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佈了遜位詔書，聲明「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詔書是「大內」一等筆桿子所作，文采俊雋，有一吟三歎之韻，含催人淚下之情，端的屬於極品美文，可與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有一比。彷彿彼們自打入主漢家，朝朝暮暮與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但同舟共濟，而且親如魚水一般。似乎彼們的棄權，是一百二十分對不起老百姓的內疚之事。
清朝的完結，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國體之崩潰，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動搖和喪失過程。封建國體與封建文化，如蛤蜊的雙殼，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為殼內絕對不會產生珍珠。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並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碼不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罪孽更大。在中興時期，勵精圖志的作為可圈可點。但是像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一樣，根本無法克服專制和腐敗兩種遺傳其身的「合併癌」。於是規律性地由迷戀專制而視進步為天敵，由腐敗而腐朽終至晚衰、沒落、不可救藥。既迷戀專制又想不怎麼腐敗完全是異想天開。因為越企圖持久地專權便越會使勁加碼地專制，也就越會強調其特權的絕對性和全面性，於是特權漸趨無限大，而腐敗也就似乎不算腐敗，不足論道了，於是不可救藥。
封建國體由於先天的「合併癌」，其延續是一種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興階段也是如此，好比帶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時期顯現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談到封建文化，無論如何也是繞不開孔子的，並且一向會使後人聯想到與他同時期的老子，以及後來的孟子與「諸子百家」。
我偶談孔子時，頭腦中同時會出現兩種「標籤」——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封建時期思想家。正如一談到孔雀和天鵝，美麗與優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時在頭腦中出現。
研究孔子的學者和尊崇孔子的後人，似乎更喜歡說他是偉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沒有什麼歷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國度。
而且人類社會的封建時期也並非便是一無是處的時期，封建時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國的春秋時期能產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證。
同理，封建思想並非一概地一無是處。偉大的封建時期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乃在於其思想不但有益於促進當時之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對於當代的人類社會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遺產的價值。
不能要求孔子當年具有現代民主思想，這樣要求古人既不客觀也不厚道。亦不能因為孔子當年並沒宣講過多少有點兒現代民主意識的思想而否定其偉大性，正如不能責怪古人僅僅發明了算盤而並沒進一步研發出計算器而覺得算盤之發明不偉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對中國影響最悠久和深遠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智」非指心機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麼，孔子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傳播好人文化而實現其對於好社會的理想。
我們當下中國人每每熱議的話題是——好社會之實現，好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好人多起來的作用更大。
竊以為，二者是不該對立而談的。若一種制度較開明，並且在向著更開明發展，那麼當然好人越多，發展越順利。反之，做好人難，幾乎只有做順民。但若想要將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變，那就還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嗎？於是人的作用凸顯了。
在此點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鼓吹制度決定論的胡適，竟也同孔子一樣，在民國時期將社會進步的希望一度寄托於所謂「好人政府」。
胡適心目中的好人，與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轍，無非是君子式的肯為社會進步奉獻能力的人。
孔子當年也是面臨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問的。他倒沒什麼帝王崇拜，他內心裡肯定是主張天下為公的；他將帝王也視為可以通過好思想化為「明君」「仁主」的人——他認為如此一來，好制度自然會由「明君」「仁主」來開創的。在他所處的時代，「君」與「君」是不一樣的，有的「君」確實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從前，春秋前邊的歷史中，也確實有所謂「明君」「仁君」產生過。所以，便不能認為他那麼思想簡直是腦子進水了，完全違背社會良性發展之邏輯。
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後，在日軍大舉侵華，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之際，現代民主啟蒙思想家胡適，向當局有關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職的清流之志，自薦要當「駐日大使」。
他意欲何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當面教導日本天皇改變支持軍國主義的立場，帶頭反對日本軍方的侵華行徑。
孔子也罷，胡適也罷，不論對於古代列國諸王，還是對於現代日本天皇，所表現出的好願望的頗為自信的一致性，證明的並非是文化大師們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的應急反應。
孔子與胡適；古代與現代；封建與民主；儒家思想的鼻祖與新文化運動的宣言者之間；在主張和倡導君子人格以及與之相關的人格修養方面，穿越式地進行了復合。
一切古代的優秀思想的總和，乃是人類社會近當代優秀思想成果的母體——後者要麼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揚，要麼是在質疑、解構、修正、批判和顛覆前者的過程中才形成其自身價值的。即使是這一種情況，後者仍當感激前者，好比沒有「面引子」，發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饃來。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時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無第二位孔子那樣的誨人不倦的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師生比孔子晚出現了一百多年；而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期的文化景觀，氣象之大超過古希臘三哲的影響。
