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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賴老闆那裡的兩個月裡，我只休息過一次。前面說過，吃住都在工廠裡，真正做到了以廠為家。作為一個管理者，只要不出廠就是在上班，無所謂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是常有的事情。不要說是生產上的事情了，就是生活當中的事情也常常如此。前幾天，一個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說有人強xx她，大家都鬧醒了，我去檢查了一通，見門窗都是好好的，十幾個女工一個房間，怎麼"強xx"呀？幾百個女工，大多數是未出過遠門的鄉下妹，像這樣半夜驚醒的事經常有。
我說的"休息一次"其實就是去廣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認識了台灣的孔老闆。
我有一個同學在廣州，從地圖上看，廣州和深圳幾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恆基公司穩定下來後，就給這個同學去過信，他回信說讓我有空去廣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時候是在南頭坐的大客車，回來乘的是火車，因為聽陳秉章說，從廣州來深圳如果乘汽車路上很可能被"賣豬仔"，也就是車走到一半被人趕下車，說車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輛車吧。我當然不願意被當成豬仔賣，於是回來時就乘火車。
火車上相當擠，擠著擠著就有人吵起架來。這好像已經成了規律，沒什麼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麼原因，擠到最後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歡看熱鬧，這些天在恆基公司做經理，整天裝腔作勢，壓抑得夠嗆，好不容易放風一次，當然要回歸自然。於是，我拼著命往裡擠，車廂裡的人以為我是他們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覺地讓開一條道，那意思是希望我過去後能給本來不怎麼旺的火添把柴，這樣他們看起來更過癮些。我當然也不願意辜負同胞們的殷切希望。
擠到前面一看，才發現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來，這戲還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麼演？二的那一方是兩個香港人，說著滿口白話，大聲地指責一個矮矮胖胖活像癩蛤蟆的人。我不知"癩蛤蟆"犯了什麼罪，只覺得他怪可憐，結結巴巴說不出一句整話來，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他講的是普通話。這下我找到幫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慣富人欺負窮人，特別是香港的富人欺負我們大陸的窮人。我正在想著怎樣介入，突然，得勢不讓人的香港佬掏出一個小牌牌，抵到"癩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癩蛤蟆"就要求饒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個小綠本本，舉在手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麼了不起？誰給你權力在這條路上執行公務的？我怎麼不知道？"一句話，把兩個香港人鎮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繼而收起他那個小牌牌，滿臉推笑，像漢奸見了日本鬼子。"癩蛤蟆"見有人挺身而出為其撐腰，頓時來了精神，"嗖"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儘管站起來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蠻高。"癩蛤蟆"說了句整話："他們打翻了我的飲料，不道歉，還要我賠他們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倆香港人說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話。"好了，吵什麼吵？他能故意把飲料往你們褲子上倒嗎？車上人擠，大家包涵點嘛。"我說。香港人還要說什麼，我說好了好了，你們走你們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反正最後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們走了，我才故意大聲說：香港警察有什麼了不起？這裡又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圍的大陸人一定覺得很過癮，我要的就是這效果。
"癩蛤蟆"很感激我，堅持要把座位讓給我。我說不用了，到了。
我和"癩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車站。他問我去哪裡，我說回蛇口。他說順路，我送送你吧。想著剛才幫了他，有一種有功要受祿的感覺，於是隨他上了的士。
剛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個小本本是我在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上學時發的，上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個字很管用，買票上車都優先，所以我一直帶著，沒想到今天在這裡派上用場了。心裡一陣竊喜。但這種小本本與"皇家警察"手裡的小牌牌一樣，事實上是經不起細問的，好在並沒有人細問。剛才"皇家警察"沒敢細問，現在"癩蛤蟆"也不好意思細問。"癩蛤蟆"這時候畢恭畢敬地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台灣宏大公司孔祥儒董事長"。
