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文集》已經出完了二十四卷，其中所收的文章，起自十幾歲時所寫的一些十分幼稚的東西，時間下限截止到1992年，時間跨度約為七十年，算是告一段落。所謂段落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只是偶然在那個時候編完，偶然又從那個時候出版，如此而已。其中也有兩個例外，一個是長達八十萬字的《糖史》，一個是用英文寫成的《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譯釋》。出版家認為這兩部書份量重、意義大，唯恐出版晚了，影響本《文集》的價值，主張打破時間界限提前收入，我個人則是無可無不可，完全同意了。
我還活著，雖然年邁，但還不算太昏聵，還能夠思考，還能夠寫作；編完二十四卷時，我已經想到，《文集》還要繼續出下去的，等到我走了，或完全不能寫作時，就改稱《全集》，為我一生的寫作畫上一個句號。
編輯前二十四卷《文集》時，遵行幾條原則：在排列順序上把散文創作排在最前面，後面以題材和體裁為標準，分門別類劃分了幾卷，時間先後不是標準，最後殿以翻譯《羅摩衍那》。我在一篇後記中講到，出版二十四卷以後的若干卷時，由於文章積累不會太多，無法嚴格分類，因此就採用編年的形式，按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加以編排，不再計較文章的內容。但在實際編排過程中，發現了新問題，不得不把編排原則稍加變動。除了零篇的文章外，還有幾部內容相當長的整部的作品，若與零篇文章等同編排，內容很不協調，所以決定把這樣的著作單獨編排，編成獨立的卷，以醒耳目而便讀者。
在編纂前二十四卷時，實際上我們也是有一個編纂原則的，只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加以說明。現在繼續編纂，我想把原則明確提出來，略加說明，我的原則是四個字，兩個概念：求全，存真。
所謂求全，就是把過去七十年來所寫所譯的東西盡量收集齊全，不遺漏一篇。這樣長的時間跨度，又經歷了幾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時代，再加上受自己天資的限制，所寫的東西不可能完全都是好的。觀點，包括政治觀點在內，不可能完全都是正確的，而且政治觀點的正確與否完全是相對的，絕不是絕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寫的文章怎麼能一貫正確呢？古代文人到了晚年往往自訂文集，殫精竭慮，選精拔萃，把自己一生的文章仔仔細細地審查一遍，把自己不滿意的全部刪除，只留下自己認為滿意的若干篇編為文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聽說當年也有一些文人，到了晚年，自訂文集採取上述的古人的原則。這種做法，我期期以為不可，這有點欺騙讀者的嫌疑。我最討厭說，什麼是什麼的上帝，但我現在不得不說「讀者是作者的上帝」。上帝是不能、不應欺騙的。自己的一生是個什麼樣子，應該赤裸裸地擺在上帝面前，由上帝去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從而能夠得到點有益的東西，這是唯一的正道。
其次談存真。存真是不刪改文章，與求全的不刪掉文章密切聯繫。除了明顯的錯別字外，一律不改，特別是對於年青時的作品更不想用今天八九十歲的水平來加以篡改，不能讓年青的臉上于思于思，以假亂真。對某一些引證的錯誤，我也主張，除了加注糾正外，也一律不加改動。魯迅《阿Q正傳》第一段對《賭徒別傳》的作者就引錯了，但他並不改正。我想傚法魯迅。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我覺得，其意義就在於示人以本來面目，不加偽裝，不加藻飾，讓讀者實事求是地瞭解自己，以決定去取。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所共喻，古有明訓。我想說幾句近似開玩笑的話。坐在聖廟裡的聖賢，其塑像無不威儀儼然，他們生時卻有威儀儼然的時候，但也有不是這樣的時候。古人說：閨房之內有甚於華眉者，我們的聖賢就不會有這種情況嗎？
編纂的辦法，上面已經談過，這裡不再重複。在編纂《文集》最後八卷時，主其事者是我的長期的助手李玉潔女士和我的學生高鴻博士。他們留心收集原稿，精心加以編排，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參加的話，這後八卷是出不成的。我對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社長、楊鑫富副社長、吳明華編審有遠見卓識，在出完了二十四卷以後，又繼續出版這後八卷。我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對他們表示發自內心的感謝。
2000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