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國際筆會後記
柳條柔軟的垂入水中。一隻肥胖的母鴨趴在石塊上曬太陽，身邊圍繞著十幾球毛茸茸的鵝黃。母鴨伸伸翅膀，短短的腳一晃一晃走到水邊，「噗」一聲跳進湖裡，比拳頭還小的鵝黃乳鴨搖搖擺擺，也「噗噗」的一隻一隻跌進水裡去。
旁觀的人越來越多，在堤岸上圍成下環，個個伸長了脖子，喜悅的看著在柳條間漂浮的鴨子。
「嘿！總共有十六個乳鴨哩！」
「怎麼母鴨是白的，小鴨是黃的？」
「哎呀，那隻小的夾在樹枝裡了……」
人們嘰嘰喳喳的說話，各種語言都有：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土耳其語、日本語，還有我完全聽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語。不同的人種，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對著湖光鴨影的臉上卻透著一樣的表情：歡喜、寵愛、興奮。從遠處看，會以為這岸上一群人來自同一個小村子，正在交頭接耳的談些什麼村裡閒事。
是這春日的下午，幾隻站都站不穩的小乳鴨，牽引了人心中對生命的敬重與感動吧！而堤岸上這些人所屬的國家或許正在打仗，屠殺對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鴨岸上，有五百多個作家，或者多多少少與寫作有關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揚他們對生命的敬重與感動。這是第五十度的國際筆會。
離開幕酒會還有四小時，踱到會場，一抬眼就看見屋簷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畫國旗；筆會國當然不只七八個，這幾幅只是象徵它的國際性吧。
四個小時之後，我去參加開幕，發現國旗不見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來。大部分的與會者根本就沒看到任何國旗。
從籌辦秘書手中接過一杯香檳，我問她：「露琪亞，怎麼下午的國旗卸走了？」
她很謹慎的說：
「有人抗議怎麼他們的旗子不在裡面，所以我們乾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煩！」
辦理報到的桌旁擠滿了人，亂成一團。一個日本女作家對我微笑：「我是寫小說的，你寫什麼？」
我說：「我寫小說批評。」邊說邊覺得這遊戲好玩，有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聲，萬分驚喜的從皮包裡掏出一本書來放在我手上：「這是我的小說——」
又掏出一本筆記：「這兒有白紙——」
又掏出一支筆，塞在我手心：
「這兒有筆——」
她把姿態擺好，看著我說，「您是個批評家，我是個小說家，太好了。請訪問我吧！現在就可以開始——」
側著耳朵，依稀聽見背後的談話：
「你是西德記者？我是嘰哩呱拉。你好。我出過二十本小說，有些已經翻成德文，賣得很不錯，一天到晚要為讀者簽名，哎呀，忙死了。下個月我應邀到你們那兒演講，你要不要訪問我？這是我的名片，這是我的剪報……」
到角落裡去取果汁，看見南非的團員之一，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穿著一身鮮紅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問她：「您寫些什麼？」
「我出過十三本小說，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頓了一下，很僵硬的笑兩聲，繼續說：「我以為我已經很出名了，但顯然您並不知道我，哈哈，可見得我還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標。」
「文學沒有國界；它必須超越任何政治糾紛，在國與國之間無礙的流通。」
這是國際筆會宗旨的第一條，揭示一個理想：希望文學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裡，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會的發言人，把世界各國的作家聚在一起，當然是希望筆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藩籬。
實際上的國際筆會卻與理想差距很遠。1986年在紐約開的筆會，主辦者因為政治原因而極力排擠、侮辱台灣的代表團，台灣（尤其是政府）本身要為自己的受辱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主辦筆會的紐約文人卻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識形態來打擊「敵人」，製造另一種藩籬，與國際筆會的理想背道而馳。
今年的筆會，整體說來平淡無事。主辦者是小國瑞士中的一個小鎮，只有兩萬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連大陸與台灣的國旗都搞不清楚，沒有什麼討好誰、排擠誰的政治意圖。但是今年的筆會，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世界大同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幻想。
都要講媽媽教的話——藩籬之一
今年的大會主題是「作家與邊界文學」。出題的大概是說意大利語的人，「邊界文學」一詞譯成英文時（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難解。對於一個英國人，「邊界文學」望文生義指的大概是蘇格蘭文學。對於一個美國人，「邊界文學」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來取代，指的又是「墾荒文學」，美國開國早期的文學。
而這兩種涵意又都不是出題者的原意。大會主席是瑞士意語與羅曼敘語筆會的會長，他所說的「邊界」指的是「藩籬」，阻礙人與人溝通的疆界。在致詞中他一再的強調：「只有文學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學來拆除種族與種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圍牆，這才是今年大會的主旨。有趣的是，人們嘴上呼籲的也許是圍牆的撤除，實際做的，卻是築牆的工作。
語言是一道明顯的大工程，由主辦者本身築起。在大會所發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獨缺德文。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筆會正式列入的四大語文之一；第二，德語可以說是地主國瑞士的「國語」（百分之七十五德語，百分之二十法語，百分之四意語，百分之一羅曼敘語）。一個國際大會在瑞士舉辦而排除德語，這「故意」的痕跡就太明顯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說：「我們到蘇黎世去開什麼會時，都得講德語。現在也讓德語人嘗嘗這個『聽不懂』的滋味！」
