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官莊。我們家大概也小康過。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時候，祖父母雙亡，家道中落，形同貧農。父親親兄弟三人，無怙無恃，孤苦伶仃，一個送了人，剩下的兩個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餓得到棗林裡去揀落到地上的干棗來吃。
六歲以前，我有一個老師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麼，現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過幾個字罷了。六歲離家，到濟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逃到濟南去謀生的，經過不知多少艱難險阻，終於立定了腳跟。從那時起，我才算開始上學。曾在私塾裡念過一些時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四書》之類。以後接著上小學。轉學的時候，因為認識一個“騾”字，老師垂青，從高小開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學考過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學生，也不怎樣努力唸書。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來談一談：我開始學英語。當時正規小學並沒有英語課。我學英語是利用業餘時間，上課是在晚上。學的時間不長，只不過學了一點語法、一些單詞而已。我當時有一個怪問題：“有”和“是”都沒有“動”的意思，為什麼叫“動詞”呢？後來才逐漸瞭解到，這只不過是一個譯名不妥的問題。
我萬萬沒有想到，就由於這一點英語知識，我在報考中學時沾了半年光。我這個人頗有點自知之明，有人說，我自知過了頭。不管怎樣，我幼無大志，卻是肯定無疑的。當時山東中學的拿摩溫是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我這個癩蛤蟆不敢吃天鵝肉，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我只報了一個“破”正誼。可這個學校考試時居然考了英語。出的題目是漢譯英：“我新得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可是有些字我不認得。”我翻出來了，只是為了不知道“已經”這個詞兒的英文譯法而苦惱了很長時間。結果我被錄取，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
在正誼中學學習期間，我也並不努力，成績徘徊在甲等後幾名、乙等前幾名之間，屬於上中水平。我們的學校瀕臨大明湖，風景絕美。一下課，我就跑到校後湖畔去釣蝦、釣蛤蟆，不知用功為何物。但是，叔父卻對我期望極大，要求極嚴。他自己親自給我講課，選了一本《課侄選文》，大都是些理學的文章。他並沒有受過什麼系統教育，但是他絕頂聰明，完全靠自學，經史子集都讀了不少，能詩，善書，還能刻圖章。他沒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嚴而慈，對我影響極大。我今天勉強學得了一些東西，都出於他之賜，我永遠不會忘掉。根據他的要求，我在正誼下課以後，參加了一個古文學習班，讀了《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書，當然對老師另給報酬。晚上，又要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十點才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八年。我當時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負擔，但也不瞭解其深遠意義，依然頑皮如故，摸魚釣蝦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今天這一點不管多麼單薄的基礎不是那時打下的嗎？
至於我們的正式課程，國文、英、數、理、生、地、史都有。國文念《古文觀止》一類的書，要求背誦。英文念《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納氏文法》等等。寫國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寫作文。課外，除了上補習班外，我讀了大量的舊小說，什麼《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說唐》、《說岳》、《濟公傳》、《彭公案》、《三俠五義》等等無不閱讀。《紅樓夢》我最不喜歡。連《西廂記》、《金瓶梅》一類的書，我也閱讀。這些書對我有什麼影響，我說不出，反正我並沒有想去當強盜或偷女人。
初中畢業以後，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在高中教讀經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進士，一位綽號“大清國”，是一個頑固的遺老。兩位老師的姓名我都忘記了，只記住了綽號。他們上課，都不帶課本，教《書經》和《易經》，都背得滾瓜爛熟，連註疏都在內，據說還能倒背。教國文的老師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了。他對我的影響極大。記得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完全出我意料，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讚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談到英文，由於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別的同學很難同我競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學了德文。
由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當然更出我意料。我從此才有意識地努力學習。要追究動機，那並不堂皇。無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我那幼無大志的情況呢？也並沒有。我照樣是鼠目寸光，胸無大志，我根本沒有發下宏願，立下大志，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什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只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度過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裡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三○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面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系時，我選了西洋系。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還有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飢餓，終日飢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時期，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征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對象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的W 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的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裡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 Waley等。我在這裡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擴大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裡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和香港地區，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中國大陸。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只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後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系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鬥，符合當時的“潮流”。現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歷，沒有什麼英雄業績，我就不再囉嗦了。
