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軍
曹溪整理
編者按：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健榮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以下是其好友陳軍與其的一次長談。
陳：我想通過這個採訪試圖勾劃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中，我們將來會為後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是什麼？我指的是各個涵意上的，從理念、人生的經驗、藝術的創作，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一些看法和個人體驗。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跡，不管它表現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誼中的背叛。這些東西作為你人生的轉折，其內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夢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產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現在想起來，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裡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個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裡逃到哪裡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這段我在小說裡寫到過。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內的清官，還算是治理的不錯。當時日本人到那裡就停住了。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並沒有感覺戰爭的那種恐怖。唯一對戰爭的恐怖記憶就是飛機轟炸。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裡，後來就失業了。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裡幹過，輪船公司也幹過。儘管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我父母都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個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係也消失了。那時候，一切都顯得溫文爾雅。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愛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產階級了。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麼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於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為太危險。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產黨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為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並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釋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於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我有現代中國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體驗。現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裡頭。
陳：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我也沒上學，因為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那時我家裡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裡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共產黨進城的時候，你們家當時在哪？
高：忘了。五零年以後我們家到了南京，我有一個表伯父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就到處找我們家。他的父親家也是個大家，是個大買辦資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然後他媽就到我父親家過，他和我父親就像親兄弟一樣，然後他到了上海上大學，參加了地下黨，背叛家庭，並參加了新四軍。四九年後他就找我們到南京去，當時他在南京軍區已是比較高的幹部了，所以我們家就在南京安頓了下來。所以我們家在他的庇護下過得還挺好。我父親從來沒參加過什麼政黨，只是一直都在銀行，沒吃過什麼大苦，而且他們還很天真，天真得讓人吃驚。解放以後，要改造思想，不過他們不熱心，雖然以後也總是努力要作勞動模範，可是老也入不了黨。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擋案裡有一大堆的問題，都是讓他們自己交代的，最後事情總是這樣……在我小時候家裡總是有一個溫暖的、非政治化的家庭，有一種現代的風氣，一種溫文爾雅的、客氣的、又有教養的、敦厚的、有長者之風的環境。後來我覺得這種格調的東西都把它扔掉了。以前的那種人際關係與這種政治化的不停的運動、人與人不能信任、互相之間的揭發完全不一樣。後來我覺得我父母老實得非常可憐，他們怎麼就這麼的黏糊，這麼的天真。我媽要求改造自己，下農場，最後自己就淹死在農場裡。我父親遇上反右，其實他也沒什麼不滿。他還很積極，很老實，有一次還做過模範工作者；拿著個小本子，發發傳單。但每次政治運動一來就免不了有事情。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提防著，動不動就互相揭發。我當時是個生活在小說似的幻想天地裡，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根本格格不入，卻要努力防備他人。現在我想來，實際上當時是在用一個面具把自己罩住，用它來保護這樣一個幻想的天地，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的緊張，這麼需要提防。
陳：你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經驗是什麼？
高：我以前一直沒有遇到過什麼糟糕的經驗，但一到大學就開始了。