這百分之四的意語人做得也真絕，不但所有公文上沒有德文，大會頭兩天受邀的演講人中，全部是講法語和意語者，夾上幾個說英語的英美作家。最後一天很重要的各國代表行政會議上，英、法、意的譯員都在，德語譯員卻不知去向。東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語發言。
以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意語瑞士人其實並沒有受到「虐待」與歧視。即使在德語區，所有的公共告示、貨品標籤、使用說明書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種文字。意語人也有他們自己的電視台，不受任何德語的干擾。中國人也許覺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麼？」這是觀念的問題，意語瑞士人覺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絕對的尊重，有嚷嚷的權利。
我問一個德語瑞士人是否對大會有所反感，他笑著說：「無所謂吧！為自己母語覺得驕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語人表現了處於劣勢的少數民族的緊張，這個德語人則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隨和大度。令人莞爾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實本身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因為瑞士德語是德國人不太聽得懂、經常加以取笑的一種方言。為了對抗人多勢眾的德國，瑞士德人也很緊張的保護自己的「土話」，努力強調他驕傲的母語。學校裡教的、書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謂「標準德語」，在任何場合，講的卻是瑞士的「土語」。
語言的藩籬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為語言是文化的根。對於語言，或許「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籬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則，強迫你用我的語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籬笆，學習去瞭解對方耕耘的方式。
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藩籬之二
如果一個外星人聽說有個屬於全人類的國際筆會而來到Lugano實地觀摩的話，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後一定會提出這樣的報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種人！」
國際筆會的現任幹部，從主席到財務秘書，全是白人。今年大會所邀請的七十二位特別來賓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會印出九十篇論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論文的，絕大多數是白人。亞洲人中只有兩個有上台機會，一是日本作家，當他出現時，原來在台前忙著閃光照相的記者們就收下相機，坐下來休息。中國的羅洛是另一個；該輪到他時，主席卻宣佈「今天到此為止」。羅洛也莫名其妙，去問了主辦人，主辦人說沒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為稿子早就印在書裡，會員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聽得筋疲力竭、飢腸轆轆的時候，主席才點羅洛的名，作為最後一個演講人，也是最不受歡迎的，因為台下人心惶惶，騷動不安，都想吃飯去了。
白人演講，當然講的也是白人的問題。六場演講會中，兩場指定談中歐文學與意大利文學，其他的四場也大致繞著歐洲文學打轉。不管是講哪一種歐洲語言，引喻時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屬於歐洲一體的文學傳統。相對的，當亞洲人用典故時，他卻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學傳統去迎合歐洲人的知識範圍。日本作家談的，是西方文學如何打開了日本的疆域。羅洛在提到魯迅與巴金的同時，必須提到但丁、巴爾扎克、羅曼羅蘭。餘光中的論文中觸及莊子，卻也難免引用了歌德與雪萊。
情勢非常清楚：歐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學範圍中，對歐洲以外的文學既無瞭解也無興趣，而他們又有自我沉溺的權利，因為別的民族也都把歐洲文學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這情形就像多數美國人不會說外語，因為他覺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會說英語嘛。」
英語成為國際語言，不是由於它比其他語言優越，而是由於講英語的兩個國家，英國與美國，挾其政治、經濟勢力而推銷了他們的語言。歐洲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主流，也不見得是因為它的藝術造詣超越其他文學；世界上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文學並沒有經過充分的涉獵，現代人對埃及、印度、中國的文學有多深的瞭解？但是歐洲國家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勢力，對整個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學，也隨著這個勢力擴張它世界性的影響。
國際筆會的骨髓精神是反強權的，宗旨中強調：「文學是國際間唯一的價值標準。」也就是想抵抗現實世界中政經勢力的凌駕一切。詩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講中並不曾忘記這個問題。他認為英語成為世界語言，隨之英文成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憂慮的現象。一個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的小國家、小文化，也許出品了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但是不翻譯成英文就沒有人看，任其埋沒。他擔心世界文學的一元化、同質化。