我體會，一些報刊之所以要我寫自傳的原因，是想讓我寫點什麼治學經驗之類的東西。那麼，在長達六十年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我究竟有些什麼經驗可談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細考慮，無影無蹤。總之是卑之無甚高論。不管好壞，鴛鴦我總算繡了一些。至於金針則確乎沒有，至多是銅針、鐵針而已。
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嚴密裹住。打開一看，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於不說。我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上面講的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現在談一點具體的東西。我認為，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面下工夫：一，理論；二，知識面；三，外語；四，漢文。唐代劉知幾主張，治史學要有才、學、識。我現在勉強套用一下，理論屬識，知識面屬學，外語和漢文屬才，我在下面分別談一談。
一 理論
現在一講理論，我們往往想到馬克思主義。這樣想，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必須注意幾點。一，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而發展，決非僵化不變的教條。二，不要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對它可以批評，也可以反駁。我個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把黃的說成是黃的，是唯物主義。把黃的說成是黑的，是唯心主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明瞭。哲學家們有權利去作深奧的闡述，我輩外行，大可不必。至於辯證法，也可以作如是觀。看問題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聯繫，在事物運動中把握規律，如此而已。我這種幼兒園水平的理解，也許更接近事實真相。
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認真學習。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都是沒有的。這就和真空一樣，絕對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沒有的。中國古話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是這個意思。因此，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也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千萬不要像過去那樣把十分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和教條化，把唯心主義的標籤一貼，就“奧伏赫變”。
二 知識面
要求知識面廣，大概沒有人反對。因為，不管你探究的範圍多麼窄狹，多麼專業，只有在知識廣博的基礎上，你的眼光才能放遠，你的研究才能深入。這樣說已經近於常識，不必再做過多的論證了。我想在這裡強調一點，這就是，我們從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應該學一點科學技術知識，能夠精通一門自然科學，那就更好。今天學術發展的總趨勢是，學科界線越來越混同起來，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越來越多。再像過去那樣，死守學科陣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已經完全不合時宜了。此外，對西方當前流行的各種學術流派，不管你認為多麼離奇荒誕，也必須加以研究，至少也應該瞭解其輪廓，不能簡單地盲從或拒絕。
三 外語
外語的重要性，盡人皆知。若再詳細論證，恐成蛇足。我在這裡只想強調一點：從今天的世界情勢來看，外語中最重要的是英語，它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語。這種語言，我們必須熟練掌握，不但要能讀，能譯，而且要能聽，能說，能寫。今天寫學術論文，如只用漢語，則不能出國門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國的同行交流。如不能聽說英語，則無法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情況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們不能不認真嚴肅地加以考慮。
四 漢語
我在這裡提出漢語來，也許有人認為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我還不能說漢語嗎？”“我還不能寫漢文嗎？”是的，你能說，也能寫。然而仔細一觀察，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我們今天的漢語水平是非常成問題的。每天出版的報章雜誌，只要稍一注意，就能發現別字、病句。我現在越來越感到，真要想寫一篇準確、鮮明、生動的文章，決非輕而易舉。要能做到這一步，還必須認真下點工夫。我甚至想到，漢語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進一步，比學習外語還難。只有承認這一個事實，我們的漢語水平才能提高，別字、病句才能減少。
我在上面講了四個方面的要求。其實這些話都屬於老生常談，都平淡無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於平淡無奇之中嗎？這同我在上面引魯迅先生講的笑話中的“勤捉”一樣，看似平淡，實則最切實可行，而且立竿見影。我想到這樣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寫了出來，其意不過如野叟獻曝而已。
我現在想談一點關於進行科學研究指導方針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適先生提出來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認為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針。古今中外，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條主義猖獗、形而上學飛揚跋扈的時期內，這個方針曾受到多年連續不斷的批判。我當時就百思不得其解。試問哪一個學者能離開假設與求證呢？所謂大膽，就是不為過去的先入之見所限，不為權威所囿，能夠放開眼光，敞開胸懷，獨具只眼，另闢蹊徑，提出自己的假設，甚至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亦無不可。如果連這一點膽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規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個人決不會有創造，學術決不會進步。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還要進行煩瑣的論證嗎？
總之，我要說，一要假設，二要大膽，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膽的假設的同時，必須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證。一個人的假設，決不會一提出來就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有一個隨時修改的過程。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想到一個假設時，自己往往詫為“神來之筆”，是“天才火花”的閃爍，而狂歡不已。可是這一切都並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設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證。求證要小心，要客觀，決不允許厭煩，更不允許馬虎。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上來求證，從而考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麼程度，哪一部分正確，哪一部分又不正確。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實事求是，容不得絲毫私心雜念，一切以證據為準。證據否定掉的，不管當時顯得多麼神奇，多麼動人，都必須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揚棄。部分不正確的，揚棄部分。全部不正確的，揚棄全部。事關學術良心，決不能含糊。可惜到現在還有某一些人，為了維護自己“奇妙”的假設，不惜歪曲證據，剪裁證據。對自己的假設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沒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視而不見，或者見而掩蓋。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為，我期期以為不可。至於剽竊別人的看法或者資料，而不加以說明，那是小偷行為，斯下矣。