陳：你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會學校。我在上初中的時候，有些課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國式的教育，非常開放，圖書館還隨便進，書也不是管得那麼嚴，解放以前的書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學裡的時候，已經把西方主要翻譯過來的作品都看了。從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而雨果的書一本也沒找到，以後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這個學校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共青團的活動。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裡。加上我與同學的關係很好，那些同學都是來自於知識分子家庭，所謂的高級職員，都是南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因為當時需要考試，擇優錄取，所以貧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學，立刻就遇到了反右鬥爭，這才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終是生活在夢想當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圖書館。我當時就覺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條的和討厭。還有大學時就開始學毛著。但那時學毛著還有點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別的書還沒有人來揭發你，還沒到那個氣氛，但逐漸逐漸就開始了。比如我談戀愛就被告到團支部和黨支部那兒，所以我大學就入不了團。不過我從來就沒想過還有共青團，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經存在了。
陳：你怎麼會想到學法文的？
高：我覺得我在上大學以前基本都是在夢裡頭，現在回憶呀，我小時候就更是在夢裡了。然而我遇到現實，哇，我才知道現實是這樣的！所以我就採取了一個防衛的態度。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日記和寫作。我在大學裡學法文也是極偶然的，是因為家裡和周圍的環境，覺得最崇高的是科學，最應該上的三所大學是清華、北大和交大。當年我們中學學校是用庚子賠款建的。凡是學生考上這三所大學的，名字都會刻在體育館裡的一圈大理石上。這個學校有一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屆學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當然地，我也想學理工，因為那是最有出息的。當時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學家或數理學家。我當時的數學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在大學的升學指南上，我想考戲劇學院作導演，但是報考條件是三十歲，且要在三個團體工作兩年以上才有資格，所以我就沒戲了。我從小就跟我媽演戲，門關起來，我媽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個觀眾。我媽會編戲或編個小節目。戲劇學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報考條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兩公分，連報考資格都沒有。那我想就當作家罷，但是大學的中文系是培養師資、編輯和記者的，沒有一來就當作家的。你看我當時多天真呀。再加上我當時參觀了南京大學，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們展示的四庫經典，那與我想遺世萬年的文學熏陶是不同的，我想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學外國文學，這是唯一接近我的東西，還有就是畫畫。
我從小就畫畫，曾經想去考美院。我的畫畫老師當時是全國美協最早的會員，在全國油畫展上還拿了油畫創作獎。當時這些老師都是當用高薪聘請留下的。我們畫畫老師在學校裡還有自己的畫室。我畫油畫是在初中開始的，開始我連油畫怎麼畫都不知道。他在畫的時候，我也不告訴他，就在邊上看，看他怎麼調顏色，然後自己就到圖書館去找怎樣畫油畫的書。我一直偷偷地畫油畫，他始終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後就沒有繪畫課了。畢業的時候，老師要帶著升學建議與家長見面。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一進屋子，看到滿屋子掛著我畫的油畫，他就發了個感慨，說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當時受寵若驚，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學院派的訓練，但我畫的顏色非常鮮明，大膽地把顏色往上抹。我當時也沒看過什麼印象派的畫作。我的這個美術老師有很多同學在中央美院當老師，他們原來都是從中大出去的。「我推薦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沒問題。」他說。
我非常興奮，可我媽反對。我媽說：「畫畫，畫什麼畫？在街上畫什麼大躍進、什麼支援社會主義的宣傳畫？」當時還不像後來只是畫毛主席像了。我說那有什麼，畫還有西方的和蘇聯的。我媽說：「畫家各個都窮，窮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間裡。你各科成績都很好，你做什麼我都不反對，只有畫畫這一件事，你得聽我這一次。」
在我們家一直有這麼一種東西，它對我後來的成長很重要，就是LIBERAL，極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討論我們這個月的錢怎麼花，按照每個人的需要一起花。我們每件事都是可以討論的。我們沒有一般中國家庭的家長制的那種壓力。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從來不擔心我，因為我不是那種闖禍搗亂的那種小調皮，吃吃喝喝地把別人的窗戶打爛。因為做什麼，包括學音樂、拉琴，幹什麼都不會影響我的功課。但是我媽說：「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我從來沒反對過你做任何事。你別學那美術，我看不到畫家的前途。其他，你幹什麼都行。」後來，我就聽了母親的話放棄了畫畫。如此一來，我該學什麼呢？
我學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時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當時我跟幾個成績好的同學一起複習高考。那時都比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數；如果要考理工科，清華以外一概不去。我們那時自信心都很強，蘇聯的那種數學競賽題，我們都掐著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題目，把我卡住了，連做了兩節課都沒出來。那時，我們學校還很自由，大家都在準備高考，因為是好學生，在語文課上做數學，只要你不說話，老師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見我在做數學題也不管我，所以我連做了兩節課也沒做出來。那時是五月份，校園裡的揚花都開了，花滾成了球，滾到教室裡，這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楚。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一輩子就這一隻筆、一張紙去搞這個理科，太枯燥了，這一輩子就這麼的話，我覺得不值得。我不過是在盲目地跟著別人後面覺得學理科好，就是有前途。我於是開始想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我覺得我應該不是當作家就是藝術家。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題目，並跟我一起做題的兩個同學說，我不參加你們的複習了。那兩個同學很奇怪，問我怎麼了？我說等我想好了再告訴你們。接著，我就花了一下午，泡進了圖書館。
