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佈：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
一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另一個副系是斯拉夫語言學，我也照常上課，這些課也都是順利的。
專就博士論文而論，這是學位考試至關重要的一項工作。教授看學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過論文。德國大學對論文要求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已經呆了六七年，學位始終拿不到，關鍵就在於論文。章用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姓葉的留學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運。我的論文，題目定下來以後，我積極寫作，到了1940年，已經基本寫好。瓦爾德施米特從軍期間，西克也對我加以指導。瓦爾德施米特回家休假，我就把論文送給他看。我自己不會打字，幫我打字的是邁耶(Meyer)家的大女兒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子。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為梵文字母拉丁文轉寫，符號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須坐在旁邊，才不致出錯。9月13日，論文打完。事前已經得到瓦爾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論文交給文學院長戴希格雷貝爾(Deiehgrber)教授。德國規矩，院長安排口試的日期，而院長則由最年輕的正教授來擔任。戴希格雷貝爾是希臘文、拉丁文教授，是剛被提升為正教授的。按規矩本應該三個系同時口試。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爾(Roeder)卻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試時，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語言學，英文以後再補。我這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早晨5點就醒來。心裡只是想到口試，再也睡不著7點起來，吃過早點，又胡亂看了一陣書，心裡極慌。
9點半到大學辦公處去。走在路上，像待決的囚徒。10點多開始口試。Prof．Waldschmidt(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先問，只有Prof．Deichgrber(戴希格雷貝爾教授)坐在旁邊。Prof．Braun(布勞恩教授)隨後才去。主科進行得異常順利。但當Prof．Braun開始問的時候，他讓我預備的全沒問到。我心裡大慌。他的問題極簡單，簡直都是常識。但我還不能思維，頗呈慌張之像。
12點下來，心裡極難過。此時，及格不及格倒不成問題了。
我考試考了一輩子，沒想到在這最後一次考試時，自己竟會這樣慌張。第二天的日記：
心緒極亂。自己的論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認為極好，就連Prof．Krause也認為難得，滿以為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考試；但昨天俄文口試實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問，問的全非我所預備的。到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極難過。
這可以說是昨天情緒的餘波。但是當天晚上：
7點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請我過節(羨林按：指聖誕節)。飄著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裡只是想到昨天考試的結果，我一定要問他一問。一進門，他就向我恭喜，說我的論文是sehrgut(優)，印度學(Ihdologie)sehrgut，斯拉夫語言也是sehrgut。這實在出我意料，心裡對Prof．Braun發生了無窮的感激。
他的兒子先拉提琴，隨後吃飯。吃完把聖誕樹上的蠟燭都點上，喝酒，吃點心，胡亂談一氣。10點半回家，心裡仍然想到考試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爾教授病癒出院，補英文口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也參加了，我又得了一個sehrgut。連論文加口試，共得了四個sehrgut。我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告慰我親愛的祖國，也可以告慰母親在天之靈了。博士考試一幕就此結束。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當時頗引起了一點轟動。轟動主要來自Prof．Krause(克勞澤教授)。他是一位蜚聲世界的比較語言學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雙目失明，但有驚人的記憶力，過耳不忘，像照相機那樣準確無誤。他能掌握幾十種古今的語言，北歐幾種語言，他都能說。上課前，只需別人給他念一遍講稿，他就能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講上兩個小時。他也跟西克教授學過吐火羅語，他的大著(《西吐火羅語語法》)被公認為能夠跟西克、西格靈(Siegling)、舒爾策(Schulze)的吐火羅語語法媲美。他對我的博士論文中關於語尾－mathe的一段附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因為據說在古希臘文中有類似的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記中有下列一段話：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賀我的考試，又說：Prof．Krause對我的論文讚不絕口，關於Endungmatha(動詞語尾matha)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立刻抄了出來，說不定從這裡還可以得到有趣的發明。這些話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我雖然也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這樣一來，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關於口試和論文，就寫這樣多。因為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所以寫多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捫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有時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時候又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即。有時候熠熠閃光，有時候又晦暗不明。這使得我時而興會淋漓，時而又垂頭喪氣。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現在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國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歸。適逢1942年德國政府承認了南京漢奸汪記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被迫撤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惟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慼慼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彷彿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彷彿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佈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週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