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天氣的轉涼，風聲越來越緊。我頭上的風暴已經凝聚了起來：那一位女頭領要對我下手了。
此時，我是否還有僥倖心理呢？
還是有的。我自恃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錯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藥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接著是一陣異常激烈的打門聲。連忙披衣起來，門開處闖進來大漢六七條，都是東語系的學生，都是女頭領的鐵桿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風凜凜，面如寒霜。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早有思想準備，因此我並不吃驚。俗話說：「英雄不吃眼前虧」。我決非英雄，眼前虧卻是不願意吃的。我毫無抵抗之意，他們的大棒可惜無用武之地了。這叫做「革命行動」，我天天聽到叫嚷「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知道這話是有來頭的。我只感到，這實在是一樁非常離奇古怪的事情。什麼「革命」，什麼「造反」，誰一聽都明白；但是卻沒有人真正懂得是什麼意思。什麼樣的壞事，什麼樣的罪惡行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偉大的名詞掩護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幹。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離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拚命維護什麼人的「革命路線」，現在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然而我卻絲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維護這一條革命路線。
我沒有來得及穿衣服，就被趕到廚房裡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嬸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趕到那裡，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時正是深夜風寒，廚房裡吹著刺骨的過堂風，「全家都在風聲裡」，人人渾身打戰。兩位老婦人心裡想些什麼，我不得而知。我們被禁止說話，大棒的影子就在我們眼前晃。我此時腦筋還是清楚的。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早已批倒批臭，誰提人道主義，誰就是「修正主義分子」。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難道人就不許有一點人性，講一點人道嗎？中國八千年的哲學史上有性善、性惡之爭，迄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原來是相信性善說的，我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從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變了信仰，改宗性惡說。「人性本惡，其善者人為也。」從抄家的行動來看，你能說這些人的性還是善的嗎？你能說他們所具有的不是獸性嗎？今天社會風氣，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為之擔憂。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這話扯得太遠了。有些想法決不是被抄家時有的，而是後來陸續出現的。我當時既不敢頑強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請求高抬貴手。同禽獸打交道是不能講人話談人情的。我只是蜷縮在廚房裡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觀，傾耳細聽。我很奇怪，殺雞焉用牛刀？對付三個手無寸鐵的老人，何必這樣驚師動眾！只派一個小伙子來，就綽綽有餘了。然而只是站廚房門口的就是兩個彪形大漢，其中一個是姓谷的朝鮮語科的學生。過去師生，今朝敵我。我知道，我們的性命就掌握在他們手中。當時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們的木棒中，他們的長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耳朵是能聽到的。這些小將究竟年紀還小，舊社會土匪綁票時，是把被綁的人眼睛上貼上膏藥，耳朵裡灌上灶油的。我這為師的沒有把這一套東西教給自己的學生，是我的失職。由於失職，今天我得到了點好處：我還能聽到外面的情況。外面的情況並不美妙。只聽到我一大一小兩間屋子裡乒乓作響，聲震屋瓦。我此時彷彿得到了佛經上所說的天眼通，透過幾層牆壁，就能看到「小將們」正在挪動床桌，翻箱倒櫃。他們所向無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願意砸爛什麼，就砸爛什麼；他們願意踢碎什麼，就踢碎什麼。遇到鎖著的東西，他們把開啟的手段一律簡化，不用鑰匙，而用斧鑿。管你書箱衣箱，管你木櫃鐵櫃，喀嚓一聲，鐵斷木飛。我多年來省吃儉用，積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擺設，都灌注著我的心血；來之不易，又多有紀念意義。在他們眼中，卻視若草芥；手下無情，頃刻被毀。看來對抄家這一行，他們已經非常熟練，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強化實踐的結果。他們手足麻利，「橫掃千軍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樓上橫掃完畢，一位姓王的學泰語的學生找我來要樓下的鑰匙。原來他到我家來過，知道我書都藏在樓下。我搬過來以後，住在樓上。學校有關單位，怕書籍過多過重，可能把樓壓壞，勸我把書移到樓下車庫裡去。車庫原來準備放自行車的。如果全樓只有幾輛車的話，車庫是夠用的。但是自行車激劇增加，車庫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裡。於是徵求全樓同意，我把樓上的書搬了進去。小將們深謀遠慮，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鑰匙，我知道他是內行，敬謹從命。車庫裡我心愛的書籍遭殃的情況，我既看不見，也聽不到。然而此時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庫裡一切破壞情況，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這一批小將，東方語文學得不一定怎樣有成績，對中國歷史上那一套誣陷羅織卻是瞭解的。古代有所謂「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順籐摸瓜，把與被抄家者的三親六友有關的線索都摸清楚，然後再夷九族。他們逼我交出記載著朋友們地址的小本本，以便進行「瓜蔓抄」。