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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按時來到工廠。張先生早晨上班前將工人結合在一起，由他訓話。看樣子他天天如此，給工人訓話使他不像台灣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說我以前不知道台灣人對工人訓話是什麼樣子，但日本人的樣子我知道，電影電視裡都有。
我可以不參加他們訓話的，但是想想還是低調點，先給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們一起列隊。他並沒有向工人們介紹我，這也不能怪他，他該怎樣介紹呢？雖說人不可惟貌相，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可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參加到隊伍裡，工人們並沒有將我視為他們同類，就像我第一天出現在恆基飯堂裡時工人也沒有誰認為我也是工人一樣。所以也用不著張國良介紹。
訓話完畢開始上班。我觀察了一下，整個生產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大工序。第一道是備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裝配。與恆基相比，雖然行業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卻驚人的相似，由此我發現，幾乎所有的加工製造業基本生產工序可能都是一樣的。和恆基一樣，宏大的關鍵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設備是車床和沖床。車床要求精度高，車大了車小了都不行，沖床危險性大，弄不好會出工傷事故。第三道工序技術性最強，花鼓裝緊了裝鬆了都不行。我一個工作面一個工作面認真看了，發現這個張國良生產安排基本合理，明顯是個內行，比恆基公司的副經理懂行，文化素質也比那邊的香港師傅高些，這從開工前的訓話就可看出。
我來到寫字樓，張國良冷淡而不失禮貌，隨手一比劃，說：反正沒人，隨便你坐哪裡。我說行，謝謝！然後就在中間的一張位置上坐下。
張國良說得對，寫字樓裡是沒什麼人，整個管理人員就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廠，倆管理人員也夠，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個會計吧？帶著這個疑問我觀察了幾天，發現會計是有的，但是是兼職的，兼職會計就是張國良的女朋友。從工作量來說這樣做當然沒有問題，我看她幾天才記一次賬，而且通常是張國良在外邊有應酬花了一大筆錢之後她才記賬，但是從工作關係及財務制度上考慮，我覺得這樣不妥，如果張國良不是老闆，只是一個打工的，他們倆口子怎能一個當經理一個做財務呢？顯然不妥，但我沒說，不是不想說，是不知道跟誰說。蕭老闆沒來，我也鬧不清蕭博儒張國良二人的關係以及他們二人與宏大公司的關係，說什麼說？對誰說？
就我自己來說，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條件比恆基要好，畢竟是享受台灣人的待遇。從這一點看，那個洗頭妹至少說對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裡沒有食堂，工人下班後就到馬路對面的小餐館打飯，每份一塊五，居然多少還有點肉，我實在不敢吃。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會吃這種飯的，說句難聽的話，這種飯實在也不像人吃的，其衛生條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實上，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飯的問題，我幾乎見他們天天在外面有應酬，好像很有規律，到時候就走了，從鳳凰岡到西鄉，騎大霸王也就是幾分鐘的事。他們的應酬是從來不會叫上我的，好像不是看不起我這麼簡單，而是有意迴避我。為什麼要有意迴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飯還是要吃的，於是我就只好像第一天剛來的時候一樣，在一個稍微正規一點的餐館裡吃。有時候就只要一個湯，連菜都省了，就是這樣，也感覺有經濟壓力。我給老婆打電話說到這件事情，她說不管怎麼說，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點？比如晚餐？我覺得她講的有道理，但我並沒有馬上就去買鍋碗瓢盆，我還沒見到蕭老闆，我還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誰的，我還不知道自己能幹多長。
我盼望著蕭老闆快點過來。
在等待蕭博儒回來的那十多天裡，我還瞭解到一個情況。公司除了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外，還有另外一個管理人員，居然還是這間工廠的廠長。廠長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廠來，除非工廠發生什麼特殊的事。那一天廠長突然回到廠裡，傳達村裡緊急通知，說最近這一帶發生霍亂，要我們加強衛生管理，預防霍亂。我一聽認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亂是非常遙遠的過去的事，此時此地怎會說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贊同加強衛生管理，特別是馬路對面那些小餐館的衛生管理，不要說霍亂，就是染上個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過了兩天，廠長說的話得到間接證實。寶安區衛生部門下來強行發藥，每人必須服用二十顆四環素。我從沒服用過四環素，並且我知道這藥不是好東西，因為我見過四環素牙，但為了預防可能存在的霍亂，只好吃了。廠長自己也吃了。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沒吃我不知道。
