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掌皮膚撕裂的那一刻，過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轟的一下閃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墾荒，把鈀頭齒和鋤頭口磨鈍了，磨短了，於是不但鐵匠們叮叮噹噹忙個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時半刻，在石階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鐵之聲在整個工區此起彼伏響徹夜天。
那是連鋼鐵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歲月，但皮肉比鋼鐵更經久耐用。鈀頭挖傷的，鋤頭紮傷的，茅草割傷的，石片劃傷的，毒蟲咬傷的……每個人的腿上都有各種血痂，老傷疊上新傷。但衣著襤褸的青年早已習慣。朝傷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處理。我們甚至不會在意傷口，因為流血已經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膚早就在神經反應之外。我們的心身還可一分為二：夜色中挑擔回家的時候，一邊是大腦已經呼呼入睡，一邊是身子還在自動前行，靠著腳趾碰觸路邊的青草，雙腳能自動找回青草之間的路面，如同一具無魂的游屍。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溝裡去的時候，一聲大叫，意識才會在水溝裡猛醒，發覺眼前的草叢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發現自己兩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個晚上自己是怎麼入睡的，不知道蚊帳忘了放下的情況之下，蚊群怎麼就沒有把自己咬醒。還有一天，我吃著吃著飯，突然發現面前的飯缽已經空了四個，這就是說，半斤一缽的米飯，我已經往肚子一共塞下了兩斤，可褲帶以下的那個位置還是空空，兩斤米不知填塞了哪個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記了這樣的日子，一種身體各個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點忘記了自己對勞動的恐懼：從那以後，我不論到了哪裡，不論離開農村有多久，最大的惡夢還是聽到一聲尖銳的哨響，然後聽到走道上的腳步聲和低啞的吆喝：「一分隊！鈀頭！宛箕！」
這是哈佬的聲音——他是我以前的隊長，說話總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過去了，哈佬應該已經年邁，甚至已經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閃回，聲音宏亮震耳。不知為什麼，我現在聽到這種聲音不再有恐懼。就像太強的光亮曾經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夠的黑暗，光明會重新讓人懷念。當知青時代的強制與絕望逐漸消解，當我身邊的幸福正在追蹤腐敗，對不起，勞動就成了一個火熱的詞，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喚醒我沉睡的肌肉。
坦白地說：我懷念勞動。
坦白地說：我看不起不勞動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剛幹上三分鐘就鼻斜嘴歪屎尿橫流的小白臉。
我對白領和金領不存偏見，對天才的大腦更是滿心崇拜，但一個脫離了體力勞動的人，會不會有一種被連根拔起沒著沒落的心慌？會不會在物產供養鏈條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會不會成為生命實踐的局外人和游離者？連海德格爾也承認：「靜觀」只能產生較為可疑的知識，「操勞」才是瞭解事物最恰當的方式，才能進入存在之謎——這幾乎是一種勞動者的哲學。我在《暗示》一書裡還提到過「體會」、「體驗」、「體察」、「體認」等中國詞語。它們都意指認知，但無一不強調「體」的重要，無一不暗示四「體」之勞在求知過程中的核心地位——這幾乎是一套勞動者的詞彙。然而古往今來的流行理論，總是把勞力者權當失敗者和卑賤者的別號，一再翻版著勞心者們的一類自誇。
一位科學院院士肥頭大耳，帶著兩個博士生，在投影機前曾以一隻光盤為例，說光盤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錄上信息以後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一般勞動和知識勞動的價值區別，就是知識經濟的意義呵。
我聽出了他的言下之義：他的身價應比一個臭勞工昂貴百倍乃至千萬倍。
可在一斤糧食裡，如何計算他說的知識？
在一尺棉布裡，如何計算他說的知識？
問題不在於知識是否重要，而在於1:99的比價之說是出於何種心機。我差一點要衝著掌聲質問：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準備吃光盤和穿光盤嗎？你們把院士先生這個愚蠢的舉例寫進光盤，光盤就一定增值麼？
我當時沒有提問，是被熱烈的掌聲驚呆了：我沒想到鼓掌者都是自以為能賺來99%的時代中堅。
一個科學幻想作品曾經預言：將來的人類都形如章魚，一個過分發達的大腦以外，無用的肢體將退化成一些細弱的游須，只要能按按鍵盤就行。我暫不懷疑鍵盤能否直接生產出糧食和衣服，也暫不懷疑一個鍵盤在七十二行的實踐之外能輸寫出多麼高深的學問，但章魚的形象至少讓我鄙薄。一台形似章魚的多管吸血機器更讓我厭惡。這種念頭使我立即買來了鋤頭和鈀頭，買來了草帽和膠鞋，選定了一塊寂靜荒坡，向想像中的滿地莊稼走過去。陽光如此溫暖，土地如此潔淨，一口潮濕清洌的空氣足以洗淨我體內的每一顆細胞。從這一天起，我要勞動在從地圖上看不見的這一個山谷裡，要直接生產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蘿蔔、白菜……我們要恢復手足的強壯和靈巧，恢復手心中的繭皮和面頰上的鹽粉，恢復自己大口喘氣渾身酸痛以及在陽光下目光迷離的能力。我們要親手創造出植物、動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鏈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們的生活，收回自己這一輩子該出力時就出力的權利。
這決不意味著我蔑視智能，恰恰相反——這正是我充分運用智能後的開心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