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
我於1935年10月31日，從柏林到了哥廷根。原來只打算住兩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時間之長，在我的一生中，僅次於濟南和北京，成為我的第二故鄉。
哥廷根是一個小城，人口只有十萬，而流轉遷移的大學生有時會到二三萬人，是一個典型的大學城。大學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德國學術史和文學史上許多顯赫的名字，都與這所大學有關。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處都是。讓你一進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氣和學術氣，彷彿是一個學術樂園，文化淨土。
哥廷根素以風景秀麗聞名全德。東面山林密佈，一年四季，綠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綠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綠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從來沒遇到過大風。既無扇子，也無蚊帳，蒼蠅、蚊子成了稀有動物，跳蚤、臭蟲更是聞所未聞。街道潔淨得邪性，你躺在馬路上打滾，絕不會沾上任何一點塵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為家常便飯。在城區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紀的建築，至少四五層。人們置身其中，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去。古代的城牆仍然保留著，上面長滿了參天的橡樹。我在清華唸書時，喜歡讀德國短命抒情詩人荷爾德林(Hlderlin)的詩歌，他似乎非常喜歡橡樹，詩中經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終不知道，橡樹是什麼樣子。今天於無意中遇之，喜不自勝。此後，我常常到古城牆上來散步，在橡樹的濃蔭裡，四面寂無人聲，我一個人靜坐沉思，成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詩意的一件事，至今憶念難忘。
我初到哥廷根時，人地生疏。老學長樂森先生到車站去接我，並且給我安排好了住房。房東姓歐樸爾(Oppe1)，老夫婦倆，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學，就把他住的房間租給我。男房東是市政府的一個工程師，一個典型的德國人，老實得連話都不大肯說。女房東大約有五十來歲，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家庭婦女，受過中等教育，能欣賞德國文學，喜歡德國古典音樂，趣味偏於保守，一提到爵士樂，就滿臉鄙夷的神氣，冷笑不止。她有德國婦女的一切優點：善良，正直，能體貼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處，比如，她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寡婦，兩個人經常來往。有一回，她這位女友看到她新買的一頂帽子，喜歡得不得了，想照樣買上一頂，她就大為不滿，對我講了她對這位女友的許多不滿意的話。原來西方婦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樣——絕對不允許別人戴同樣的帽子，穿同樣的衣服。這一點我們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我這位女房東小市民習氣頗濃。然而，瑕不掩瑜,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婦女之一，善良得像慈母一般。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只有一對老夫婦的德國家庭裡住了下來，同兩位老人晨昏相聚，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一住就是十年，沒有搬過一次家。我在這裡先交代這個家庭的一般情況，細節以後還要談到。
我初到哥廷根時的心情怎樣呢?為了真實起見，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後第二天的日記：
終於又來到哥廷根了。這以後，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裡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歡做夢的，而且我還自己把夢塗上種種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國來的夢，德國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國。我幻想德國有金黃色的陽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終於把夢捉住了，我到了德國。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虛。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夢浮起來。我夢想，我在哥廷根，在這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裡，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現在又終於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夢。其實又有誰能知道呢?
1935年11月1日
從上一段日記裡可以看出，我當時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還沒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而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學習。這條道路，我已經走了將近六十年，今後還將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時候。
這條道路同哥廷根大學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在這裡要講講大學。
我在上面已經對大學介紹了幾句，因為，要想介紹哥廷根，就必須介紹大學。我們甚至可以說，哥廷根之所以成為哥廷根，就是因為有這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創建於中世紀，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是歐洲較為古老的大學之一。它共有五個學院：哲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神學院、醫學院。一直沒有一座統一的建築，沒有一座統一的大樓。各個學院分佈在全城各個角落，研究所更是分散得很，許多大街小巷，都有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宿舍更沒有大規模的。小部分學生住在各自的學生會中，絕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中。行政中心叫Aula，樓下是教學和行政部門，樓上是哥廷根科學院。文法學科上課的地方有兩個：一個叫大講堂(Auditorium)，一個叫研究班大樓(Seminargebude)。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課的男女大學生。熙熙攘攘，煞是熱鬧。
在歷史上，大學出過許多名人。德國最偉大的數學家高斯(Gauss)，就是這個大學的教授。在高斯以後，這裡還出過許多大數學家。從19世紀末起，一直到我去的時候，這裡公認是世界數學中心。當時當代最偉大的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Hilbert)雖已退休，但還健在。他對中國學生特別友好。我曾在一家書店裡遇到過他，他走上前來，跟我打招呼。除了數學以外，理科學科中的物理、化學、天文、氣象、地質等，教授陣容都極強大。有幾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這裡任教。蜚聲全球的化學家A．溫道斯(Windaus)就是其中之一。
文科教授的陣容，同樣也是強大的。在德國文學史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格林兄弟，都在哥廷根大學呆過。他們的童話流行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們的大字典，一百多年以後才由許多德國專家編纂完成，成為德國語言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哥廷根大學文理科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在這樣一座面積雖不大但對我這樣一個異域青年來說仍然像迷宮一樣的大學城裡，要想找到有關的機構，找到上課的地方，實際上是並不容易的。如果沒有人協助、引路，那就會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到了這樣一個引路人，這就是章用。章用的父親是鼎鼎大名的「老虎總長」章士釗。外祖父是在朝鮮統兵抗日的吳長慶。母親是吳弱男，曾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名字見於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總之，他出身於世家大族，書香名門。但卻同我在柏林見到的那些「衙內」完全不同，一點紈褲習氣也沒有。他毋寧說是有點孤高自賞，一身書生氣。他家學淵源，對中國古典文獻有湛深造詣，能寫古文，做舊詩。卻偏又喜愛數學，於是來到了哥廷根這個世界數學中心，讀博士學位。我到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住了五六年，老母吳弱男陪兒子住在這裡。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本來只有三四人。章用脾氣孤傲，不同他們來往。我因從小喜好雜學，讀過不少的中國古典詩詞，對文學、藝術、宗教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樂森先生介紹我認識了章用，經過幾次短暫的談話，簡直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情投意合。他也許認為我同那些言語乏味，面目可憎的中國留學生迥乎不同，所以立即垂青，心心相印。他贈過一首詩：
空谷足音一識君
相期詩伯苦相薰
體裁新舊同嘗試
胎息中西沐見聞
胸宿賦才徠物與
氣噓大筆發清芬
千金敝帚孰輕重
後世憑猜定小文
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裡面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裡，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只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裡，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只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麼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系，就入哪個；願意改系，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麼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只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系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瞭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麼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干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做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只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Ewiger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麼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范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麼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裡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裡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Kielhom)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裡，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裡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裡希·呂德斯(HeinrichL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雖然年輕，已經在世界梵文學界頗有名聲。可是選梵文課的卻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外國人。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他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4點才下課。這就是我梵文學習的開始。研究所有一個小圖書館，冊數不到一萬，然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是應有盡有。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冊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彙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齊全的，因為有的雜誌非常冷僻，到大圖書館都不一定能查到。在臨街的一面牆上，在鏡框裡貼著德國梵文學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從中可見德國梵學之盛。這是德國學術界十分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從此就天天到這個研究所來。
我從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