若以孔子與古希臘三哲相比較——孔子的思想早於後者們一百多年，這是孔子的偉大之處；後者們的思想具有體系化的特徵，並且他們的國所具有的初級民主之端倪，為他們的「國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像的客觀空間——這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大為不同，於是會對比出孔子之「國是」思想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與老子之間，我覺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實際一些。孔子的思想是語錄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論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張有能力的人應為國為民有所擔當，體現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精義。就此點而言，我甚至認為具有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某些色彩，因而於封建的底片上，隱含著現代的線條。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體系的，無須後人歸納分類。《道德經》的思想維度比孔子的思想維度大，思辯風格一目瞭然，修辭的邏輯特徵甚強，具有縱橫駁論之鋒，故後人亦稱他那一派人物為「縱橫家」——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辯證哲學。
近代有些研究者認為，孔子拜見過請教過問題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經》的作者，而《道德經》實際上產生於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後。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經》的「經主」似乎早已成共識，我們也只有將老子與《道德經》相提並論。
《道德經》之「道」指自然規律與人為的事物規律；「德」指相對於兩種規律的人的意識。依老子看來，凡人為之事與物，基本上全是違反自然規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以無為地生存於自然界中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類的進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動物世界中的一個尋常物種那麼聽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為事物現象中，老子著力攻擊的是所謂「聖人」們那套禮教之說和人類一切企圖構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張人皆不應有為，是謂「道法自然」。反之，偽也。那麼當然的，什麼仁義禮智信，全都是謊言。
我覺得，《道德經》的鋒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聖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後榮名加身，「老子們」是心有不快的。但問題是，其矛頭一經對準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於是暗淡了——因為孔子的某些思想，畢竟有益於人之心性的進化。
「是以聖人之志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慾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誡作為統治者的「聖人」，「使民無知無慾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復禮」為己任；老子以「愚民」為天職。孔子力圖誨君王善為而為；老子則苦勸「聖人」諳不為之妙理。
關於《道德經》的「愚民」主張，實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點上，我認為與孔子試圖以仁義禮智信化民的主張相比，絕不是什麼更高級的思想，而是橫看豎看都屬於糟粕。
馮友蘭論及老子，認為他的思想成果是「對於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層次的思想」——僅就其形而上的，抽像的，思辯性精彩的部分而言，並不算是過分的美譽。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無視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國之學界有種長久的通病，便是對所謂經典的一味讚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講經典吃飯的人以後，更是習慣於論瑕為美。彷彿不如此，所捧的飯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點上，不要說不及西人治學的客觀了，就是連致力於傳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後者們對所謂經典也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貢獻新思想。而當代的靠宣講經典吃飯的人，大抵本無獨立見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讚美。
依我看來，在「愚民」這一點上，《道德經》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有共同之處。他們二人，當然是不可能進行過思想交流的。在所處時期接近的歷史長河中，在都未至彼國的前提下，竟不約而同給人類的好社會之實踐開出了愚民的藥方，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們今人不因而否認柏拉圖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當然也不應因而杯葛老子。打幾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類還沒產生過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聖經》。
至於孟子，比孔門的任何一名弟子對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沒。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還善於講故事——起碼在他生前是那樣。
孟子誨人不倦的對象主要是君王——在此點上他比孔子幸運。孔子當年周遊列國受待見之時少，列國的王們都是軍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變的王位鞏固之術和取勝避敗的戰術，對文化統治這種「軟實力」的重視相當漠然。到了孟子的時期，王們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盤了，退市了，都與彼們在本國的民心狀況有一定關係。孔子的學說乃是引導彼們「團結」民心的，死後的「學術」影響大於生前。孟子繼承了孔子衣缽，宣傳且有發揚，於是王們都想聽聽他的高見了；反正聽聽對自己並無損失，最大損失無非就是浪費了點時間。故也可以說，孟子得以見到幾位王，當面貢獻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後名的光。
孟子治國理念的核心是「仁政」，這種理念說多了，勸誨不免有了教誨的意味，王們其實是不愛聽的。《孟子》七篇只記述其見了哪幾位王，向彼們闡釋「仁政」道理時打了什麼比方，講了什麼故事，無一字記述王們採納了沒有，採納後治國情況發生了什麼變化，原因就在於他講他的，王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著而已。好比當下的中國，商戰之勢洶洶，老總們都怕出局或急於上市，兼併別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們認為理念上成立，解決不了彼們的當務之急。這也難怪彼們，實際情況也是，往往還沒能實踐「仁政」呢，自己的國已被滅了。
孟子的專執一念，並不意味著他好為王師，也並非是他想靠貢獻思想混個一官半職。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懷的人，是真心恤民愛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來講，我認為老子的民思想是陰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邏輯是這樣的——使一王仁，於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國實踐，於是百千萬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澤；於是為別國的王樹立了榜樣，天下太平，諸國和睦的局面有望開創。
所以孟子比孔子還理想主義，他的理想太陽光了，幾近於天真無邪。
孟子有句話說得很牛，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話是「天下為公」的最明確的註腳。
我每為孔子遺憾——若此話出現在孔子語錄中，「五四」時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估計喊不成響了，「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也更難推進了。
孟子死後，被尊為「亞聖」——不是王們、皇們、帝們封的，而是歷代學人與民間百姓相當一致的加冕。
可以斷定，與其「民為貴」之思想有很大關係。
我一向覺得，一句「民為貴」抵得過半部《道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