總之，我要說，一要求證，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剛才講的“史德”，是借用章學誠的說法。他把“史德”解釋成“心術”。我在這裡講的也與“心術”有關，但與章學誠的“心術”又略有所不同。有點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寫什麼東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寫出來要讀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自己不懂而寫出來要讀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我這些話決非無中生有，無的放矢。我都有事實根據。我以垂暮之年，寫了出來，願與青年學者們共勉之。
現在再談一談關於搜集資料的問題。進行科學研究，必須搜集資料，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資料並沒有什麼一定之規。最常見的辦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認為有用的資料抄在上面，然後分門別類，加以排比。可這也不是唯一的辦法。陳寅恪先生把有關資料用眉批的辦法，今天寫上一點，明天寫上一點，積之既久，資料多到能夠寫成一篇了，就從眉批移到紙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對《高僧傳·鳩摩羅什傳》的眉批，竟比原文還要多幾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寫卡片，也從來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較大張的紙，把材料寫上。有時候隨便看書，忽然發現有用的材料，往往順手拿一些手邊能拿到的東西，比如通知、請柬、信封、小紙片之類，把材料寫上，再分類保存。我看到別人也有這個情況，向達先生有時就把材料寫在香煙盒上。用比較大張的紙有一個好處，能把有關的材料都寫在上面，約略等於陳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積太小，這樣做是辦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後，要十分認真細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門別類裝入紙夾或紙袋。否則，如果一時粗心大意丟上張把小紙片，上面記的可能是最關重要的材料，這樣會影響你整篇文章的質量，不得不黽勉從事。至於搜集資料要鉅細無遺，要有竭澤而漁的精神，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過我們千萬要警惕，不能隨便搜集到一點資料，就動手寫長篇論文。這樣寫成的文章，其結論之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與此有聯繫的就是要注意文獻目錄。只要與你要寫的文章有關的論文和專著的目錄，你必須清楚。否則，人家已經有了結論，而你還在賣勁地論證，必然貽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順便談一談材料有用無用的問題。嚴格講起來，天下沒有無用的材料，問題是對誰來說，在什麼時候說。就是對同一個人，也有個時機問題。大概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只要你腦海裡有某一個問題，一切資料，書本上的、考古發掘的、社會調查的等等，都能對你有用。搜集這樣的資料也並不困難，有時候資料簡直是自己躍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腦海裡沒有這個問題，則所有這樣的資料對你都是無用的。但是，一個人腦海裡思考什麼問題，什麼時候思考什麼問題，有時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個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問題。當你思考甲問題時，乙問題的資料對你沒有用。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你會思考起乙問題來。你可能回憶起以前看書時曾碰到過這方面的資料，現在再想去查找，可就“雲深不知處”了。這樣的經驗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別人也必然相同。
那麼怎麼辦呢？最好腦海裡思考問題，不要單打一，同時要思考幾個，而且要念念不忘，永遠不讓自己的腦子停擺，永遠在思考著什麼。這樣一來，你搜集面就會大得多，漏網之魚也就少得多。材料當然也就積累得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用起來，你就左右逢源了。
最後還要談一談時間的利用問題。時間就是生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時間是一個常數，對誰都一樣，誰每天也不會多出一秒半秒。對我們研究學問的人來說，時間尤其珍貴，更要爭分奪秒。但是各人的處境不同，對某一些人來說就有一個怎樣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的問題。這個怪名詞是我杜撰出來的。時間摸不著看不見，但確實是一個整體，哪裡會有什麼“邊角廢料”呢？這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平常我們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沒有人和事來干擾，你可以從容濡筆，悠然怡然，再佐以龍井一杯，雲煙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個時間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麼“邊角廢料”問題。但是有多少人能有這種神仙福氣呢？魯鈍如不佞者幾十年來就做不到。建國以來，我搞了不知多少社會活動，參加了不知多少會，每天不知有多少人來找，心煩意亂，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間，我成了“不可接觸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裡也是門可羅雀。《羅摩衍那》譯文八巨冊就是那時候的產物。難道為了讀書寫文章就非變成“不可接觸者”或者右派不行嗎？浩劫一過，我又是門庭若市，而且參加各種各樣的會，終日馬不停蹄。我從前讀過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覺得異常可笑，豈意自己現在就成了那一類人物，豈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是能夠想出辦法來的。現在我既然沒有完整的時間，就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裡，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自行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裡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湧，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彷彿“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做沒有法子。
我在上面拉雜地寫了自己七十年的讀書經歷。總起來看，沒有大激盪，沒有大震動，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我談的治學經驗，也都屬於“勤捉”之類，卑之無甚高論。比較有點價值的也許是那些近乎怪話的意見。古人云：“修辭立其誠”。我沒有說謊話，只有這一點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對得起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