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76年，第一個闖進耳朵並闖進心中的聲音就是哀樂，隨同這聲音是一個天塌下來的消息：周總理去世。在那個年代裡人們把社會的希望與出路都寄托在周恩來身上，一兩年來隨著批林批孔、批儒家、批水滸、批紅樓，一波緊於一波的思想批判，誰都明白劍尖直指總理。連工廠街道都大罵孔子罵宋江罵賈政，總理搖搖欲墜和岌岌可危。人們天天擔心著他，他忽然死了，像黑暗中唯一一朵火焰忽閃忽閃，忽然滅了。這件事從天而降。我第一次聽到哀樂，感受到這支曲子徹骨的悲傷。它一直陪伴人們三個月，跟著是「四五事件」的到來。在這一陣子，人們又把希望放到自己身上，覺得自己可以改變時代。我常到海河廣場去看那裡擺放著的一個天津最大的悼念總理的花圈，它顯得非常有力量，有一股正氣。可是很快天安門前那種浩浩蕩蕩的場面歸於一片肅殺與冷寂，全社會的期望又回到一條死胡同。前面仍是一道無法穿透的牆，後邊沒有退路。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第二天，我爬上廢墟般的破樓，發現日曆居然還掛在殘垣上，我便把這頁日曆撕下來，留做紀念，這是我又一個黑色的日子
生活好比提早進入了苦夏，每一天都扛著毒日頭，灼熱、鬱悶、漫長又煎熬。此時，我已將那部義和團長篇的初稿拉出來，原先起名《義和團》，由於老捨先生用過，便取名《拳海》，接著又改一稿，基本成形了，大約三十多萬字吧。定興在出版界的朋友多，他張羅著書稿的出路，一時還不知該把這稿子寄給哪家出版社看，唯有出版社的意見才能決定我們何去何從。
我帶著學生去了泰山，住在山裡寫生。我曾在1964年跟隨溥佐先生來過泰山畫畫，這次再來發現泰山大變模樣。山間極少見人，有種荒蕪感，山坡的草叢裡常常可見被砸毀的古碑的碎塊。一些廟宇在「文革」初被摧毀，沒毀掉的廟宇封著門。廟牆上塗寫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雖然這些口號也是「文革」初期寫的，經過數年，字跡都舊了，卻還帶著咄咄逼人的氣勢。
在山中一周，收穫甚大，回來下筆，發現自己的畫有了驚喜的變化，所畫的山明顯有了份量感，筆墨的層次多了，很想帶著學生們畫一些大畫，那時美院的空樓挺多，沈堯伊正在一座空樓裡畫他那些巨幅的革命歷史題材的油畫。
1976年7月27日那天熱得出奇，熱得人無處可逃。原本想晚上構思一些大畫的草圖，可是稍稍一動就流汗，心裡奇怪怎麼會這麼熱。於是一家人坐在那裡等著入夜，很晚才躺下睡覺。太熱了，三人分開睡。兒子睡在屋子一角的小鐵床上，我在地上鋪一張破蓆子，躺在上邊，同昭睡在那個小小的儲物間裡，入睡得很晚。
猛然，我的整個身子向上一彈，感覺離地面有五公分高，然後平平地摔在地上，我下意識地翻身坐起，眼睛正對著窗戶，只見遠處閃起幾道極亮的藍色的光，好比暴風雨時巨大的閃電，沒等我明白過來，整座房子強烈地一擰，發出大批東西翻倒在地的聲音。我已經明白了：地震！
我們一家三口就是在這樣的廢墟裡逃生的
我大喊一聲：「同昭，地震！」同時，幾乎本能地手一撐地，向兒子那邊撲去。我做過運動員，反應和動作都極快。瞬間，我撲到兒子的小鐵床上，並在抓到兒子之時，把他拉起來抱在懷裡。
屋裡一片漆黑，房子瘋狂地搖晃，屋頂上的東西匡匡向下掉落，當時我只想翻過身，把兒子放在身體下邊，但房子搖得太厲害，怎樣也做不成，我就用雙腿和雙腳把他夾在懷裡，雙手緊緊護著兒子的頭。
劇烈的搖晃，巨大的聲音，強烈的磚土氣味，我已經看見從屋頂砸下來的磚塊了。我呼叫同昭的聲音完全被淹沒，我懷抱裡兒子是否在叫也聽不到。事後，我樓下的鄰居說他們聽到我一聲聲不停地慘叫。我說我不知道自己喊，只覺得房子一直在劇烈地搖，我感覺時間太長太長，怎麼也停不住了，誰也無法止住它，房子很快就會散了，我感到絕望，我要完了。
