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之淚滴在亡者臉上，到來生都還要有記，這親即是人世的大信。不但五倫九族，便與萬民亦“在親民”，與萬物，亦江山歲月親，此即是我與人世皆在著那裡了。這親不可以是貪嗔愛癡，卻自然清肅，只可以生出敬。而敬亦惟從親才能有，是我與人世的各正性命，相好莊嚴。敬分尊卑，於卑亦有敬，君子迅雷疾風必變，敬且及於狂愚，“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則吉”，敬且及於不識者，故又敬能持劫。惟親與敬，才是格物。
西洋沒有這樣的親字敬字，他們的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論到底阻隔，惟能有社會構造，而無人世，故劫毀相尋。惟日本還比印度更像中國，但日本人的親是感情，故戰後會變成母愛，母愛不過是抵犢情深罷了。
可是中國歷史的縱面及橫面，亦不免有陰晴晦明。陰晦之際，會如秦失其鹿。秦朝是法律嚴，傷害了人世的親與敬，雖始皇帝的嶧山刻石詔書，要四民父慈子孝，男女貞潔，且不廢禮，而耕織商賈，各勤其事，但這些皆只是後天的，失了親與敬即不能格物，所以弄到指鹿為馬。從來朝廷不能格物，則不保其社稷，眾人不能格物，則不保其身家。除了換朝易代，尚有士大夫及細民凶禍橫死，說起來是見機不早，但何以見機不早，即因不能格物，“未死神已泣”，他先已於身亦不親，於己亦不敬了。惟中國歷史的這種陰晴晦明到底不致文明劫毀。
我鄉下每說，他們是嫡親堂兄弟，或嫡親表姊妹，滴水不摻的。這滴水不摻的親即是至純，如五音的極準，因明裡說的至正極成，與數學的點那種絕對的精密，竟遍在於親親的人世。《詩經》裡的：“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是親之極，到得不可增減，簡直沒有法子，而洪範裡的皇極，與宋人說的為生民立極，便亦即是這個極。
親是無隔。唐詩：“坐來相向益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佛經裡雖亦說“無我所”，卻惟中國人能始於親親，而為王者的無對於天下。這裡且亦說明了中國何以沒有西洋那樣的宗教。西洋有耶和華已是一隔，有使徒更是二重阻隔，中國卻人世這樣的親，疏不間親，於鬼神惟敬而遠之。《子夜歌》：“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一種親，天且弗違，何況他人，更何況鬼神。親親的人世是天下文明。
親遍在，敬亦遍在，是故親與敬皆有一種平等。不玩人，不玩物，臨事以莊，此即敬不但是對人，而亦是對物對事的，於人於物於事有一種平等。西洋視人如物，印度視物如人，亦似平等，可是不好。親始於親父母，敬始於敬兄，故論語裡說孝弟是為人本，但是還要推廣到親民敬眾。過閭裡必軾，是敬於市人。而浴乎沂，風乎舞雩，則不但是親於陌路之人，且於歲序，於春服，於水於風，皆有親意了。故又敬物是生在沼澗行潦裡的平蘩亦可薦於宗廟，饈於嘉賓，而敬事則不但於大事小事，連到於無事之時亦端然。但基督的饒赦罪人，釋迦的慈悲眾生，則寧是不敬，不及中國人的恕是敬而沒有委屈。釋迦又以馬麥為天人饌，變得不是馬麥了，而中國則平蘩是平蘩，如此物物分明，王天下是物物各得其正。
親與敬的人世的存在，欲辯已忘言，如數的點線的存在，不可以邏輯求證，而西洋的唯心論與唯物論，自然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則皆是隔著牆壁在喧嘩。於科學有所不得，要反求之於數學，而一代的歷史大事於理論有所不得，則要反求之於格物。
格物是逐物的反面。“格”字古訓“來”，“有朋自遠方來”，“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王天下”是外國自然來朝，皆是這個“來”字。此惟印度文明尚能相近，釋迦成正等覺，天雨摩尼，地湧金蓮，諸天龍神，世上男女，皆來至佛之處，基督則無此場面，只有他去到上帝那裡。可是現實的王天下惟中國才有。
