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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裡，我就有一種死裡逃生的感覺。我把兒子緊緊摟在懷裡，半天沒說話。老婆問我怎麼又回來了？我說蕭老闆要在江蘇開展業務，讓我先回來籌備。她說：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說再說吧，反正工資照副付。說著，我把那個信封交給老婆，她接過去，認真地數起來，數得很認真。而我則想，這幾乎是我的一條命呀！
我照例回情報室「上班」，儘管我現在屬於借出人員，市政府對外經濟協作辦公室主任已經為我辦好了借用手續，我上班也沒工資，但不去情報所去哪裡？好在有我一大堆來信，正好可以看看。我發現國人對印刷品是很信賴的，當初我為了混稿費胡亂寫了一些東西，如今真被人當作某某專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這些求教信中居然還有一封來自國防科技大學，並且是兩位教授一起寫來的，向我請教有關艦艇用輕質絕熱材料方面的問題，我真想給他們回封信，問他們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指導自己的導師了。
看著這些來信，我似乎又很懷念在情報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裡面人見我從深圳回來都很熱情，那樣子不亞於見到歸國僑胞，我的虛榮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種滿足。同事們還嚷著要我請客，彷彿認定我已經發了大財了。被他們這樣一捧一抬，我的雙腳就離開了地面，而且離得蠻遠，想下都下不來。我豁然發現：我已經沒法再回設計院了，沒法再回情報所了，這裡已經不屬於我，開弓沒有回頭箭呀！
回情報所「上班」是有好處的，情報所可以看到各種報紙，其中《中國青年報》上一則招聘啟示吸引了我。登啟示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說招聘從副總裁到企劃人員各個崗位的人才。我給他們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種證書和獎狀的複印件，並對近幾個月的經歷作了誇張性描述。這點誇張也不算過分，的確，通過這幾個月跟著香港老闆台灣老闆後面混，長的見識比在內地幾年都多。
我記得好像就投過這一份個人資料，沒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們很快就給我回了信，擬聘我做公司發展部經理，並問我有什麼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寫信了，馬上回了電話過去，說我很樂意去海南服務，並說沒什麼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辦就行了。我在恆基公司搞過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沒任何好處，除非是老闆求你，你自己去應聘還能提什麼要求？公司還能為你改變其工資制度？再說，我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回設計院上班肯定不適應了，就是能適應也丟不起這個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別想再回頭，回不了頭，各種各樣的因素讓你沒法回頭，沒面子回頭。
對方說你可以來面試，我問面試怎麼說，對方說面試時要帶來各種證件的原件，一般這麼遠通知你面試大都能通過的，萬一通不過，公司承擔回去的路費。我說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實力，包括應付面試的能力。畢竟，我面試過別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有這樣經歷的人還是少數中的少數。
我對老婆說我要去海南，她說你不跟蕭老闆干了？我編了個理由，說台灣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聽了很順耳，就沒說什麼，我真擔心她問：要是海南的老闆也好色怎麼辦？但她沒問，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老婆和兒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將從南京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坐汽車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無緣無辜地跟的士司機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覺得對不起那個的士司機。在南京車站廣場，正好有兒童電動三輪車玩，一次兩塊錢，我堅決主張給兒子玩，我們再也不是「二百五」了，無論到哪裡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麼多，換來的就只有這一個，如果連兒子玩一下電動車都捨不得，我「下海」幹什麼？
我排隊買票，老婆帶兒子排隊等電動車。他們等到了，老婆將電動車抓在手裡，叫兒子趕快跑過來取票，我看見兒子惶惶張張跑過來，我一驚：兒子大了！會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時他連走都困難，現在居然能跑了！
火車開動時，老婆孩子倒沒事，我哭了。不知道是為老婆兒子還是為自己。等到再想和兒子說再見的時候，火車已經駛離很遠，忽然感覺自己是在船上，而船正向駛大海，離岸越來越遠，即使這時候我想回頭，也可能找不到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