可是，奇跡突然發生，好像一輛劇烈顛簸、狂奔、失控的車猛然剎住，在剎住的一瞬又有一些東西栽倒，跟著所有聲音都戛然而止，靜得出奇，好像回到人類的初始。我們神奇地活過來了？
這時我聽到後胡同求志裡有人大聲呼喊，還有聲聲慘叫。
我大喊同昭，她答應。她還在，就在門口。後來知道在地震開始時她曾經往樓下跑，聽我叫喊又跑回來，到了我的屋門口就站不住了，栽倒了，門框保住了她。
我趕緊抱著兒子跳下床，也不知道怎麼穿上的鞋，三個人絕地逃亡。樓道的頂子已經震落，上邊露天。上邊的東西掉下來，把樓道的櫥櫃、桌案和鍋碗瓢盆全都砸到下邊的樓梯上，我們就踩著這些碎磚斷瓦破盆爛罐跌跌撞撞走下去，至於哪兒割破刮傷全不知道。這時候只要再來一小震，上面七零八落的東西就會掉下來，我們肯定沒命。到了大門口，門外又一堆亂磚亂石，應是從大門與樓頂上邊震落下來的，我們再次翻越過去。待到胡同裡，才強烈感到那種重獲生命的感覺，我們死裡逃生了！
我們必須立即往外跑，胡同裡兩邊都是高樓，不安全。胡同裡不少人也往外跑，到處是人叫人喊。我把兒子放在地上，三人拉著手往外跑。跑到長沙路上，路燈已滅，全是跑來跑去的人影，還有完全光著身子的人。我明白大災難降臨了！
在不遠的黃家花園西口，有一個五條街道交匯的路口，比較開闊，四邊沒有較高的建築，已有百餘人站在那裡。我們走到街心站好，我跑到街旁一家菜鋪門口拉過來一個空竹筐，叫同昭和兒子坐在上邊。這時我發現我們三人的臉全是黑的，原來是從頂棚上震落下來的陳年的塵土。我對同昭說：「你和寬寬待在這兒別動，我去我父母家、你父母家看看。」我擔心兩個家裡的人。
我先回到思治裡取了自行車，從鄰居老呂那兒借一條勞動褲。這是條背帶褲，老呂矮，我個子高，穿上去像短褲，光著半截腿。我騎車進入貴州路時看到了極其可怕的景象，地面完全變形，馬路像搓板一樣波浪狀地捲起，捲起的高度有一尺，像凝固的大浪。兩邊很多樹都倒了，躺在街上，電線桿帶著電線橫在頭上。這一帶很多樓都東倒西歪，有的樓坍成一堆廢墟，有的樓在起火，一些人在中間慌張地奔跑，那情景像是地獄。我艱難地穿過這條街奔到父親和岳父家，謝天謝地，他們都倖免於難。我就勢去看看朋友們，一連看了許多處，只有住在西開教堂後邊平房的一個朋友腰部被房坨砸傷，我幫著趕緊送他到醫院。兩個朋友不在家，一家房子被夷為平地，人還活著，其餘都還好。太陽出來的時候，街邊已經有急救站，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朝我喊：「你腿都破成這樣了，還不過來上藥。」我停住車，低頭一看，兩條腿全是傷，腳也破了，有的地方傷得挺厲害，流出的血都干了，我怎麼不知道疼呢？過去上了藥，傷重的地方簡單包一下。我還要趕緊回到妻子和兒子身邊。
穿行在街上時，常碰到朋友，我的朋友一向很多，見面一說，朋友們知道我的家完了，掏出錢塞在我勞動褲胸前那個小口袋裡。那時人都窮，兩三塊錢就很不錯了，一個朋友還把口袋裡的錢全塞給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多了就硬往裡塞，胸前的口袋漸漸鼓起來，像個球兒。九點來鍾趕回黃家花園那個路口，看見妻子和兒子坐在筐上，可憐巴巴等著我，心裡冒出一點酸楚。我跳下車跑過去，告訴同昭家裡人都沒事，然後說：「同昭，咱們有錢了。」她很驚奇：「哪來的錢？」我拉她到道邊一個鐵垃圾箱前，把胸前口袋裡的挺大一團錢放在箱蓋上，像一個紙球。同昭問：「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我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才將震垮的房屋清理完。那時真感到無家可歸了