到了圖書館我就翻書和雜誌，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關的書都翻了個遍。翻著翻著，我就突然翻到一本當時由國際共產在布拉格出版的雜誌叫>，是個相當開放的雜誌，其中正好有愛倫堡的>的連載，那是最早的連載，是五十年代初。在那裡讀到了本世紀初巴黎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和藝術家、詩人和文學家們在巴黎小酒館裡的生活。我覺得那種生活太有意思了。書裡有一段很浪漫的東西：當時巴黎的這些所謂的畫家們白天在街上畫畫，晚上就發表他們的狂言，而且都沒什麼錢，就群居一起。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詩人，很年輕的，很窮困潦倒。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櫃檯上跟老闆娘說她出去買點東西，以後她就再也沒回來過。於是，老闆娘就抱著那孩子四處去問誰是他父親，但所有人都說不出來。後來，老闆娘就決定把那孩子收養了下來。以後常來的客人每人都會自覺捐一點來養活那孩子。這讓我非常感動，可又說不清為什麼。僅僅就因為這個，我就決定了自己要學法文。從這天回家開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東西全部扔一邊，開始準備文科的高考。結果外語學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國統考以前。我一考，結果在發榜以前就被錄取了。到了學校之前還都不知道以後會做什麼呢，去了才知道是培養翻譯，好一點的可能是去外交部。我們學校當時是唯一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學校，是當時外交部的陳毅當院長。我看那些翻譯像個小二兒似的跟著外國人後面，一年級過後就向學校提出來我要退學，我要換學校。可是換什麼學校我不知道，因為那時學校裡沒什麼作家呀。後來我有個同學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個學校，聽他講了一通，覺得那裡還不壞。於是我就正式提出轉學，也不管什麼輕重。校方把我當個小孩，很友好地對我說：「你要是退了學，就別想再轉學校，你這是在瞎胡鬧。」這一嚇，我當時就沒敢呢。我當時覺得那學習是件很無聊的事，除了外語的精讀和口語以外，其他的我都覺得非常無聊。那時，政治空氣已經越來越強了，但還不至於像後來管得那麼嚴，那是逐漸逐漸緊起來的。那時上課還可以不去，大課都可以不去，報個到就行了。
我十七歲到的北京。我主要的學院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大部份的大學時間是在圖書館裡，人就像做夢一樣的。
陳：周圍的環境對你沒有任何影響嗎？
高：實際上馬上就來了，什麼反右運動呀，什麼58年的交心運動呀，完了就是大煉鋼鐵，簡直就是胡鬧。因為我過去生活的影子還在，總希望自己輕輕鬆鬆地活著，所以對那些事，在我的良心來說，牴觸就特別大。我覺得呢，有些事情簡直就是胡鬧，像站在別人屋頂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後揮著桿子到處吆喝等等。於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騷。就是因為這些牢騷，我被認為是團也入不了的人。還有就是我常發表
一些怪論，但那也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怪論，因為我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當時的《青春之歌》很熱，團支部就組織學習，不管是不是團員，所有的青年都得讀，還得討論。但是，我卻連三頁也看不去。我就對他們說：這書也沒什麼吧。這種言論在當時還算不上什麼反革命言論。
但是我卻目睹了他們是怎樣批鬥右派分子的。我們新生進校的第一課的政治教育就是參加高年級的斗右派。我們只是列席，插不上嘴。當時只是覺得這些學生好可伶呀。他們一個個被叫上來。
陳：你們的系有多大？
高：我們的法文系不大，每個年級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兩、三百人。這些右派學生後來都不見了，會開完後就被押走了。這批人大概有上十個吧。我們開始都不知道他們都去了哪，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們都被直接送去勞改了。
開始時，我沒受過什麼批判，只是在班上的小批評，因為我的言論。從此我就覺得說話要小心，並覺得周圍的學生如此積極地向黨靠攏，覺得很古怪。人都這麼積極地向黨支部、團支部匯報思想，而我因為從來沒有匯報過，於是就被別人認為是思想黑暗。然後呢，還因為跟同班的女生談戀愛，結果她把我跟她談的話，包括我對《青春之歌》的牢騷都匯報了上去。後來，黨支部就找我談話。我這才知道他們掌
握了我的一些情況。他們那時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況，還給了我一些告誡。因為我有了防備，所以就還好沒出什麼問題。從此我就更不再說什麼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陳：那你的那個戀愛關係呢？
高：那當然就沒有了。接著我就組織劇團。這個劇團沒有活動到兩年。我們是個小劇團，但在學校演出都很轟動。每個人演的都不錯，是契可夫的東西，還挺洋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反修，人藝也演過它。後來還排了拉丁美洲的戲《中鋒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戲。校方對這些都沒什麼可說的，但是後來還是找了我談話。
陳：你在這個劇團中的角色是什麼？有多少人？你自己參與演戲嗎？
高：我是跟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同學組織的這個劇團，叫海外劇社。我們真正經常在一起排戲的只有五、六個人。我在中間作過導演，也演過莫裡哀的戲，用法文演的。因為我們這是個非組織的活動，後來才知道因為我們中間一個團員也沒有，又不是學校出面組織的，所以叫非組織。其實，學校有自己的劇團，像宣傳小分隊。只是他們做的事情越來越無聊，一天到晚大躍進啦，活報劇這類政治化的、宣傳的東西。我們剛進去的時候，他們倒還演過幾場像什麼曹禺的《雷雨》之類的戲，之後就沒有了。以後因為我們搞了這個非組織的劇團，學校就要我們停止活動。對我來說，劇團已經搞過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寫戲、寫小說裡頭。
後來我又組織串聯了另一批考進北京的中學老同學，碰巧我們的成績依然都很好，其中有兩個是北大的，一個是地質學院的，一共五、六個人吧，我們就在校外的紫竹院舉行了一次聚會。我們大家都寫點東西，也有寫詩的。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沒有什麼顧忌，什麼都談。我就在那次的聚會上第一次談到將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作為範例寫東西，然後，大家互相交換作品看。當然沒有想出版，只是自己互相看並論。
