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人有報復心，較高級的動物也是有的。
然而動物之報復，不論對同類，對包括人在內的另類，絕對只不過是憤怒的宣洩，滿足於一口咬死而已。它們有時也會繼續攻擊報復對象的屍體，甚而吃掉。那當然是很血腥很恐怖的場面，但對於報復對像而言，痛苦與恐懼畢竟在起初致命的一咬幾咬之後，已經結束。從沒聽說過這樣的事情——一隻或一群動物，在報復另一隻或一群動物時，將它們咬得半死，然後蹲臥一旁，聽它們哀號，看它們痛苦萬狀，而達到享受的極大快感。
是的，動物斷不會這樣。
而某些人會這樣。
就此點而言，真不知該說是人比動物高級，還是比動物殘忍。
不，不，恐怕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同類即某些人的報復行為，顯然證明人性中具有遠比獸性更凶殘的方面。「人面獸心」「蛇蠍心腸」「禽獸不如」這樣一些形容詞，稍一深想，其實在人獸之間是顛倒是非的。「禽獸不如」改為「禽獸莫及」，反倒恰當。
人對禽獸之報復，大抵也往往能控制在一個有限的尺度，手段並不至於多麼的殘忍。倘猛禽凶獸傷了人自己或他的親友，人對它們的報復，不過就是得手之際，殺死完事。
例如，《水滸傳》中的李逵，對老娘是何等的孝心，可高高興興地下山接母，為老娘尋水去的一會兒工夫，不料雙目失明的老娘已被一窩猛虎吃掉。那李逵，斯時該是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憤怒，但也不過就是將一窩四隻大小老虎殺死了之。以他的勇猛，將其中一隻殺個半死，再加以細細地折磨，並非完全做不到的事。
然而他卻沒有。
故李逵雖也曾在與官軍交戰中殺人不眨眼，但我們並不因而斥其「慘無人道」。
但人對人的報復，有時竟異乎尋常地殘忍。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報復——呂後對戚夫人一次次所下的毒手。她先是命人打得戚夫人皮開肉綻、體無完膚，之後命人挖掉戚夫人雙眼，豁開戚夫人臉腮，割下戚夫人舌頭。再之後，砍掉戚夫人四肢，將其拋入豬圈，使其生不如死，死亦不能。還要給戚夫人起一個供觀賞的名叫「人彘」。還要帶自己的兒子來一起參觀。以至於那年輕的皇帝看得心驚膽戰，連道：「非人所為，非人所為！」——所為者雖是生母，也不禁要予以道義的譴責。
似乎，正是因為這一《史記》情節後來被改成了戲劇，搬上了舞台，看的人多了，中國以後有了「最毒不過婦人心」一句話。分明，此話是男人們先說開的。
一個人類社會的真相乃是，就總體而言，世上大多數殘忍之事，皆是由男人們做下的。那些殘忍之事中的許多，是男人們對女人們做下的。呂後的所為，當屬個案。做殘忍的事須有鐵石般的心腸。大多數女性身上，同時具有母性之特徵。而母性是與殘忍相對立的。
故基本上可以這麼說，比動物更殘忍的，主要是男人。
古代種種連聽來也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皆是男人們發明的，由男人們來實施的。男人們看著受刑之人，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魯迅曾夜讀記載古代酷刑的書，僅看數頁便即掩卷，駭然於那林林總總的殘忍。
人有報復心，本身並不多麼地值得譴責。倘竟無，那麼人也就成「聖」、成「佛」了。說穿了，以法律的名義判罪犯刑期，乃至死刑，便是人類社會對壞人、罪大惡極之人實行公開、公正之懲罰的方式。懲罰者，報復也。然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期以後，司法過程是絕對禁止用刑的。縱使對壞人惡人，一旦用刑，那也是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同樣要受法律制裁。
報復的尺度，折射著人類文明的尺度。
美國大兵虐待伊拉克犯人的醜聞之所以是醜聞，正在於那種種與報復心理有關的行徑，違背了人類文明的尺度。
人類很早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相當嚴肅地思考報復之尺度的問題了。比如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特洛伊城下成為戰場，兩軍交戰中，特洛伊城的衛城統帥赫克托耳，誤將阿喀琉斯的表弟當成了阿喀琉斯本人，在一對一單挑的決鬥中結果了對方。阿喀琉斯與其表弟感情深焉，於是單槍匹馬叫陣赫克托耳，並在決鬥中替表弟報了仇，殺死了赫克托耳。
在從古至今的戰爭中，這種人對人的仇怨、憎恨、報復，真是在所難免。但人類社會對此點，卻也以「人道」的名譽做出了種種約定俗成的尺度限制。報復一旦逾越了那尺度，便要對自己的不人道負責。在這類尺度還未以法理之觀念確立之前，人類便借助神的名義來告誡。這種文化現象，體現在《希臘神話故事》中。
還以赫克托耳與阿喀琉斯為例，後者殺死前者，報復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但卻還要用劍將赫克托耳的腳踝扎出洞來，穿過繩索，拖屍數圈，以使在城頭觀戰的赫克托耳的老父親、妻子和弟弟等一概親人傷心欲絕——這，便逾越了報復的尺度。
《希臘神話故事》中是這樣記載的——阿喀琉斯的行為，觸怒了包括太陽神阿波羅和眾神之王宙斯在內的幾乎所有神。他們一致認為，阿喀琉斯必須因他的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宙斯還命阿喀琉斯的母親水神連夜去往她兒子的營帳，告知她的兒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親一定會前來討要屍體，而阿喀琉斯則必須毫無條件地允許——這是神們一致的態度。