我此時又多了一層擔心：我那些無辜的親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關係，把足跡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們哪裡知道，自己也都要跟著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廚房裡，心裡面思潮翻滾，宛如大海波濤。我心裡是什麼滋味呢？「只是當時已惘然」，現在更說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醬缸，酸甜苦辣，一時俱陳。說我悲哀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憤怒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恐懼嗎？是的，也不全是。說我坦然嗎？是的，更不全是。總之，我是又清楚，又糊塗；又清醒，又迷離。此時我們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別人手中。我們像是幾隻螞蟻，別人手指一動，我們立即變為齏粉。我們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我們是置身於人的世界，還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無三個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劇《沙恭達羅》中的沙恭達羅那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兒接回天宮去了。我知道，這只是神話中的故事，人世間是不會有的。那麼，我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間有喜劇，還是有悲劇，或是既喜且悲的劇。對於這些，它是無動於衷的，我行我素，照常運行。「英雄」們在革過命以後，「興闌啼鳥盡」，他們的興已經「闌」了。我聽到門外忽然靜了下來，兩個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漢，一轉瞬間消逝不見。樓外響起了一陣汽車開動的聲音：英雄們得勝回朝了。汽車聲音刺破夜空，越響越遠。此時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寧靜瀰漫天地之間，彷彿剛才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只留下三個孤苦無告的老人，從棒影下解脫出來，呆對英雄們革過命的戰場。
屋子裡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擺設、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滿了書架子上掉下來的書和從抽屜裡丟出來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覺的床被徹底翻過，被子裡非常結實的暖水袋，被什麼人踏破，水流滿了一床。看著這樣被洗劫的情況，我們三個人誰都不說話—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我們哪裡還能有一絲一毫的睡意呢？我們都變成了木雕泥塑，我們變成了失去語言，失去情感的人，我們都變成了植物人！
但是，我的潛意識還能活動，還在活動。我想到當時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好人打壞人是應該；壞人打壞人是內訌。如果把芸芸眾生按照小孩子的邏輯分為好人與壞人兩大類的話，我自己屬於哪一類呢？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點，也不管我幹過多少錯事，我堅決認為自己應該歸入好人一類。我除了考慮自己以外，也還考慮別人，我不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能教天下人負我」的曹孟德。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標準。來到我家抄家打砸搶的小將們是什麼人呢？他們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時受到蒙蔽干了壞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發洩獸性的迫害狂，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說這樣的人不是壞人，世界上還有壞人嗎？他們在上面那種說法的掩護下，放心大膽地作起惡來。事情不是很明顯嗎？那幾句話，我曾五體投地地崇拜過。及今視之，那不過是不講是非，不分皂白，不講原則，不講正義的最低級的形而上學的詭辯。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輕人上十萬，上百萬，到了後來，他們已經是四五十歲的成年人了。在他們中，有的飛黃騰達；有的找到一個闊丈人，成了東床快婿；有的發了大財，官居高品，他們中有的人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沒有感到一點悔恨，豈非咄咄怪事！難道這些人都那麼健忘？難道這一些人連人類起碼的良知都泯滅淨盡了嗎？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長夜漫漫何時旦？」這一夜是我畢生最長的一夜，也是最難忘的一夜，用任何語言也無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騎上了自行車到井岡山總部去。我癡心妄想，要從「自己的組織」這裡來撈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開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羨林！」歷數我的「罪行」。我這個人大概還有一點影響，所以新北大公社才這樣興師動眾，大張旗鼓。一個渺小的季羨林騎在自行車上，天空瀰漫著「打倒季羨林」的聲音。我此時幾疑置身於神話世界，妖魅之國。這種滋味連今天回憶起來，都覺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從今天起，我已經變成了一隻飛鳥，人人可以得而誅之了。
到了井岡山總部，說明了情況。他們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攝影師到我家進行現場拍攝；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們已經決定調查我的歷史，必要時把我拋出來，甩掉這個包袱，免得受到連累，不利於同新北大公社的鬥爭。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癡心。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自行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步行回家。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隨我將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污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爭的一顆重型炮彈。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嗒然離去。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後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裡。