其中一個朋友就講到了赫魯曉夫和他的秘密報告，因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後來，我也找來看了。看到了當時蘇聯一些平反的情況，其中一個藝術家因為搞了形式主義而被槍斃。我在想，因為形式主義的罪名就能槍斃人，那我們這樣搞不就很危險了嗎？
由於我在藝術上的早熟，所以我對政治上的這種宣傳非常反感。因為這個事情，我就開始用法文讀東西。我們比較正式的聚會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後人就沒有湊齊，只是三三兩兩的聚會，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常常在一起議論各類的事情，常常發狂言：「那些人宣傳的文藝簡直就是狗屁，算是什麼東西。」
我們當時儘管沒有走得很遠，討論的是蘇聯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我開始注意到布萊希特，他也是馬列主義，但是布萊希特還是受到控制。這些都是在內部資料上看到的。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青藝的導演，我從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書、黃皮書。黃皮書比較厚，灰皮書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包括羅素的一本哲學書。法文中也讀到了薩特編的《現代》雜誌，還有法共的一些東西。在大學裡
別人都不懂現代主義，所以我完全沒有人可以談，只有北大的那個同學英文好，一起談的比較多。我們談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貝利亞的惡行。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在下面胡說八道，且對我們小兒科式的教育無法忍受。我們當時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讀了很多馬列原著，像列寧的哲學筆記我在大學就讀了。那時的哲學課教辯證唯物主義，太小兒科了，所以每到上課，我就坐在後排讀列寧的哲學筆記。那時我覺得馬列還有點意思。除了馬列，我還讀了康德和黑格爾。黑格爾的《美學》第一卷當時剛剛出版，我自己就花錢買了一本。
因為這些，讓我突然想起來有一天在高一的時候，我跟同學閒談過去家庭生活時，曾討論過一個很深刻的哲學問題。那是在我倆剛拉完提琴以後，在音樂的感觸下，我突然指著一個墨水瓶，問他那是什麼顏色？他說是藍色的，因為它上面寫著藍黑色。我說，我也同意那是藍色，不過，我看到的藍和你看到的藍是不是一個藍？我們用的都是一樣的詞，但是，我們的感受卻不一樣。這樣一來的問題是，人們到底
是否能交流？實際上，我在中學時就已經有了一些哲學思考。我們家裡有《大眾哲學》，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費希特、貝克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當時就曾因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這個感覺只有我才存在，由而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因為感覺是不可交流的。這麼一來，那些似乎看起來合理的理論、教條，都是可以懷疑的。我的這種潛在的懷疑到了大學就進一步發展了，但是並沒有發展到否定唯物主義，只覺得唯心主義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討論的。我就跟原來其中的一個同學開始討論哲學，有了不少書信的來往，幸好這些東西都沒有被發現。我們常常在想，到底活著有什麼意思？到底這個存在是個什麼東西？到底社會中我跟他人之間存在的這個畏懼有什麼意思？
而學術界裡討論的問題卻很無聊。記得關於美學的討論，有一篇姚文元寫的文章挺可惡的，後來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點了他。實際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紅色就是革命的，審美的標準是客觀的。而我則指出：審美沒有客觀的標準。我就舉了悲劇的例子，討論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後來我居然還把這篇文章寄了出去。但是在學校裡，我卻不跟人家談這事，只是跟我的要
好的中學同學談了。我的那個同學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馬雅柯夫斯基寫的《澡堂》就比較深刻，覺得要寫就應該寫這類的東西。當然我們還寫一些詩，屬於現代派傾向的那種，這樣就種下了後來的種子。當時已經在反右了，又開始了反修，這些事情我們知道是絕對不能向外談的。而蘇聯當時正搞得很厲害，開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我就設法去找當時法國出的報刊來讀。這些報刊很多也是左派的，還有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包括薩特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但這些報刊披露了很多關於俄國文學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觸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貢的作品。當然阿拉貢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產黨人》翻譯出來了，基本沒什麼人讀過它，只有第一卷有人讀過，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讀了。儘管我還想找這之外更超前的東西，但《共產黨人》在當時就已經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了。他們的共產黨跟我們大陸的共產黨完全是兩回事。我也瞭解了北歐的工人運動，沒想到還有另外那樣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還有就是高爾基早期的一些戲，我都覺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讓我覺得革命和藝術實在是無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當頹廢的。接著我又看了一些非常邊緣的東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鴨》的作品。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說什麼，覺得它跟我在中國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但又覺得那裡面有什麼東西吸引我。從那時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萊希特那樣的戲。就這樣，我那時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內心裡渡過，讀了很多書，一直到工作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