"啊，失敬失敬，原來你是台灣的大老闆呀！"
我這時候才發現他與我們大陸人是有點不一樣，比如皮帶系得很低，將整個肚子突現出來，彷彿是我兒子剛剛學英語，將英文字母"D"寫反了。
"哪裡哪裡，孔祥儒，小企業，做自行車花鼓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自以為聰明過人的我沒想到有眼不識泰山，差點把台灣的大老闆看作是癩蛤蟆。此時我覺得應該將錯就錯，故意裝傻，繼續扮演所謂的豪爽，我學著鄭工的耿直，於是故意"實話實說"："早知道你是台灣人，而且是大老闆，我就不幫你了。"
"好！"孔老闆說，"我就喜歡你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棄，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這是緣分。"
"好，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我們擊掌握手，成為朋友。
孔祥儒讓車上北環，說先去他的工廠看看，吃過飯再送我到蛇口。我說好。既然已經是朋友了，去他工廠看看或者吃頓飯當然是好主意。
孔老闆的工廠比恆基公司差多了。在關外的鳳凰岡村，一個不大的小二樓，前後空地用鐵皮圍成廠房，鐵皮房與小二樓容為一體。樓上的一半是寫字樓，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樓下的一半是倉庫，另一半與前後鐵皮房連成一體，構成了一個蠻大的車間。後面的鐵皮房還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見，孔老闆是個精打細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盡其用。
孔老闆給我的整體感覺是不如賴老闆有錢，但比賴老闆文化高。一問，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學，回台灣後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廠干了兩年，後來申請了青年創業貸款，加上他自己的積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開了這間小廠，目前主要是為台灣在深圳的自行車廠生產花鼓。
"什麼是花鼓？"我問。
"花鼓就是自行車軸皮，固定鋼絲用的。"孔祥儒邊說邊拿起一個給我看。
這東西我當然認識，騎自行車騎了十幾年了，但以前並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請我在西鄉的一個餐廳裡吃的飯。說是吃飯，其實主要是說話和喝酒。我發現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點，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堅持要打個的士送我。我覺得他真是蠻講義氣的。
後來，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並將他在台灣的電話告訴我，說他一個月只來深圳兩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灣的電話。但我沒給他打過電話，沒事。
我離開恆基公司前幾天又見過孔老闆一次，他來蛇口找我，又請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個人喝，他說台灣人都能喝酒，我問為什麼，他說應酬。我問怎麼應酬，他說一晚上要連喝三次酒那種應酬。
酒多話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對我說了很多話，主要是他對現在請的這個經理不放心，並說：我這個廟小呀，不然你來幫我就好了。結合我自己面臨的實際，很想問一問他提到的那個經理的一些情況，但我當時在恆基公司很有干頭，並不想跳槽，所以沒敢接話，怕孔老闆順著話請我過去幫他，那樣我就很為難了，於是裝著沒聽見。他又問我在這邊工資多少，我說三千。那時候賴曉芸還沒告訴我我的工資由香港發，否則我准說四千五。
我決定離開恆基後，當場用賴老闆辦公桌上的電話打給孔老闆，一打就通了，我很高興，對著話筒說："錢不是主要的，干的開心就行，我已決定這邊辭工，跟你幹。"
"好啊，"他說，"就怕我這邊給不了那麼高的工資。"
"別談工資，"我說，"干了再說吧。"
其實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闆怎麼也不會給我九百塊一個月吧？人不都是講"比較"嗎？孔老闆認為我在這邊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決不會只給九百，給九百不符合比較規則。
"你什麼時候能過來？"
"就今天，我已經辭工了。"
沒辦法，我知道這樣太急了不好，有些掉價，但我還真擔心今晚就沒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蔣大哥那裡。我更擔心孔老闆那裡夜長夢多，先找個落腳的地方再說，不能考慮得太多了。人有時候不能太顧面子，如果我幾個月前太顧面子，就不會給蔣大哥打電話求他，如果那樣，說不定當天就打道回府了，還能有今天？我發現關鍵時刻敢於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生存能力，對於我來說，這種能力不是學出來的，而是被逼出來的，我在設計院時沒有這種能力，現在有了。
孔老闆愣了一下，說好吧，你過去吧，我給張先生打電話，他會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還認識嗎？"孔老闆似乎不放心。
"認識，"我說，"不是鳳凰岡嗎，我打個的就行了。"
聽口氣我像是發了財。
是發了財，我剛才結算了差不多三個月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