所謂「人文原則」「人文主義」「人文精神」，乃是源遠流長的文化現象。無論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還是西方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只要我們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發現古人刻意體現其中的、那種幾近苦口婆心的、對我們後人的教誨。而這正是文化的自覺性、能動性、責任感之所在。有時，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願望與糟粕蕪雜一片，但只要我們不將自己的眼光降低到僅僅看熱鬧的水平，那麼便是不難區別和分清的。
據此，我們當然便會認為，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美狄亞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美狄亞對伊阿宋的報復之念是我們理解的，但她為了達到報復目的，連自己與背叛愛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兩個孩子竟也殺死，便逾越了報復的尺度，超出了我們普遍之人所能認同的情理範圍。而這一則故事，如果我們不從這一文化立場來看，對於今天的我們便毫無認識價值了。而擯除了認識價值，那則故事的想像力本身，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只不過體現了人類童年時期的想像力，並無多少可圈可點之處。
若我們以同樣之眼光來看我們的古典文學名著，比如《水滸傳》吧，武松替兄報仇而殺潘金蓮，是謂私刑。衙門既被收買，報仇那麼心切，連私刑這一種行為，我們也是可以寬容的。
但是，當一個被縛住的弱女子終於口口聲聲認罪、哀哀乞求饒命時，卻還是要剖胸取心，我們今人都能認可嗎？
武松血濺鴛鴦樓，連殺十餘人之多，其中包括馬伕、更夫、丫鬟。他們中有人也求饒命的，武松卻一味只說：「饒你不得。」
武松這一文學人物，本色固然堪稱英雄，民間聲譽甚高，但其憤怒之下的暴烈復仇行為，難免會使後世對他的喜愛打幾分折扣。然作為文學人物，那一些情節的設置進而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恰恰描寫出了這樣一種事實——報復源於仇恨，仇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憤怒，如烈火也，能將人性燒得理性全無，唯剩仇恨，一報為快。殃及無辜，全不顧耳。武松報仇雪恨之後，以仇人血於壁上題「殺人者武松也」，按現今說法，這叫對某事件「負責」。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又顯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認為，一通的劈殺之後，仇恨之火終滅，理性又從仇恨的灰燼之中顯現了。
民間原則、司法條例、國際法庭、聯合國會議，不但為主持正義而形成，亦為限制報復行為的失控而存在。在現代世界的今天，一切歷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現象中的人和事，都當以更「人道」的立場來重新審視。因為歸根結底，一概政治的立場都絕對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義是普世的將永無歧義。
是以，國民黨之殺害「渣滓洞」「白公館」那些所謂「黨國」的敵人，竟連幾個連連哀哭著求生的孩子也不放過，其殘忍的報復污點，到任何時候也是抹不盡的。
是以，「文革」期間，對張志新這一早已在獄中慘遭種種凌辱的，唯有思想而已，絕無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還要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由幾條罪惡凶漢牢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斷其聲——這一種殘忍行徑，也是將永遠將他們釘在罪惡柱上的……
年長者大抵知道，關於張志新烈士被害的經過，是經胡耀邦親筆批准，才在《人民日報》扼要登載的。「割喉」一節，出於對善良之人們心靈承受力的愛護，改成：「為了使她在赴刑場的途中不再能發出聲音，對她的聲帶採取了手段……」
難以明瞭的讀者紛紛往報社打電話，問那究竟是什麼意思，記者們難以作答。終於有人猜到了，追問再三才得到證實。那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哭紅了哭腫了他們的雙眼。沒有那一天中國人流的許多許多眼淚，恐怕不足以證明中國人對「文革」這一浩劫有了起碼認識。
於是想到，有些人高調聚議，要求為「四人幫」平反。那麼，為「四人幫」平反，便等於最終要為「文革」翻案，便等於對當年千千萬萬為張志新烈士流淚的人們的蔑視。也等於，對許許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殘忍地迫害致死的冤魂的再踐踏。
這，恐怕僅僅以「人道」的名義，都是有起碼正義感的人斷不能答應的。若答應了，中國再有錢，中國人還配被這世界正眼一看嗎？至於日軍歷史上的侵華獸行，德國法西斯軍人在「二戰」中的殘忍罪惡，另當別論。因為這裡在討論的畢竟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異形」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