這些錢是朋友們不斷塞進口袋裡的，一路出了不少汗，紙團成了一個很硬的紙球，打開一數，竟然有七十一元錢！許多年沒見這麼多錢了，對於當時的我們這可是一筆救命的錢呵。這一刻我們又成了富翁？
是生活告訴我什麼才是真正的富翁，這也是我今天對所有富豪排行榜都不屑一顧的原因。
我們三人坐在菜筐上，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急迫的問題是投奔何處投奔誰。我們從來不願意麻煩家裡人，只有找朋友。同昭說她的小學老師徐緒如心地善良，也很樂於助人，父親是民國時期大收藏家徐世章，住在她原先的家——睦南道58號的對面，家裡房子大，房間多。她跑去一說，沒想到徐老師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們。徐家姐妹仨，同住一處，關係挺好，「文革」中由於家庭原因整個家族全都被抄家，但樓下仍有一小間空房可給我們暫住。地震中徐家雖受災不重，人卻受驚，不敢住在屋裡，我就在睦南道花園找了一塊空地，從徐家運去一些油氈、塑料布、凳子、木桿、鐵絲、繩子，在幾棵樹之間搭起一個棚子，好避風遮雨。大家鑽進去，心裡才覺得安穩些了。那時空地上已搭建起許多臨時簡易的帳篷，都是來避難的人。這個選擇真是正確的，傍晚時又發生一次很強烈的餘震，眼看著遠處幾座建築倒塌，那裡煙土騰飛，被夕陽映照得好像中了炮彈，同時全城的警報笛聲全拉響了，叫人緊張不安。我想，我思治裡的家該徹底完蛋了吧。
入夜之後下起小雨，帳篷小，我們叫兒子睡在裡邊，我和同昭靠外坐在一個小凳子上，半個身子在棚外，任憑涼涼的雨澆。妻子倚在我肩上睡了，我睡不著，心裡在想，什麼是我的明天？我的家，我畫了一年的《清明上河圖》，寫了至少兩年的《拳海》全毀了吧？我多年苦苦建設起的心愛而溫暖的小巢已經徹底粉碎，現在又被這雨一淋，肯定徹底完了。我沒有任何憑借的力量，怎麼活下去？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家是從1966年「文革」的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在又是一片廢墟，算一算，從廢墟到廢墟，從1966年到1976年，一個輪迴整整十年！命運對我開了一個多麼殘酷的玩笑。我還能從這個廢墟再站起來嗎？怎麼才能站起來呢？我無法回答自己。
轉天，我回到思治裡，胡同裡一片狼藉，兩邊樓房的頂層全都震毀，我冒著餘震的危險爬上樓。地震時跑出來是夜裡，什麼也看不見，白天裡第一次來，看清了自己家的景象，慘不忍睹！走廊完全塌了，樓梯堆滿碎磚爛瓦，房間整個屋頂沒了，掉下的房檁像許多巨型的箭，橫七豎八插在屋中；旁邊一座樓的水泥煙囪竟然掉在我的屋中。最令我驚心的是兒子小床上端堆了很多磚塊，如果我當時沒把他抱起來，後果不堪設想，令人後怕——我的兒子，我們生命中的生命——這應該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從廢墟中找出幾件很重要的東西，包括《清明上河圖》《拳海》手稿和戶口本，還有兒子最心愛的東西——小人書和一紙箱玩具小汽車，如果他失去這些東西，會太傷孩子的心。我們所有的被褥都壓在廢墟裡，經過昨夜一場雨，滿是泥污，挖出來也無法再用。我不能在這搖搖欲墜的危樓裡待得太久，隨時可能發生餘震。臨走時發現一堵斷牆上還掛著日曆，上邊寫著7月28日——我們一家死裡逃生的日子，我伸手把它撕下來，放在衣兜裡。