熱核能出現，舉世震驚，惟因於物無親，故物愈尊而人愈卑，這是西洋向來如此，現在亦惟愈演愈甚而已。世界史上，惟中國文明可使有菽粟如水火之多，而人愈尊，機械滿前，而人愈閒。拿過去來說，若單說那是手工業或鐵器時代，那是一點內容亦沒有的，卻是還要有大唐世界，大明江山。說現在是熱核能的時代，或熱核能的世界，亦一樣的無內容，卻是還要有新的禮樂之世，始可以海晏河清，雖熱核能亦可如放牛於桃林之野，牧馬於華山之陽。
其實歷史上最大的發明是新石器，自此始有文明，其後銅鐵蒸汽電氣乃至熱核的發明，皆不足以相比。前者始有文明，是自無生有，而後者則惟是已有的東西的成就。而現代西洋是窮人袋裡安不得二百錢，也不過是新有了個熱核能罷了，就如此把人的臉相都變得難看了。
我這樣的思省，不是從學問得來，而是從逃難得來。今世的種種變故，果然應了李義山的那句詩“星沉海底當窗見”，但我不是在窗口看看，而是自己亦被帶進。蘇軾游白水巖詩裡有：
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捲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
那次我面臨大難，便亦像這樣的驚險，卻還可笑，然而一切都是真的。
他們真是死得好苦，惟有墳頭上親人之淚，西風斜陽郊原，才又見人世的真實。而我亦這才懂得了喪禮。先王以孝治天下，孝是親之始，而禮則喪禮為大，喪禮是親親的人世的最後取證，罪福是非一齊除斷，連宗教都不要。
佛經裡說的無明，真亦使人要悲哀涕泣，無明只是不能格物。日本人於中國事情，及美國的生產力與武器數字，皆明明知道，但是他們仍這樣的不現實，知識徒然更多了一重阻隔。原來是不能以致知去格物，卻要先格物而後能致知，否則知識反會是業。西洋的認識論到底不能直見性命，印度則有成唯識論，知識是還要經過成，可是亦不及格物致知來得好。
一部舊約，正是對西洋人所作所為的諷刺，連不好笑。他們的物是耶和華創造的，但佛經裡說的，所造的東西必定無常，他像小孩玩積木，到底不是真的建築物，必定又統統推倒重來過，再沒有比這個更無親無敬的了。
凡被毀滅的東西，皆其存在原來是可疑的，凡喪亂破敗時的惡形惡狀，皆其尚在最好的日子已是帶疾的。我如此重新思省西洋，思省日本，思省中國文明。這裡我且想起了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是說的王安石，王安石免官回金陵，病重時其妻吳國夫人問後事，他惟言多做佛事，故人葉濤來問疾，他以身為戒，勸以少做文章，葉濤既去，他忽記起路中所見壁上的詩句：“竟無好語貽吳國，尚有浮辭誑葉濤。”不覺長歎一聲，掩面而歿。王安石博識強記，法理嚴明，於學求其必達，於事求其必成，到頭卻只是一個大誑。
我如此思省，漸漸明白過來，心裡有一種高興，而對現前的時局大變動遂亦不再驚惋氣惱，轉有一種靜意。是這高興使我在逃難中不致氣餒，否則單如螞蟻尚且貪生，急急的逃命，一定更難受。而且是這靜意使我逃難亦如行於無事。故事裡有府將出獵，追趕一隻兔子，過林過澗到一山寺，那兔子忽然不見，惟剛才射的箭插在廟門上，原來那兔子是月亮裡的，這故事記不真還是出在宋人平話裡，還是我所杜撰，但人是果然可以如金烏玉兔之靜，不被網羅，不中矢石。
我身上沒有業，連家人兒女亦當下斬斷情緣。逃難使我重新觀看自身，觀看人世，我不是個霸佔僭越的人，此即不是個凸出的存在，今雖社會上無我的立足地，但人世裡必可有我的安身處，王陽明格物，格庭前的竹子，我今卻是格憂患。憂患即是憂患，一切Cynical的機智要除斷，一切感情都要真實，把戲劇化的部份戒絕。處憂患亦惟是親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