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陰無賴】
我不搶官做，但我喜愛官人的貴氣。中國民間有幾椿貴氣事兒，新郎新娘是
貴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貴賓，做官在人前的貴氣亦是像這
樣的居於其位，而非權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娘是不曾習慣的，做官亦寧是不熟練
的好。
我不曾行過官勢，而且於官場不慣。在上海有個相識是生意人，家裡要娶婦
，但是房客不肯遷讓，來問我想法子，我覺此事只可好好的商量，由我出面寫信
與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說做這樣大官的人豈有這樣客氣，一定是假名冒充。乃至我鬥日本人，鬥周佛海李士群，鬥汪先生，亦不是憑藉權力。再說我的外
行。在香港時江夫人給我的機密費，我都不知即是津貼，卻以為必要用於公事，
就以之發動外圍政治團體，按月向江夫人如實報銷，焉知汪夫人連看亦不看。及
後到了上海，我想這種外圍工作不用我管了，幾次三番拒絕接受，纔把這機密費
來停了。
一次有個蘇州縣政府的祕書來見，應對之間那樣的規矩恭敬，我巴不得他就
走，他送我一軸明人的畫，我連那畫亦不喜。我害怕人家對我卑躬屈節，可是我
亦很少與人稱兄道弟，卻多是帶姓稱人先生。一次汪夫人與我說、「你只當汪先
生是你的大哥，當我是你的姊姊，依年齡我做你的姊姊也做得過。」我 了也不
接下聯。我在汪先生夫婦前原如子弟般端正 話，但仍願他們待我如賓。汪先生
對周佛海他們是帶名稱先生，對公館派的人則只稱名，惟對我稱蘭成先生。
還都後周佛海林柏生他們都官比我大，惟因起初一段地位差不多，所以仍是
平交人。但這還是因為我的性情，不但是因為歷史關係。我也許像孫悟空，那孫
悟空初到天上為弼馬溫，問是幾品官，人答無品，他道「無品想是貴極了」，我
想著不禁好笑起來。後來他為齊天大聖，亦不知到底是玉帝所封，抑是他自己所
封，我卻愛他的在天上遨遊無事。
我與同僚少搭訕，次長軍長級以下的官我連不識得幾個，與日本人我更一個
亦不來往，有點眼睛裡看得東吳無人。我在南京有官邸，但常住上海，侄女青芸
已與阿啟從胡村出來，上海家裡即由她當家。南京惟一個月中去一二次。我很少
到宣傳部，因凡事有林柏生在辦。我每去南京只是見見汪先生。我兼任汪先生的
機密祕書凡四年，卻沒有到過祕書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總在客廳裡見。
我不但於官場是素人，於政治亦是素人。我與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談，且亦
沒有事需要鄭重商談。我對秘聞無興趣，不去留心甚麼內幕。我出入汪公館，沒
有一次洩漏祕密，因為根本沒有祕密。官場的起居往往被看成政治化，在汪公館
我卻見國家大事亦只是家常，所以好。
我去汪公館，有時即在那裡喫飯。通常是午飯分兩桌，汪先生夫婦與兒子女
兒媳婦，及褚民誼，陳春圃，林柏生夫婦，陳國棋陳國強兄弟等，我來亦一道。
汪先生上座，右手汪夫人，媳婦傍婆坐，餘人均隨意就坐。菜是六餚一湯，飯後
有水果，要算得簡單，只因為汪先生，遂覺有似帝王的供饌撤饌，可以寫入雅樂。汪先生來到，諸人亦不是畏懼，而只是自然端正起來。喫飯亦是一相，汪先生
胃口最好，且總是開開心心的，看他談笑飲食，真像生龍活虎。
夜飯比年飯熱鬧，有時曾醒方君璧亦來，還有褚民誼太太，便改為大圓桌，
團團坐在一起，菜亦增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親戚，曾醒是黃花崗
烈士方聲侗之妻，曾仲鳴之姊，與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她曾三姑，當年孫中
山先生在時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則從小在法國的時候多，繪畫有名。曾醒
原來倒是個有膽識的，方君璧人很老實，她那本色倒也是一種活潑，但我在汪公
館見她們像舊式名門婦女的不多說話。汪先生對她們很客氣。就中惟林柏生太太
等於女官，她在汪夫人跟前如同女兒，汪先生亦拿她當個小學生，她有點像紅樓
夢裡的鳳姐，卻漂亮現前，使人感覺是在廣州五月裡。
汪主席公館亦如同尋常百姓家，惟何時都好像在過節日的有喜氣貴氣，原來
汪先生的憂國憂民，日理萬機，夜裡還批公事到更深，亦只如百姓人家在吉日良
辰承當大事。公館裡的人無雜言，不胡亂行走，客廳裡與房間裡沒有甚麼陳設，
自然簡靜，氣象壯闊。我只有幾回穿房過戶，都是汪夫人叫我。樓上只汪夫人帶
我上去過一次。見有一個房間是汪先生夜裡批公文的，亦在那裡寫字做詩，像個
書房，一般無特別處，但每經過，使人憬然作念。
汪先生要算得待我好。從來王者興於民間，跟他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
素人，汪先生是一個極練達的行政人才，卻一直保有政治素人的氣概，所以我那
樣的外行話他也能 。陳公博周佛海他們於公餘之暇寧可胡調，不談政治，因為
他們的政治沒有性情，所以要以嗜好來調劑。汪先生可是沒有這樣的公私之分，
雖晏息之時，談政治說國事亦無不宜，因為這裡自然有著性情。有言「政事文章」，政事是可以好到即是文章。而且汪先生這個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別無嗜好。
我是如同民間人，所以敢平視日本軍，亦平視重慶延安，亦平視南京政府，
而汪先生亦到底不能把我收伏。
汪先生把和平不僅看作外交政策，而看作革命的課題，說「和平反共建國」
，這實在是他的廣大。當初自滿洲事變以來，汪先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他說、「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到了這關頭，他便提出焦土抗戰。國軍自上海南京武漢敗退到重慶而止，汪
先生當即有了自信，知日本不能征服中國，即改焦土抗戰為抗戰建國。此與後來
他說的和平反共建國，日本欲戰則與之戰，日本求和則與之和，前後原是一貫。
而使我動心的是汪先生說的建國。他到底是孫先生的學生，何時都不忘記「革命
尚未成功」。便是他的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與組織政府，我雖稍嫌其是烏合
之眾，但亦敬服汪先生的白手起家，驅市人以成朝廷，如韓信的使用爛兵兵爛卒
卒亦可以是堂堂之陣。他像孫先生的動不動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比
起滿洲國政府及維新臨時兩政府的奉旨組織，汪政府到底是從民間興起的，多少
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我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裡原說「日本亦不能
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於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於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於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於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後，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我這對於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寧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於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於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後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於知求其必至，於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後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後，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於理論乃至於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洒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於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我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於
一線，即在於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 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裡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 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 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裡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我是後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後在武漢，又後來汪政府覆滅後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
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
彼時是抗戰生於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氣不
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後來的共產黨禍亂
亦不是命裡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我亦見不及此，不能啟發汪先生，以至於
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
哉？」
詞裡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春天，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府的一段，
乃至今日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我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
個政府皆於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強，而汪政府彼時，我是還都那年夏天起
即不再作汪先生的代言人了。昔年孫中山先生即不曾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
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自己所要說的，沒有禁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
如今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我。可是我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
不准，但我自己准了自己。此後我尚留在南京政府裡，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
一種類型，而且我也珍重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