抱有一絲戒心，總之，吳曉春越是表現，李惟誠越是對他熟視無睹，吳曉春越是想當副主任，越是感覺離這個位置越來越遠。最後，吳曉春終於相信，正因為是同齡人，正因為有著類似的經歷，正因為自己的學歷比李惟誠高，所以才更不會得到他的提攜，不打擊壓制就算不錯的了。
有那麼一段時間，李惟誠非常失望，甚至絕望，他發覺自己根本就是走錯了道路，而且一步走錯步步錯。第一步錯在當年不該為考上研究生而報考相對冷門的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冷門自然有冷門的道理，相對容易錄取也自然有相對容易錄取的道理，結果，學歷是有了，卻耽誤了這麼多年時間。第二步錯是既然已經走上科研這條道路，就不該受外面世界的誘惑而下海，堅持到底，熬成學術帶頭人，也不一定比現在差。第三錯是既然已經下海了，就應該爭取當老闆而不要想著在大公司混一個閒差，如果從將來自己當老闆的角度考慮，那麼還不如在關外的小企業好好當總經理，不必費那麼大勁跳槽到上市公司來。如果不來新天地集團，繼續當關外那家私人企業的所謂的總經理，雖然也是給老闆打工的，但在一個幾百人的企業裡，自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哪個也不敢小瞧他，不像現在，老闆就不用說了，連個和自己一般大的同樣也是給老闆打工的發展委主任都攀不上，自己這不是自尋其辱嗎？
吳曉春想到了再次跳槽，這次不是從關外往關內跳，也不是從小企業往大公司跳，而是相反，是從關內往關外跳，從上市公司往私人企業跳。他已經想好了，這次再到私人企業干，不要求當總經理，只要求當分管銷售的副總，只要掌握了企業的銷售渠道，就等於掌握了客戶資源，這樣，也就抓住了老闆的命脈，老闆對自己好，就繼續為他賣命，老闆對自己不好，對不起，找準機會自己在外面重新開一個工廠，專門挖老闆的牆角，不出幾年，自己也成為一個老闆了。
這也不是吳曉春的妄想，而是確有先例的。當初他在關外那家私人工廠當總經理的時候，手下一個管銷售的副總就是這麼做的，而且現在已經成功了。吳曉春相信自己的智商和能力都不在當年那個銷售副總之下，副總能做到的，他吳曉春也一定能夠做到。
這麼想著，吳曉春振奮一些，信手撥了那個副總的手機。
副總姓孫，叫孫凱，吳曉春這時候一半調侃一半討好地稱對方"孫老闆"，搞得孫凱半天沒有想起來吳曉春是誰。吳曉春有些掃興，差點把電話撂了。想了想，還是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吳曉春。
"哎呀，是吳總呀，您好您好！"孫凱連忙抱歉，矯枉過正地說了不少客氣話，最後，不知道是表示歉意還誠心敘舊，熱情地提出請吳曉春吃飯。
吃飯不吃飯無所謂，但吳曉春確實想見一下他。
"行，我請你吧。"吳曉春說。
"不不不，我請你，我請你！"孫凱說。
吳曉春又略微想了一下，說："行。你當老闆了，是該請客。"
說著，兩個人就約好了時間地點，見面吃飯。
吃飯少不了喝酒，喝酒少不了說話，喝著說著，吳曉春把自己的苦惱說了，並表現出對孫凱的羨慕。
"這你就錯了，"孫凱說，"其實我還羨慕你呢。"
吳曉春疑惑，看著孫凱，不確定孫凱是開玩笑還是說真話。你一個老闆，反而羨慕起我一個打工的？
孫凱說，當小老闆不如在大公司當白領，並列舉了他現在遭遇的各種麻煩。比如現在產品更新換代快，他天天感到跟不上，精神高度緊張，自己搞研發沒有實力，而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又不是長久之計；還比如產品不能按時生產出來急得要死，生產出來賣不掉更急，賣出去了收不回資金還是急，總之，一天到晚都是急，長此以往，不被急死也得急出病來；再比如工廠剛剛有一點起色，工商稅務紅道黑道不知道從哪裡冒出那麼出來找麻煩，黑道就不說了，就說紅道，昨天轄區民警還捎來話，說快年終了，出來一起坐坐，"坐坐"是什麼意思？轄區治安那麼差，工廠的保衛工作單靠人已經不行了，還必須依靠狗，不得不養了兩條大狼狗，才能保障工廠不被偷盜，他一個片區警察怎麼就那麼清閒，有時間"坐坐"？就算有空，你一個民警沒事找轄區企業的老闆出來"坐坐"幹什麼？另外，前天勞動監管大隊來查工廠為工人辦社保的事情，理由冠冕堂皇，振振有辭，可工廠剛剛開張，我當老闆的自己都還沒有辦社保呢，怎麼可能為工人辦社保？最後，解決問題的方法千篇一律，罰款，感覺他們來查的目的本來就不是保障工人的權利，而是專門收罰款的；還有，孫凱接著說，前天晚上下夜班，路上一輛泥頭車把一名女工軋死，雖然事情發生在工廠之外，並不是工廠的責任，但工廠也不能完全不管呀，要管，一花精力二花錢。再比如……
孫凱還沒有說完，吳曉春就趕快擺手，不讓他說了，就這他聽了頭都大，再說還不把腦袋給漲破了？吳曉春想，看來這老闆也不是好當的，
兩個人繼續喝酒，吳曉春突然同情起孫凱來，竟然打算他買這個單了。