我害怕，公社隨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並不新鮮。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可是我有點遲疑。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歷史。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裡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歷史。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別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採取措施，以免被動。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歷史呢？我當時確曾感到寒心。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歷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確實是能殺人的。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確嗎？能公正嗎？與其將來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拋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隨時可以劈了下來。現在我彷彿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記載金聖歎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我於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於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說：奈何！奈何！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隨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於是便採用了先打倒，後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確的。結果他們「勝利」了。他們用誣陷羅織的手段，深文周納，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了，來了，兩個臂纏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闖進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樓去受審。以前我走進外文樓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則是階下囚了。可憐我在外文樓當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風風雨雨，嘔心瀝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雲蒼狗了！
第一次審訊，還讓我坐下。我有點不識抬舉，態度非常「惡劣」。我憋了一肚子氣，又自恃沒有辮子和尾巴，同審訊者硬頂。我心裡還在想：俗話說，捉虎容易放虎難，我看你們將來怎樣放我？我說話有時候聲音很大，極為激烈。結果審訊不出什麼。如是一次，兩次，三次。最初審訊我的人—其中有幾個就是我的學生—有時候還微露窘相。可是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了。可能是由於他們掌握的關於我的材料多起來了，他們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當年審訊我的朋友們！你們當時對這些「底」是怎樣想的呀？你們是不是真相信，這一切全是真的呢？
這話扯遠了，還是回來談他們的「底」。第一個底是一隻竹籃子，裡面裝著燒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們說這是我想焚信滅跡的鐵證。說我燒的全是一些極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機密的信件。事實是，我原來住四間房子，「文化大革命」起來後，我看形勢不對，趕忙退出兩大間，讓樓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來住，樓下的房子被迫交給一個無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語系公社的一位女職員。房子減了一多半，積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燒掉一些，減輕空間的負擔。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燒，心中並沒有鬼。然而被一個革命小將勸阻，把沒有燒完的裝在一隻竹籃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證」。我對審訊我的人說明真相，結果對方說我態度極端惡劣。第二個「罪證」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時從住在另一間小房間裡我嬸母枕頭下搜出來的。原來在「文化大革命」興起以後，社會治安極壞，傳說壞人闖入人家搶劫，進門先奔廚房搜尋菜刀，威脅主人。我嬸母年老膽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壞人搜到。現在審訊者卻說是在我的房裡我的枕頭下搜出來的，是準備殺紅衛兵的，我把真相說明，結果對方又說我態度更加極端惡劣。第三個「罪證」是一張石印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是我在德國哥廷根時一個可能是三青團員或藍衣社分子的姓張的「留學生」送給我的。我對蔣介石的態度，除了一段時間不明真相以外，從一九三二年南京請願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好過。我認為他是一個流氓。我也從來沒有幻想過他真會反攻大陸。歷史的規律是，一個壞統治者，一旦被人民趕走，決不可能再復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個壞毛病，別人給我的信件，甚至片紙隻字，我都保留起來，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總隊的陳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燒掉的。結果我果然由這一張照片而碰到點子上了。審訊者硬說，我保留這一張照片是想在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後邀功請賞的。他們還沒有好意思給我戴上「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帽子，但已間不容髮了。我向他們解釋。結果是對方認為我的態度更加極端惡劣。
我百喙莫明。我還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