又轉過幾天，我向朋友借來一架海鷗牌相機，帶著我兩個學生再次爬上危樓，把我受難的慘狀一一拍下來，拍了整整一卷——我只有這一個膠卷。對於災難，我需要正視它，記住它；它已是我歷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不可重複的；而且，只有接受它，我才能繼續往前走。不管災難多重，我接受下來之後自己就有多重。
這一段日子我主要做的事，是幫助父母在我大姐夫教書的學校四十一中的操場上，蓋一間防震屋。那時整座城市差不多一半人，已經住到在空場、院子和街道上建造的防震棚裡；我幫助徐家也蓋了一處，可是沒住多久他們就回到樓裡。我家三口人便住進徐家一樓那間空房，過起客居友人家中的生活。
這房子在五大道的中心，睦南道77號。
此間，我還不斷地跑到思治裡的廢墟中，找些尚可用的東西。一天，街道代表大崔對我說：「現在上邊通知了，要盡快清理地震廢墟，我們正組織人一起清，你得參加。」
我說：「我找幾個人自己幹吧，靠北邊這幾座樓我們全包了。」
她聽了很高興，同意我的自告奮勇。其實我有我的打算，我有許多藝術品，全埋在廢墟裡，需要仔細挖尋，盡可能挽回損失。更重要的是，這破房子裡說不定還有秘密寫作的殘稿呢，需要自己細心清理，不能叫人發現。
我從朋友和學生中找了兩三個人幫忙。我們從胡同靠外的樓房開始一座一座地清理。這些人家早都把有價值和有用的物件弄走了。那時人窮，一個家庭沒有多少東西，在我們動手清理時只剩下磚頭瓦塊，可是鄰人不好意思叫我們代勞，還是參與了進來，大家一起幹，先用鐵鏟把震後廢物從屋頂拋到樓下院中，再用小車運到街上。一兩天清一座樓，到了第十一天清到我家。我就把鄰人謝絕了，只剩下自己和兩學生邊清理地震廢墟，邊尋找藝術品，像文物出土那樣將這些劫後僅存的遺存細心挖掘出來。每找出一件，就帶來一陣驚喜。我的不少藝術品都是地震後在自己家「出土」的，就像我的一些書全是抄家後在自己家「出土」的。大地震和「文革」對於我——何其相像！我有些書和藝術品是經歷過這兩次「出土」的。
同時，我自己悄悄地做另一件事，連我的學生也不能知道，就是細細查找還有沒有秘密寫作的殘稿。我秘密寫作太多，藏稿子的地方太雜。我的擔心沒錯，這次我真的找到一些。尤其是在一把砸毀的椅子的坐板夾層裡還發現了1967年和1968年寫的幾篇小說、散文和一些詩稿，從今天看便是我個人極其珍貴的寫作文獻了。我還試圖從樓梯側面的牆洞裡去挖曾經掉進去的稿子，但這次努力仍未成功，那堵牆的上半截已經被震散了，弄不好會倒塌，只好放棄。我的一些殘稿可能至今還在那座建築裡。
寄居在妻子的老師徐緒如家兩年間的留影
我悄悄把這次找到的殘稿裝進背包帶回去，藏在寄居小屋壁爐的煙道裡。看來這些文字才真正與我生命相關。
雖然在1976這一年，寫作還沒有進入我的人生，但我與它已經糾結一起了。那部長篇小說《拳海》一直還沒有找到出路，定興托朋友聯繫，卻得不到反饋的消息；秘密寫作已經基本終止了，因為我住在友人家，沒有私密的氛圍。
1976年9月9日那天傍晚，又傳來天塌下來一般的消息——毛主席逝世。
龍年真是一個災年。從埋葬了幾十萬生命也幾乎要了自己全家性命的大地震，到幾位當代政治巨人接連辭世，家國的災難一個接著一個，全都集中在這短短的一年裡，壓得人無法喘息。
此後的一個月，所有人都關切著國家的何去何從，「文革」何去何從，生活何去何從。「文革」十年來，我們的生活被充分地政治化了，每個人的命運都隨同政治起伏。人們最關切的自然是政治。但這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只是被選擇。人們心裡都期待著，但會不會還是愈期待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