今年的國際筆會，在我這個所謂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現了這麼一個同質化、一元化的現象。名為國際筆會，其實是個歐洲筆會或白人筆會。歐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歐洲的語言，引伸歐洲的傳統，討論歐洲的問題（注）。非歐洲國家的在場，只是個無足輕重的陪襯。
在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有著一條萬丈深溝，還看不見搭橋的可能。
迫害者與被迫害者——藩籬之三
「國際筆會主張思想的自由傳播。會員將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經濟程序，國際筆會深信對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絕對的必要……」
國際筆會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濃重的政治氣息，而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如果純粹為了討論文學，世界各國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學會議，為文學而開會。國際筆會的宗旨卻只有一個核心：為全世界的作家爭取思想、言論的自由。一旦有了這個目標，就不得不與許多政權敵對，成為一種政治活動。國際筆會在本質上其實是一個「國際作家人權組織」。
這個特性貫穿了今年的筆會。第一天演講的George Steiner語調高昂的說：
「一個詩人，身邊應該隨時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隨時準備離棄他的『祖國』——如果那個『祖國』剝奪了他言論的自由。」
詩人不可以妥協，他必須以「離棄」的實際行動來表達他的抗議，制裁一個沒有自由的祖國。
被邀演講的蘇聯流亡作家Vladimir Maximov對於他極權的「祖國」更有著「漢賊不兩立」的憤慨。他嚴厲指責西方作家的雙重標準，一方面高談人權與自由民主，一方面卻又與蘇聯政府友好：
「對這位拉丁美洲的諾貝爾獎作家，我完全無法苟同。他竟然公開贊同蘇聯佔據捷克與阿富汗，他竟然稱波蘭的工會運動為『法西斯』！
「而我與那個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麼好說的？他拒絕了法國政府的邀請，說法國是個發展核子武器的國家。好吧，可是為什麼同時他卻又接受了蘇聯的邀請？蘇聯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數了？
「我跟這個英國小說家當然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自稱為天主教徒，最近卻在莫斯科公開宣稱他與那個極權國家的警察頭子很有私交。任何一個有點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也不應該和一個警察頭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嗎？」
Maximov對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灣作家哪裡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自視為民主自由的捍衛者，可是當極權政府轉而招喚時，這些人又受寵若驚的趕去討好。這是理想的折價拍賣。
然而，事情又並不這麼簡單。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則，要與極權者劃清界限，詩人應該拎起皮箱頭也不回的離棄祖國，也就是說，成為一個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價是什麼？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筆會都有東歐的流亡作家與會，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個令人歎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歲。因為寫文章批評了蘇聯在匈牙利所設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離棄了祖國。四十年來往在美國，寫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書；但他所寫的、所出版的，當然是匈牙利不准進口的禁書，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價。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蘇聯這樣的超強大國，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還可以爭取到西方諸國的支持，對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壓力。小國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視，無法凝聚國際輿論，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讀者。對強權政府的抵抗只是個人的測驗，難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與極權者劃清界限也不是單純的事。有人認為不劃清界限就是為虎作倀，卻也有人認為劃清界限還不如「滲透顛覆」，從內部去改造它比較有效。此外，如何將極權國中的政府與人民分開，是另外一個難題。
西方各國用經濟抵制的方式來制裁南非，目標當然是實施種族歧視的白人政府。反對抵制的人說，經濟抵制傷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貧困黑人老百姓！這是個投鼠忌器的難題：如何懲罰一個政府而不傷到它所控制的無辜百姓？
這個難題是今年筆會的主題之一；南韓，是主角。
今年的南韓代表團人數最多，在會場擺了一個攤子為明年在漢城召開的國際筆會作宣傳預告。表面上的謙虛客氣遮不住他們心裡的緊張。美國、東德、瑞典及芬蘭的代表準備抨擊漢城會議，用來表示對全斗煥高壓政府的制裁。
南韓代表的處境大概是最困難的了。他如果為政府辯護，筆會的人會把他當作全斗煥的走狗、幫兇，而否決漢城會議。基本上，大家心裡也有數：那些來自共產黨國家或半民主國家的所謂代表，都不可能是強烈批評政府的諤諤之士，是的話，他們不會成為代表。與會人士看南韓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滿懷疑的。
然而，儘管希望贏得筆會的信任，南韓代表也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畢竟還得回國去交代。在這兩難之中，南韓代表採取了低姿態，爭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煥對文人的控制，一方面發出弱者呼救的聲音。