廠長是本村的一個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沒結婚，據說還沒有男朋友。人不錯，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本地人而覺得高人一等趾高氣揚，她待我蠻客氣，至少比張國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氣，喜歡跟我聊天，談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數家珍。說實話，有這麼個廠長經常來聊聊天，我的感覺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廠長的相貌不敢恭維，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對她的好感。人的感覺可能是互相的，廠長對我印象好像也不錯，因為自從我上次與她聊過天之後，她幾乎每天下午都來辦公室。後來我專門打聽了一下，鳳凰岡的每個廠都有一個這樣的廠長，統一由村裡指派，專門協助台灣廠處理辦暫住證和社會治安一類的事，我感到像是村裡派到廠裡的書記。「書記」的工資由各工廠發，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點。「書記」當然不是靠這點錢生活，聽說村民們每年都發很多錢，按人頭髮，在工廠裡兼任廠長的工資只能算是外快。村民們另一項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現在和張國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樓，至少一棟，樓高四到八層，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裝電梯。
蕭博儒終於回來了。我們喝酒。這次我真喝了，因為這次他是我的老闆，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響工作。其實我也沒什麼「工作」。要說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為喝酒就要說話，說話就是匯報工作。
酒過三巡，我問蕭博儒：「宏大公司到底誰是老闆？」
「什麼意思？」他並沒喝多。
「我問宏大公司誰是真正的老闆？」
蕭博儒見我問的認真，他也就認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註冊的，我負法律責任，大姐夫的錢算是我借的，我是要還本付息的，所以應該說我是老闆。」
「不對。」我說。
蕭博儒透過碩大的鏡片看著我，眼球經過鏡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個大鼓眼泡，與酒後泛紅的臉和佔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積的鏡片渾然一體，使癩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實。
「來來來，」我叫過來服務員，「小姐，你知道這裡有一個宏大廠嗎？」
「知道呀，」服務員說，「就在村頭呀。」
「你知道宏大廠的老闆是誰嗎？」
服務員搖搖頭。
「去，把你們老闆叫過來。」
不大一會兒，老闆老了。老闆上來就敬煙，說：「二位老闆，有什麼不周到的請多包涵。」
我說沒事，菜不錯，我們以後經常來。
老闆說謝謝，謝謝！
我說請你過來是想向你打聽個人。老闆問打聽誰。我說村頭宏大廠的張老闆。他說張老闆有陣子沒來吃飯了。我問為什麼？老闆說張老闆現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鄉吃飯，嫌我們這廟小了。
我斜眼瞟了以下蕭博儒，繼續說：「我再給你打聽個人。」
「誰？」老闆問。
「蕭老闆。」
「蕭老闆？」
「對，蕭老闆。」我說。
老闆擾了半天頭，說：「鳳凰岡好像沒有蕭老闆。」
「再想想，」我說，「台灣的蕭老闆。」
「沒有。」老闆非常肯定地說，「你要說台灣老闆我就敢肯定沒有姓蕭的。」
我說：「聽說宏大廠的老闆就姓蕭，而張老闆不是老闆，張老闆是給蕭老闆打工的，你知道嗎？」
飯店老闆看看我，又看看蕭博儒，沒說話，頭卻搖得像撥浪鼓。
我看看蕭老闆，對飯店老闆說：「沒事了，謝謝。」
蕭博儒沒說話，繼續喝酒。
我不喝酒了，繼續說話。我說如果張國良不是老闆，而是你請的經理，那麼，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裡搞管理，起碼不能管財務，這是起碼的常識。我還建議：請廠長兼任公司會計，工資加一點。並說廠長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蠻正派。
蕭博儒只是繼續喝酒，沒說話，也不知他聽清楚我說的沒有。
第二天上班，蕭博儒什麼話也不說，什麼事也不做，要來賬本，一頁一頁認真地翻著，還時不時把其中的某一頁折疊起來。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測。
這幾天，蕭博儒交給我一個任務，制定公司的各項管理制度。我照辦，一項一項地寫，寫完了，覺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沒辦法，公司沒有打字機也沒有複印機，一點不像是外資企業。抄好後交給蕭博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簽個字，說：「貼出去。」我就找來膠水，到樓下貼在牆上。幾乎是每天搞一個制度，有《衛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倉庫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蕭博儒的賬查完了，我的各項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這期間我還給他提出一項建議：設立董事長信箱，鼓勵員工提合理化建議或檢舉揭發危害公司利益的壞人壞事。為此，又專門加了一項《董事長信箱管理制度》，強調董事長信箱只有一把鎖匙，這把鎖匙由董事長個人親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開啟。制度還規定，凡是合理化建議被採納的，酌情給予獎勵，檢舉揭發也一樣。後來的發展證實，還幸虧設立了這個董事長信箱，它至少發揮兩次重要作用。
賬看完，蕭老闆的蛤蟆臉變成了驢臉。但他什麼話也沒說，甚至與我也不說，包括喝酒的時候也不說話，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說：「明天我妹妹要來。」但是他妹妹為什麼要來，來幹什麼，他都沒說，我也沒問，別人妹妹來管我什麼事？來了以後我才知道，蕭老闆既沒有聽張國良的解釋，也沒有聽我的建議，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處理問題：讓他妹妹來公司管財務。一切盡在不言中.
蕭小姐管公司財務後，張國良的臉色難看許多，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的神氣勁了。至此，我完全相信蕭博儒是真正的老闆了，而張國良是水貨的。真老闆有底氣，水貨老闆底氣不足。
按道理說，財務工作交出之後，張國良的女朋友就沒什麼事了，但事實情況恰好相反，我明顯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麼？我想不懂，還是半月之後董事長信箱幫我揭開這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