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李登輝先生的公開信
登輝先生：
想和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雖然在外國生活了許多年，但我生性懶散，到現在還沒去申請過任何外國身份。進進出出只有那麼一本護照，出入境手續照辦，所得稅照繳。也就是說，和您談談國事的公民資格是有的。
您和司馬遼太郎對談的幾個重點，我沒有異議。
令我不安的，是您濃厚的悲情意識和不自覺的親日情緒。
本省人的悲情意識其來有自。任何涉獵了一點台灣歷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895年，台灣「本島人」相對於殖民者「內地人」成為次等國民，1945年之後，台灣「本省人」相對於「外省人」再度成為次等國民，歷史對台灣人是相當殘酷的。受壓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識形成一種凝聚力，團結了受苦的人們向強權挑戰，最後形成新的勢力——這樣一個歷史發展，我們在波蘭、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還有台灣，都親眼目睹了。
當新勢力興起時，悲情意識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團結工會要面臨經濟蕭條的問題、哈維爾總統要處理國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設法保證他自己的警察不成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種族和諧與經濟穩定之間走鋼索——台灣？台灣還在講「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老是踩著自己昨日的影子，作為明日追逐的對象，這才是真的悲哀呢！
繼續沉湎於台灣的悲情意識，您也使我覺得疏離。當您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時候，明顯的，您指的是歷經過荷蘭、明鄭、清治和日據的台灣人——那麼我，1952年在台灣出生的、從小被稱為「外省仔」的人，算什麼呢？我，還有我那四十年前流離來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屬於您心目中的「台灣人」？
我們不需要您的認領，但是，您是我們的「總統」；當您和一個外國人，譬如司馬遼太郎，用「台灣人」這個詞時，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權利要求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
如果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認識中，您不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還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簡單邏輯推理，您就不會一再強調自己的悲情意識，讓《朝日週刊》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作為訪問中華民國總統的大標題！
身為一個外省第二代，對不起，我沒有您的悲情意識。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離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種歷史情緒，和您的悲情意識不一樣，但同樣的真實。一個本省作家，就說葉石濤吧，他可以大談他的悲情感懷；一個外省作家，就說朱西寧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這麼做，因為葉石濤只代表葉石濤、朱西寧只代表朱西寧。
而您，李登輝，卻代表龍應台，代表葉石濤，代表朱西寧，甚至還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誰）；您的自我意識必須比葉石濤和朱西寧都來得廣闊，否則，您就只能做同鄉會會長，而不是一個「總統」。
歷史學家早就指出：受壓迫的族群經過悲情意識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權力時，往往面臨一個危機，就是悲情意識膨脹所必然帶來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緒。我們台灣人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避免這個危機？
去年，在美國一個會議上，我聽見一位我向來尊重的、為台灣反對運動作過努力的學者說：現在台灣人出頭天了！至於在台灣的外省人，他可以決定，要跟我們打拼就留下來，不要的話，他可以走！
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好比兩個妹妹在一個家庭中生長，有一天，嬸嬸突然對我說：你要跟我合作的話可以留下來，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說這話的權利嗎？什麼時候開始、透過什麼人的決定，這個家突然變成她的了？
歷史的諷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灣時，也曾經宣告：願者留下，不願者走。
而我們稱日本據台為佔領，不是嗎？
對我說「你可以走」的這位過去的民主鬥士，是悲情意識膨脹的一個典型，他覺得悲情意識有一種道德的專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輝先生，台灣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灣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請告訴我，這個「台灣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國》同事？包不包括被關過的李敖和柏楊？雷震、李敖、柏楊、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獄裡沒沒無名的大陸人，都不屬於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灣人」，可是他們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或多或少貢獻，有目共睹吧？這些人敢於挑戰強權、顛覆統治神話，大致基於一個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識無關。當我們今天誇誇而談台灣的民主奇跡時，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那些為台灣民主犧牲過的人，更不應該選擇性地忘記某一些人，因為他們不屬於某一個族群或者某一個意識形態。否則，我們就是在重複過去的霸權歷史，製造新的「悲哀的台灣人」！
我絕對尊重您的悲情意識，但是也請您正視，並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於您的親日情緒，我覺得無可厚非，但是，您身邊的人是否會給您適度的警告呢？
您給日本人特別多接近您的機會，您喜歡和他們用日語交談，您津津樂道自己在二十二歲之前是日本國民，您習慣性地透過日文去接受思想訊息……您與日本文化的關係，非常橡我們這一代人和美國的關係。我走在美國的街上，說他們的語言、清楚他們的歷史、瞭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習慣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當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見一個美國人時，那種知己知彼的親切感簡直就像見到了故鄉人一樣。