「現在情況已經改進了。我們去獄中探望了兩位作家，」韓國代表發言時說，「這兩位作家都說獄中情況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們很滿意、很愉快……」
我聽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語表達有問題嗎？還是這個代表真的認為政府給獄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獎？「有一位作家被關在牢裡，」南韓代表繼續發言：「是因為他參與了縱火美國領事館的暴行，不是因為他的言論。」
美國代表引用了一段新聞報導，指出韓國代表完全採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個作家的「縱火」根本沒有證據。東德代表更指責韓國代表有心掩護全斗煥的罪行。他取出一張表說：
「根據北韓給我的資料，在南韓因文字而入獄的作家有十六名，為什麼南韓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韓國代表緊接著開始爭取同情：
「國際筆會來漢城開，會給我們的作家帶來希望……我不久前在獄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筆會將來漢城，他的眼中馬上閃出希望的光芒……我們需要你的幫助，請來救救我們！」
作家大概都感情豐富又帶點虛榮心的吧？韓國的示弱激起了各國代表濟弱扶傾的英雄感。紅頭髮的加拿大法語區代表情感衝動的說：「我本來是想投反對票的，但聽了韓國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動。我們去漢城吧！」
當過駐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說：「我們是民主的衛士、先鋒。現在南韓的兄弟們需要我們，我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
台灣的代表殷張蘭熙也說了話：「東方人講面子。筆會給韓國作家面子，會增加他們應付政府的籌碼。」
大會中情緒高昂，有點馬上要出兵，拯救韓國同胞的架式。南韓贏了這場外交仗。在場外偷偷活動的北韓人默默的離去。下一屆的國際筆會，將由漢城作主人，剛好連著漢城奧林匹克的盛會。明年的南韓，在國際舞台上將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著南韓的代表們興奮的握手、道謝，不禁想起他們勇敢的學生，用自己的生命去與強權對抗。到最後，國際筆會到不到漢城開會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手勢罷了；真正能使韓國免於奴役、免於極權的，恐怕還是韓國百姓自己的覺醒。
外一章
東德代表考夫曼對南韓的人權問題表現得義正嚴辭，使我對他發生了興趣。難道東德，會沒有箝制言論的問題？如果他對全斗煥的政府如此譴責，他對自己的政府又將如何？「東德有沒有言論控制？」我直截了當的問他。
他也直截了當的回答：「沒有！」
「你是說，任何一本批評政府的書都可以出版？」我有點驚訝了。
「不，政府並沒有任何條文來檢查言論。批判政府的書無法出版，不是由於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張不肯出。」他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
「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一樣的情形。」
這個睜眼說瞎話的人，當我是第三世界來的白癡嗎？忍著心裡好笑，我說：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書，通常是以市場取向，錢的考慮，而不是思想內容的檢查。東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書，或者編輯不敢登一篇文章，當然是政治考慮，這不叫變相的言論控制嗎？」
我想說的是，我很熟悉這種變相的、隱藏式的言論控制，台灣教了我。
「你還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寫了一本小說，叫《逃亡》，描寫一家東德人逃過柏林圍牆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卻答應了，而且，不管怎麼樣，東德不能出的書，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於還是出了書。」
會議重新開始，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卻有點愕然：他一方面描述東德言論的限制，一方面卻眼也不眨的說東德沒有言論控制。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會後碰到一個西德大報的記者，我轉述了東德作家代表的話，他搖搖頭說：
「這個人我很尊敬，是個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他沒說真話。東德確實有法令給予政府檢查、控制言論的權利。他可能不方便說。你也得想想，」西德記者噴口煙，「什麼樣的人會讓政府派出國來呢？」
我似乎能夠體諒東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濃重的自衛情緒——「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樣！」就某個程度而言，他的說法並沒有錯。美國這個大資本國家一向以言論自由的堡壘自居，但是在美國宣揚共產主義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衛並不能掩飾東德政府對自由思想的限制。當他指責南韓的時候，是否也在心裡指責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國際筆會，使我再度看見人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種種努力；支撐那個理想的原動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條間漂浮的鵝黃乳鴨所牽動的，人心中對生命的歡喜與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見了難以克服的障礙：與理想並存的，是人的自私、狹隘、弱肉強食……。詩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棄的罪惡並不因而停止。
註：我必須強調這只是今年筆會給我的印象。以往的筆會是否也是如此，因為個人不曾參與，不敢作評。今年筆會由於在歐洲召開，歐洲代表較多，因而造成偏勢，也有可能。或許明年在韓國開的筆會會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