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很平庸的美國電影中有這樣一小段情節——兩個陌路相識的男人在荒野的篝火旁夜宿，一個發現另一個胸前懸掛小十字架，於是引發了自己對上帝的質疑。
他說：「如果上帝是萬能的，他就不可能是仁慈的；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他就不會是萬能的。」
此言何意呢？
我理解是——如果上帝對於人類是全面控制（或曰專制）的，那他又怎麼會是仁慈的呢？因為仁慈必然同時體現包容；而如果上帝確實是仁慈的，那麼他就斷不會對人類實行無所不能的控制。
在西方文化史中（當然包括文學藝術），啟蒙運動以降，對宗教禁錮人的思想、道德和言行的清規戒律，思想家文藝家進行過一番又一番批判，有時相當激烈，於是付出代價。但宗教正是在這種批判中進行反省，改革教義，與時俱進，重立初心，才至今仍對人類社會發揮其正能量。否則，也許壽終正寢矣。
我對以上一句台詞過耳不忘，乃因我知道——普遍的西方人並非主張完全不需要一位上帝；而是在啟蒙運動之前便已長期質疑上帝對人類的控制到底應該有多大，究竟應該不應該有其邊界。
人類不能長期忍受對自己的思想意識的無限控制權的存在，即使這種權力體現於上帝。
以上一句台詞，道出的正是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的真相。
人類不反對上帝對自己的思想意識或曰靈魂擁有控制權，但普遍的人類不願將靈魂完全交付給上帝。
也可以這樣說，在西方，普遍的人們還是願意做上帝之子的，但同時希望也做自己。完全做上帝之子，那是少數神教職人員的人生，非是一切人所願意的人生。
王權（或皇權）統治肉身，宗教主宰靈魂——這是西方國家普通人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存狀況。
他們越來越感到——比之於肉身被嚴格統治，靈魂被全面主宰是更不幸的有苦難言的事。
所以啟蒙時期的某些文藝首先向宗教發起了批判——這是人類歷史上思想的交鋒；被長期壓抑的思想與長期處於主宰地位的思想的交鋒。
啟蒙時期的文藝使命是——先解放靈魂，再解放肉身。
另一種現象是——倘若文藝批判的矛頭首先是對準王權的，而對宗教猶抱善願，那麼必會受到包括主教在內的宗教高層人士的庇護。若反過來，則每受到包括國王、王后在內的王權的默許。
而文藝家的作品，有時被王權所禁，有時被教派封殺。這使他們每每左右逢敵，只能橫身而立。但也有的時候，由於王權與神權矛盾深矣，他們又能在夾縫中創作出傳世之作。
倘若王權與神權的關係一向聯袂如鐵，那麼所謂文化啟蒙運動注定難以發生。
「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就不會是萬能的；如果是萬能的，就不會是仁慈的。」——雖然只不過是一部平庸的美國電影中的台詞（我是偶爾從電視中看的），卻仍促使我思考了一些中國問題：
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當然始終是由政府來管的。從前是大包干式的管，企圖一竿子插到底地管。那種管法當然是不可持續的——快十四億人口了，一百幾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億人口；即使政府是由上帝親自主閣的也肯定管不好。現在是部分地管了，管重點，比如就業、醫保社保、共同富裕、精準扶貧、反腐倡廉……而這是明智的。
但，中國人也有所謂靈魂問題嗎？
如果普遍沒有，那麼中國人豈不是很奇怪的一部分人類了嗎？
如果也有的，那麼靠什麼來幫助自己擺正靈魂呢？
靠孔子嗎？靠儒學嗎？
儒學是古代哲學，且不論其是是非非歧義至今——僅以哲學宗教化這一點而言，會是文化的進步現象嗎？
何況，靠人管人的靈魂是不靠譜的。
而且我們大眾其實每每發現——某些表裡不一的人，他們自己的靈魂一點兒也不比我們的靈魂高尚，反而往往由於貪戀權力、財富、女色和享樂，比我們大眾的靈魂本色差多了！
他們也沒那資格呀！
是的，我們中國人如何約束自己的靈魂，不做浮士德那樣的事——這實在也是中國的一個哈姆雷特之問……
2016年8月7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