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覺得德國１０年的學術回憶好像是寫完了。但是，仔細一想，又好像是沒有寫完，還缺少一個總結回顧，所以又加上了這一段。把它當做回憶的一部分，或者讓它獨立於回憶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德國１０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性的１０年。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如果我的學術研究有一個發軔期的話，真正的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我也提到過，如果我不是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遇來到德國的話，我的一生將會完完全全是另一個樣子。我今天究竟會在什麼地方，還能不能活著，都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這個１０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１０年，有它輝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陰暗悲慘的一面。所有這一切都比較詳細地寫在我的《留德十年》一書中，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因為我現在寫的《自述》重點是在學術；在生活方面，如無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寫的我在哥廷根１０年的學術活動，主要以學術論文為經，寫出了我的經驗與教訓。我現在想以讀書為綱，寫我讀書的情況。我輩知識分子一輩子與書為伍，不是寫書，就是讀書，二者是並行的，是非並行不可的。
我已經活過了８個多１０年，已經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讀書條件和讀書環境方面，哪一個１０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１０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個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東西，我幾乎全不會，也幾乎全無興趣。我平生最羨慕兩種人：一個是畫家，一個是音樂家。而這兩種藝術是最需天才的，沒有天賦而勉強對付，絕無成就。可是造化小兒偏偏跟我開玩笑，只賦予我這方面的興趣，而不賦予我那方面天才。《漢書·董仲舒傳》說：「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極想「退而結網」，可惜找不到結網用的繩子，一生只能做一個羨魚者。我自己對我這種個性也並不滿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幹而沒有綠葉，更談不到有什麼花。
在哥廷根的１０年，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哥廷根是一個小城，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我又是一介窮書生，沒有錢，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我去了以後，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雞。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有一段時間，全城只有我一個中國人。這種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我空前絕後的讀書的機會。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但是，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來看，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讀書有兩個地方，分兩大種類，一個是有關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等的書籍，一個是漢文的書籍。我很少在家裡讀書，因為我沒有錢買專業圖書，家裡這方面的書非常少。在家裡，我只在晚上臨睡前讀一些德文的小說，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ｎ的名著《Ｂｕｄｄｅｎｂｒｏｏｋｓ》就是這樣讀完的。我早晨起床後在家裡吃早點，早點極簡單，只有兩片麵包和一點黃油和香腸。到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腸，後來是黃油，最後只剩一片有魚腥味的麵包了。最初還有茶可喝，後來只能喝白開水了。早點後，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待就是一天，午飯在學生食堂或者飯館裡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１０年，不懂什麼叫午睡，德國人也沒有午睡的習慣。
我讀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書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裡。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圖書收藏的情況介紹一下。哥廷根大學的各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圖書室。梵文圖書室起源於何時、何人，我當時就沒有細問。可能是源於ＦｒａｎｚＫｉｅｌｈｏｒｎ，他是哥廷根大學的第一個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長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極其珍貴的碑銘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裡。他的繼任人Ｈｅｒｍａｎｎ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在他逝世後把大部分藏書都賣給了或者贈給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貴的還不是已經出版的書籍，而是零篇的論文。當時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梵學大師，同全世界各國的同行們互通聲氣，對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廣通聲氣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請講學，二是互贈專著和單篇論文。專著易得，而單篇論文，由於國別太多，雜誌太多，搜集頗為困難。只有像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這樣的大學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較完備。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把這些單篇論文都裝訂成冊，看樣子是按收到時間的先後順序裝訂起來的，並沒有分類。皇皇幾十巨冊，整整齊齊地排列書架上。我認為，這些零篇論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鎮所之寶。除了這些寶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書都應有盡有。其中也不乏名貴的版本，比如ＭａｘＭuｌｌｅｒ校訂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Ｗｈｉｔｎｅｙ校訂的《阿闥婆吠陀》原刊本。Ｂｏｅｈｔｌｉｎｇｋ和Ｒｏｔｈ的被視為詞典典範的《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原本和縮短本，也都是難得的書籍。至於其他字典和工具書，無不應有盡有。
我每天幾乎是一個人坐擁書城，「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就是這些寶典的夥伴和主人，它們任我支配，其威風雖南面王不易也。整個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平常總是非常寂靜，裡面的人不多，而德國人又不習慣於大聲說話，幹什麼事都只靜悄悄的。門外介於研究所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馬路，是通往車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還不見汽車，於是本應該喧闐的馬路，也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真是一個讀書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禮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這裡來。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冊的Ｍａｈｖａｓｔｕ拚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來，走到擺滿了書的書架旁，信手抽出一本書來，或瀏覽，或仔細閱讀。積時既久，我對當時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心中大體上有一個輪廓。世界各國的有關著作，這裡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國還有一種特殊的購書制度，除了大學圖書館有充足的購書經費之外，每一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獨立的購書經費，教授可以任意購買他認為有用的書，不管大學圖書館是否有復本。當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被征從軍時，這個買書的權力就轉到了我的手中。我願意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書買回來以後，編目也不一定很科學，把性質相同或相類的書編排在一起就行了。借書是絕對自由的，有一個借書簿，自己寫上借出書的書名、借出日期；歸還時，寫上一個歸還日期就行了。從來沒有人來管，可是也從來沒有丟過書，不管是多麼珍貴的版本。除了書籍以外，世界各國有關印度學和東方學的雜誌，這裡也應有盡有。總之，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專業圖書室。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暢遊於書海之中。我讀書粗略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細讀的，一類是瀏覽的。細讀的數目不可能太多。學梵文必須熟練地掌握語法。我上面提到的Ｓｔｅｎｚｌｅｒ的《梵文基礎讀本》，雖有許多優點，但是畢竟還太簡略；入門足夠，深入卻難。在這時候必須熟讀Ｋｉｅｌｈｏｒｎ的《梵文文法》，我在這一本書上下過苦工夫，讀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對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的幾本書，比如《佛陀》等等都從頭到尾細讀過。他的一些論文，比如分析Ｍａｈｖａｓｔｕ的文體的那一篇，為了寫論文，我也都細讀過。Ｗｈｉｔｎｅｙ和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的梵文文法，Ｄｅｂｒｕｎｅｒ續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的那一本書，以及Ｗ．Ｇｅｉｇｅｒ的關於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過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還是我的太老師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uｄｅｒｓ，他的書，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細閱讀。他的論文集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Ｉｎｄｉｃａ是一部很大的書，我從頭到尾仔細讀過一遍，有的文章讀過多遍。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鍾；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Ｌuｄｅｒｓ先生。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鉅細無遺；敘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別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並不艱深玄奧，於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復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迴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確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於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所內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這個所的圖書室，由於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Ａ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等等。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１０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樓內樓外，乾乾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有一段時間，我幫助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查閱佛典。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敘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別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至於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到了這裡，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是否是宇內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自從１９３７年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萬籟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內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