可是這種親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不可不看見它背後的顛覆性質。
為什麼您所熟悉的是日語而不是印度語？為什麼我所熟悉的是英語而不是埃及語或剛果語？因為日本和英美是擁有強權的帝國，帝國為了推展自己的軍事和商業利益而入主他國，是為殖民。帝國用武力統治一個地方，那個力量是明顯的；不明顯的，是帝國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滲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從而改變對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變，至少該弱勢文化會是一個對帝國親善靠攏而安全的系統。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緒。美國對台灣影響之深，不必我說。到現在，我們電視台的國際新聞播報採取的仍像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識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斷地有人談到文化自主的問題。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薩意得的學術論著執意要揭露歐美文化如何腐蝕其他文化的現象，對中國和台灣的知識分子都起了影響。
您對日本語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您對四十年的國民黨高壓統治批評頗多（沒有一件是不對的），可是，在談「悲哀的台灣人」時，卻對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不置一言。您說在1945年後國民黨的統治下，人們晚上連覺都睡不安穩——那麼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當年的國民黨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蠻橫得多，可是您畢竟是在和一個日本人對話，與《朝日週刊》廣大的日本讀者在溝通，您不覺得您有義務提供一個平衡的歷史觀——在批判老國民黨的同時，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灣人的悲哀」的一個部分？
您對日本的殖民歷史一字不提，反而強調日本文化的優越：
內人受過日本教育，善於記家計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說法招來日本編輯的反應：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編輯的問話，其實等於在問：殖民對你們被殖民者終究是有好處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科學現點
來評價就無法瞭解歷史。
對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第一，在訪談中，我並不曾看到您對日本殖民有一個字的批評。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學觀點」去評價老國民黨的歷史？如果不能，這個雙重的評價標準是否值得檢視？
第三，避免主觀情緒，以「科學觀點」評價歷史，我完全贊同，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內在寫作中一直強調的所謂對歷史的誠實。史學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時，必須也顧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專欄作家也不是歷史學者，您是以台灣人「總統」的身份與日本人說話，您的考慮必須比我們要多一層：除了單純的對歷史回顧的誠實之外，李先生，您還擔有前瞻性的政治責任。一個被殖民國的「總統」，在獲得自由之後，對殖民國說：感謝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波蘭的瓦文薩和捷克的哈維爾，會對俄羅斯人這麼說嗎？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會對英國人這麼說嗎？
身為台灣公民，我覺得難堪。
司馬遼太郎問您有空時讀些什麼書？您回說，巖波書店的社會科學叢書，您透過日文書籍來檢驗自己。
我慶幸我們有一個還能抽空讀書的「總統」，慶幸我們有一個懂得外語的「總統」。外語是一扇打開的窗，使他能看見窗外的世界。可是語言受制於文化，每一扇語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個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視野，因此我們說有美國人的世界觀、日本人、德國人的世界觀、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觀……。同一個事件，我透過英文和德文的描述會得到相當不同的詮釋，也因此，當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資訊時，我無時不在警惕自己：我越過這兩扇窗子在看事情，但這兩扇窗子都是「別人」訂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須有幾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獨立判斷的可能。
您對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個程度的戒慎恐懼？
您最近還說，希望在有生之年將政權交出去；老實說，我嚇了一跳。
這樣的話，美國的克林頓和德國的科爾都不敢說的，因為政權交不交出，交給張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後交，根本由不得他們，那是選民的事情。您說出這樣的話來，真證明了司馬遼太郎說的，台灣的民主還在嬰兒時期。我覺得沒有必要苛責您——如果不是包圍著您的人和擁護您的百姓讓您覺得政權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會有那樣不自覺的帝王遺緒。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總統，台灣的政治體質如此，光批評您個人是見樹不見林的。
您有一個夢，我也有一個夢。我夢見有一天，台灣有個「總統」，他的名字怎麼寫老百姓都會搞錯，因為在一個百輪運轉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沒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這個時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擴開您的胸襟，跨出大步離開悲情意識的暗影，做一個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對您的期望高，所以難免苛求。我們互勉吧，為我們的夢。
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