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十一月五至十日在風景如畫的廣東肇慶七星巖召開。本屆年會重點研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及九十年代文學發展的態勢，因而涉及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網絡文化對文學的衝擊、漢語文學的性描寫等話題。
亞洲週刊報導，出席這個二十世紀末屆年會的包括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朱寨，副會長顧驤、謝冕、潘旭瀾、白燁、曉雪、楊匡漢及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清華大學曠新年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蔣原倫，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吳思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閻純德，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曉明博士，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廣東批評家協會會長黃樹森，華南師範大學教授胡經代、陳劍輝等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各大專院校、新聞出版業的專家學者共一百二十餘人。
關於如何看待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與會代表普遍認為，當代文學研究無法迴避高獲諾獎的事實，高行健堅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態，值得文壇反思。高的作品及言論，勢必成為日後研究的課題。
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說，高行健獲獎，出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他認為，沒離開中國，高寫不出《一個人的聖經》。這部作品寫得非常放鬆，通過個人經歷講述歷史，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可讀性。「中國文壇對高及其作品當慢慢認識，研究界尤應關注他的發展。中國作協對高獲獎的表態很政治化，心胸不夠寬大，應有客觀、有胸懷的報道」。
研究會新任副秘書長孟繁華認為，《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很好，諾貝爾獎沒有胡來。國內一些評論和反應，源於沒有讀過高八七年後的作品，其次是有政治情緒，心理不平衡。孟指出，高行健作品的最大價值在於，對人進行重新追問與思考。「獲諾貝爾獎的作品向為寫作範本，它顯現弱勢文化希望被強勢文化認同的訴求。但高的漢語作品得獎，遭遇卻極冷淡，對中國寫作界如此反應進行心理分析很有意義」。
暨南大學教授姚新勇以魯迅關於諾貝爾獎評誰都好，就是不要給中國人的提法為引子，直指中國當代文學界對高行健八七、八八年後作品的無知，是「集體的白癡」。他說，高獲獎讓中國當代文壇感受到的只能是☆辱。姚追問：「是誰造成這份☆辱？」原來，八十年代批評界對很活躍的高行健很熟悉，八九年後竟如此陌生如此不熟悉，以至他獲了獎，大家幾乎無話可說。姚指出：「是無法控制的權力，讓我們這些吃批評飯的人暫時做奴隸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