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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客商全部被安排在無錫湖濱大酒店，我與蕭老闆住一間，也成了「台商」。
台灣人在一起抱得很緊，他們之間做生意也蠻講義氣，一般不會互相欺詐或無限期地拖延貨款。我陪著蕭老闆整天與他們泡在一起，感覺也很開心，他們對我很友好，說什麼事也不迴避我，只是有一點不太習慣，他們太喜歡找小姐，而且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流這方面的經驗，不知是炫耀還是以此表示關係親密。有人說台灣人小氣，在我看來這要看是什麼事，對什麼人，至少，他們在找小姐時是很大方的。說台灣人小氣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相對與香港人而言的。就我與他們的實際交往來看，總體感覺是：台灣人更像大陸人，而香港人多少有點被西化了；台灣人普遍比香港人文化程度高，香港人普遍比台灣人富裕；台灣人比較有事業心，香港人講究生活得開心；台灣人與台灣人之間抱得很緊，相互之間作生意也將信譽，但台灣人對大陸的男人和女人採取的是「重女輕男」政策，香港人這方面不明顯。
跟這一批台灣商人在一起的另一感覺是他們似乎只是對祖國大陸的人民幣和美少女感興趣，而對大陸的秀麗風光卻視而不見。在無錫的幾天裡，我曾多次提醒他們沿太湖去看看黿頭渚，看看三山，順便登鹿頂山，再跨六十孔橋，游梅園，但他們一概沒有反應，不僅不去我推薦的這些名勝，就是近在咫尺的蠡園他們也不屑一進，那情景就好像無錫的這些風景都是我家的，是我為客人精心準備的禮物，而客人卻不願接受一般。
在無錫泡了幾天，我對蕭老闆此次江浙之行的目的也逐漸清楚。台灣自行車行業不僅在深圳東莞有一些工廠，在江浙一帶也有不少。蕭老闆一直想做他們的生意，但從深圳長途運輸顯然不切實際，並且他在深圳鳳凰岡的這間工廠規模也太小，深圳市場已經供不應求，不可能再分出一部分供應江浙的台商，一個最簡單的辦法是在長江三角洲再建一間廠，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不行，眼下蕭博儒沒有這麼多錢。事實上，就是鳳凰岡這間小廠的錢他還借了青年創業投資基金和他大姐夫的錢。於是，蕭博儒打算藉機下蛋，也就是從我們去的寧波那家工廠採購現成的花鼓，然後再賣給長江三角洲這邊的台灣自行車企業，只是有一個附加條件，就是所有的產品全部打上「宏大」的商標印記。如此一來，他不僅可以賺取差價，而且可以先佔領長江三角洲這塊肥市場。他只能選擇寧波，不能選擇無錫或昆山，生產與使用的雙方不能離得太近，太近了會露餡。後來我就想，如果我的家鄉馬鞍山有這種工廠就好了，馬鞍山距離雖近，但不屬於一個省，最好。可惜馬鞍山沒有，沒辦法，我想為家鄉做點貢獻都不行。
台灣人之間做生意似乎很順利，我看常常是蕭老闆只說「我在浙江搞了個分廠」，對方馬上就說「好啊，你給我發貨吧」，沒想到他們之間生意這麼好做！蕭博儒不虛此行。
下一站是南京。南京離馬鞍山只有四十多公里了。我在無錫的時候就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老婆，老婆認為我離開恆基算是賺了個大便宜，沒想到台資廠還有假公濟私出差回家的機會，並說眼下回鄉帶來個台灣老闆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們是中午到達南京的。由於我一心想著老婆孩子，玩起來也彷彿心不在焉。先是去看了中山陵。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認為台灣人是一定要去中山陵的，那時候還沒聽說過民進黨，我總是將台灣和國民黨劃等號，中山陵上不是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圖案嗎？蕭博儒對中山陵以及中山陵上面的青天白日圖案確實是比較有興趣，但這種興趣遠比不上他對金陵美女的興趣。蕭老闆很聰明，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晚餐時，他對一個服務員產生了興趣，於是故意裝瘋賣傻地問一些傻問題，引起服務員的一陣笑聲，我趕忙解釋：我這位朋友剛從台灣來。
那時候內地不比深圳，深圳的洗頭妹可以天天按摩台灣人的頭皮甚至更進一步，內地人拿台灣人當稀罕物。聽說蕭博儒是台灣老闆，服務員的眼睛馬上發亮，對他所提的一切幼稚可笑的問題都給予耐心地解答。比如蕭博儒問服務員叫什麼，服務員回答叫陳穎，蕭博儒問是什麼「穎」，服務員告訴他是鄧穎超的穎，蕭博儒又問「鄧穎超」是什麼人？服務員忍不住又笑了，當時的大陸人誰不知道鄧穎超？笑歸笑，服務員還是極有耐心地為他慢慢解釋。那一刻，蕭博儒彷彿變成了一個天真可愛的小朋友，而我們年輕漂亮的服務員則成了幼兒園裡盡職的小阿姨。突然，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像是想起了什麼，執意要對熱情而極具耐心的服務員表示感謝，感謝的方式是贈送禮品，服務員不敢要，蕭博儒堅決要給，最後引來了經理，我怕鬧誤會，趕緊向經理解釋：我這位台灣朋友對你們餐廳和這位服務員的服務相當滿意，執意要送服務員一件小紀念品，服務員不敢要，說你們有規定，您看怎麼辦？經理聽後大為感動，沒想到他這間小餐廳居然深得台灣同胞如此厚愛，居然要給我們免單。
「免單是什麼意思？」蕭博儒繼續裝瘋賣傻，要裝就要裝到底。這次我沒讓小服務員再費心了，我搶在她前面對蕭博儒解釋了。蕭博儒把那個蛤蟆腦袋搖晃了幾下，連聲說不行。最後，單肯定是照買了，不但單照買了，而且那份禮物也在經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務員收下。經理一直將我們送至馬路上，雙方彷彿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興，因為我發現那份貴重的禮品竟然是我們在杭州春江樓免費索取的那些小紀念品。我有一種服務員被欺騙甚至被玷污的感覺，彷彿餐館服務員是我的同胞，而蕭老闆是日本人一樣。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當時這種感覺是怎麼冒出來的。