孫凱這時候也喝了不少，說話的慾望比較強，既然已經打開了話匣子，不說完難受，所以要繼續說。
孫凱說，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了，你一個大知識分子，就是想當老闆，也要當知識經濟類型的老闆，千萬不要像我這樣當小工廠的小老闆。
吳曉春微微點點頭，承認孫凱說有道理，自己或許確實不是當一個小工廠老闆的料，但轉念一想，既然一個小工廠的小老闆都當不了，上哪能當知識經濟類型的大老闆呢？
孫凱給他舉例，說他認識一個老闆，以前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屬工廠的主管，現在出來自己做了，專門生產為原來那家工廠配套的電子產品，銷路不成問題，生意當然好做。
吳曉春聽了有些啟發，但沒有啟發透，因為他現在說起來是新天地集團發展委的投資經理，聽起來確實蠻嚇人，其實就是一個具體辦事的，主要工作是寫各種各樣看上去很有價值的投資報告，或在別人的投資報告上寫意見，並沒有實際管理一家工廠，一點實權沒有，所以，孫凱說的機會對他不存在。
"機會要自己爭取，"孫凱最後說，"關鍵要取得老闆信任，只要老闆信任，機會大把。你們老闆黃鑫龍，有名得很，我也聽說過。很多人跟著他發了財，你只要跟准他，虧不了。"
這話吳曉春信，無論在哪裡做，關鍵是要取得老闆信任，新天地集團這麼大一個上市公司，只要老闆信任了，機會總會有的。可是，他現在連單獨見老闆的機會都沒有，怎麼能取得黃鑫龍的信任呢？
跟孫凱吃過反之後，吳曉春暫時打消了跳槽的念頭。他需要思考，考慮好了再說。
吳曉春發覺孫凱能當老闆不是偶然的。以前在一起工作的時候，吳曉春多少有些小瞧孫凱，覺得這個人表面上能說會道，實際上肚子裡面並沒有多少貨。吳曉春是正兒八經的碩士研究生，而孫凱只是一個大專生，並且在吳曉春看來，他那個大專文憑是不是能得到國家承認都說不定，可是，通過這次兩個人一起喝酒一番長談，他發覺孫凱並不是一個簡單人物，雖然學歷不高，但人並不苯，可能正因為在讀書上精力花得少，看人看社會的精力才更加充分，而對於當老闆來說，這些看人看社會的能力比書本知識更實用。這樣一分析，孫凱成為老闆也就並不奇怪了。
吳曉春決定向孫凱學習，多把一些精力放在看人看社會上。他相信，只要認識對頭，用心，看人看社會的本領並不一定比理學碩士研究生的課程難。
作為這種學習的第一步，吳曉春決定先不跳槽，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如果眼前的事情都做不好，怎麼能保證跳槽之後就一定能取得老闆的信任，一定有機會自己當老闆？又怎麼能保證當小老闆之後一定能處理好那麼複雜的社會關係？
那麼，什麼是眼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吳曉春又進一步分析了一下，得出的結論是繞開李惟誠，直接接近黃鑫龍。因為新天地集團老闆是黃鑫龍，不是李惟誠，既然李惟誠既不能提攜自己，也不能成為自己接近黃鑫龍的跳板，那麼至少也不能讓他成為橫在自己和老闆之間的攔路石。
思路是想通了，可操作起來並不簡單。首先要有這樣的機會，其次還要冒一定的風險，萬一讓事情還沒有辦成，就讓李惟誠察覺了，更加麻煩。所以，吳曉春十分謹慎，耐心等待，終於等到了那次當面喊黃鑫龍"主席"的機會。
吳曉春是在邊防局會議室裡第一次稱黃鑫龍主席的。
那一天是正月初三，是黨政機關領導對港澳台同胞進行團拜的日子。黃鑫龍不是黨政機關領導，沒有資格對港澳台同胞搞團拜，但也以黨政機關領導為榜樣，學習他們的工作作風，也搞團拜，對集團公司生意上的合作夥伴搞團拜。黃鑫龍第一個拜會的就是邊防局領導，因為邊防局是集團公司最大的合作夥伴。此時集團公司已經從多元化戰略一系列失敗中總結出教訓來，打算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房地產開發上，而房地產開發離不開土地。黃鑫龍腦子活，會選地段，所以就跟邊防局搞起了合作。
按照黃鑫龍的理解，深圳之所以能夠撤縣建市成立特區，最大的原因是挨著香港，否則，為什麼全國那麼多地方不選，偏偏選深圳呢？當初，黃鑫龍基於這個認識才堅決地從腳手架施工隊出來尋找做進出口生意的機會，現在，同樣基於這個認識，黃鑫龍認為深圳的地段離香港越近的地方越金貴，而離香港最近的地方幾乎全部掌握在邊防局手裡。於是，在他用糧食系統留下來的糧站和糧食倉庫學會了做房地產開發之後，就堅持與邊防局合作，佔了一大片與香港接壤的地段，使新天地公司擁有的土地在老五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股票價格也一路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