蕭老闆很給面子，不僅按照我的要求與我家鄉的市政府對外經濟協作辦公室的官員進行了會談，而且還實地考察了幾個當地的地方企業。那時候還沒有給國營企業解困收購兼併這一說，雙方只是談合作談投資的事。蕭老闆是比較誠實的，我親耳聽他對協作辦主任說：「我並不是一個很大的老闆，只是前年才爭取到青年創業投資貸款辦起了這家小公司。」但協作辦主任對蕭博儒到底能不能投資似乎並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協作辦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業去「考察」就好像心滿意足了。實事求是地說，協作辦主任還是比較務實的，他並沒有要求我們象徵性地搞一個「意向投資協議書」，如果他有這項要求，我也會盡力滿足他的，如果那樣，他當年的「政績」肯定會更好些，但協作辦主任沒有這麼做，所以我認為他還是個蠻正派的人，我為家鄉有這樣廉潔奉公的好官員而感到欣慰，也為主任的表現沒有讓我們大陸人丟臉而對他心存感激。大約感激是互相的，協作辦主任對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覺得我為家鄉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這讓我有點莫名其妙，以為他當官的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地會說客氣話，其實不然，他是當真的。就在我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協作辦主任將我拉到一邊，正兒八經地說：「你看，你對家鄉這麼關心，我們真的想好好感謝你，這樣吧，你看你有什麼事需要市裡面出面幫忙的，儘管說，沒問題。」我剛開始有一種無功受祿的感覺，但看他說的那麼認真，如果不找他幫點忙倒像是反而不給他面子了，於是想了想，還真想出了事來。我說：「是這樣，我現在跟單位算是請假，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幫我把人事關係掛到市裡？」主任滿口答應，說沒問題，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著，我就幫你把關係掛在市政府駐深辦事處，你們院雖說是與市裡平級的，但只要我發函，他們肯定會給面子。
蕭老闆還專門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遺憾的是他空手而來的，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應該空手的。儘管有這樣的感覺，但我並沒有很在意，想著畢竟是台灣來的，可能禮節與我們不同。那天恰好我岳父在我家，他們還聊了天。岳父有個哥哥在台北，四九年過去的，當時是國民黨空軍，後來是公務員，想著條件應當可以，但從來沒回來過，可能是他在台灣另成家了，不好面對這邊的親兒子。前二年從台北寄來一千美元，是寄到我岳父這裡的，大約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級知識分子，是處長，會比較公正地分配這筆錢。儘管如此，為了不給自己的弟弟帶來可能的麻煩，他還專門列了份長長的名單，指明誰誰誰多少多少，其中在清華大學當講師的侄女只分到十美元。好在那位講師當時不在國內，正在美利堅合眾國作為期兩年的交流講學，否則分到這十美元不知怎麼想。我岳父還不錯，分到一百，但岳父沒要，全部給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並且岳父好像還不高興，說：台灣人一定還以為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對蕭老闆的空手造訪也見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協作辦主任更有見識，對蕭老闆不卑不亢，給我長了臉。
不知是岳父的長臉還是主任的盛情，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觀存在讓蕭老闆更放心，反正出差回來後蕭博儒對我更信任。表現之一是他經常讓我去羅湖提現金。要用錢了，他就拿出一張取款單，在上面簽上他「蕭博儒」三個大字，交給我，並讓公司那輛拉貨用的雙排座跟著我，去位於羅湖的海燕大廈二樓一家外資銀行取現金。最多的一次是取十五萬港幣，一千元一張的票子，一百五十張，將褲子口袋塞得滿滿的。說實話，我完全可以將它拿走，那個雙排座司機根本就沒跟我上來，海燕大廈附近不允許停車，車停得老遠，我拿了錢跑到廣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蕭博儒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過來向他要人，這麼大的中國，他到哪找我？報案也沒任何證據，沒法受理，但我不可能這麼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除非我永遠不想做君子了。我還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沒有這麼做。說實話，有時想著他對小姐們的那個猴相，又覺得真該拿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