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紀末》及《孩子你慢慢來》兩本書，我很想告訴你我好喜歡這兩本書的內容，讓我有一種貼近生命的感覺。過去，我還看了《美麗的權利》及《野火集》，那時最欣賞你清晰的思考與批判的能力，但比起來，我更喜歡在《世紀末》與《孩子》中你所呈現出來的包客與智慧。我是一個老師，一直盼望用寬容的心對待孩子，但在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我常會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必須在台灣養育安安與飛飛，你會怎麼去面對週遭的環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和你一樣，《孩子》及《世紀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書；如果《世紀末》是用腦和心寫的書，那麼《孩子》是我用身體和感情寫的。喜歡這本書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設「如果」我必須在台灣帶孩子——我每年帶他們回台灣就已有足夠的煩惱：哪裡有大片青草地讓他們奔跑？能不能讓他們單獨上馬路？電視裡他們看見些什麼？如果我真住台灣，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須成立或者加入各種教育改革運動，耗盡力氣去為下一代改變環境；說迫不得已，因為我事實上是個極懶散的人，願意寫文章，不適合搞運動的。但是作為台灣的父母和老師，你真的別無選擇，你必須是個激進者，行動者，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動者是得付出代價的。我理解你的疲倦，可是你一點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當初不曉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卻無損對你《野火集》的迷戀。那時學生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圓神第五版，讀起來血脈賁張。多年後《野火》仍立在書架上，不過當時的激情已蕩然無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長，還是台灣這個社會已改善，或是你的觀點已不新鮮呢？（宜蘭，陳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擁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級了。去年我回國，發現高中生在買《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觸。一個社會的共同知識的傳承就是這樣接下去的，讓我想起當年我們這一代大家都讀羅家倫的《新人生觀》的情形。
你對《野火》已無「激情」，應該說是你和台灣社會共同成長，共同超越一個階段的顯示。《野火》針對80年代的台灣狀況發聲，要的是你當時的「激情」；你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灣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學生還在《野火》裡發現一些東西，表示台灣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於《野火》觀點的「新鮮」，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沒說過《野火》的觀點是新鮮的。《野火》其實承繼了自由主義的傳統。《野火》之所以鼓勵風潮，不在它觀點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則你要問，為什麼《自由中國》雜誌和《文星》雜誌裡的作者不曾煽起火來？李敖不久前說，他是木材商，寫《野火》的人只是個賣牙籤的！他也沒看清楚，《野火》的意義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籤一樣人手一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朧眉間，幾分清醒幾分醉。難得片刻緣逢，或許便是生命迷人處……不善浪漫，卻落得一身塵埋。感性的您，是否將泛黃的情事掀起，讓心靈有銘心的您的他的心跳時分，入戲入味似夢，此刻此處留點心。另一種創作，與之分享。（嘉義，遠星）
答：遠星，你的文字太「文藝」，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說什麼？
四、從「忠黨愛國」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這個政府燒掉。國家愈來愈爛，怎麼辦？（台中，賴彥呈）
答：本來「忠黨愛國」的我，在發現自己被黨和國用政治神話欺騙，愚弄了之後，我寫了《野火》去燒掉它的神話。你對誰生氣，就去對付它吧，用正面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我覺得奇怪的是，第一，國家並沒有愈來愈爛，整體來說，今天的台灣比從前的台灣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說「愈來愈爛」，那也絕對不再是「政府」一家的事。民進黨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們算不算你「爛」的一部分？還有老百姓自己——衛爾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錯嗎？公共安全的嚴重缺失反映我們整體文化及民族性的弱點，絕不只是政治問題。你同意嗎？
五、拉丁氏族遷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樣，懶散成性不求精進，國民所得瞠乎北美之後，難不成真是「橘逾淮則枳」乎？（同樣是歐裔，人家美加兩國就令人刮目相看，關鍵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個民族的前進或後退（讓我們先暫且接受這個詞的用法），有極複雜的因素。氣候，地理，歷史和文化交縱錯雜，形成一個大環境。通常，海外移民社會和母國性格本來就有所差異，原因之一，會選擇飄洋過海的移民在其母國內就是一個特殊的階層（日子過得好好的，誰要走呢？），也就是說，他原來就不是母國固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適應新環境，他的變是必然，而他變的方向，就難免要受制於他的環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獨厚的。
我倒覺得您的價值觀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經濟力量是衡量一個民族或國家唯一的標準嗎？南美人當然比北美人窮，但是您敢斷言他們因此比北美人不快樂嗎？努力精進的德國人就一定比「懶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嗎？我覺得不見得。橘逾淮確實變成枳，但是，也許有人更喜歡枳的味道，也許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可能，對不對？
六、您「毅然」下嫁白種的日爾曼氏族，可見是毫無種族歧視而天下一家來看。反觀吾輩之省籍意識，地域觀念，真教人汗顏。究竟是哪根筋不對？畢竟優越感和自卑感都不足為訓呀。（台中，龍斌）
答：我嫁給他的時候，只想到我在跟一個男人戀愛，沒想到我在跟一個白種的日爾曼人戀愛，所以也沒有什麼「毅然」的美德。我還可以偷偷地告訴您，上大學時我不曾有過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們的國語不好聽。您說這是不是歧視？所以說，如果下一代的台灣女孩子一定要找閩南語說得地道的才肯戀愛，那也是歷史的公平吧。
地域觀念其實是人的本性，他尋求同類來加深自己的安全感，優越感。日爾曼人瞧不起俄羅斯人，俄羅斯人瞧不起波蘭人，波蘭人瞧不起阿爾巴尼亞人……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被他輕視的目標來鞏固自己容易受傷的自我感覺，像阿Q一樣。地域觀念其實只是人類普遍的弱點，並不嚴重，但是當這種弱點和政治鬥爭結合，當族群歧視被賦予政治勢力而組織化，合理化，它就變成一個吃人怪獸。
台灣的省籍衝突有它的歷史成因，它的破壞力我們也很清楚。一方面，歷史鬱積的情感發洩出來其實最自然不過；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團體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劇。頭腦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後緩急。民進黨的邱義仁就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當他說，已經出頭天的本省人應該學習退讓，使充滿危機感的少數外省族群放鬆下來，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輕重。與台灣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屬台灣的自己人。受過壓迫的本省人應該更清楚被壓迫的痛苦，更寬以待人。他的寬厚只會給他帶來更大的收穫。
七、看「外遇」時，從一開始的筆觸，氣氛，心理描寫，都注重妻子的驚疑不安以及懸疑，我暗暗期待一個「全然令人意外」的結局，怎樣意外呢？比如說，完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並沒有外遇。當然您的結局也滿「意外」的——意外的驚怵。您這樣的安排，是基於一種什麼動機？是純戲劇效果，還是有什麼心理成長認知上的轉變？和您本……（高雄，林純瑛）
可惜您的傳真只有一半，第二張不知怎麼了。
答：您的問題好厲害，馬上就要問出究竟這是一篇理論的虛構的「戲劇」，還是我自己的經驗與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這樣回答吧！這篇小說當然是「戲劇」，虛構的。我的先生有沒有過外遇，我自己有沒有當過被背棄的妻子或背棄別人的情人，哈，我當然不會告訴您。但是您說「認知上的轉變」，卻相當地擊中要害，對，我有經過認知上的轉變。我想說，女人不見得都是所謂弱者，被害者不見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說，女人和男人都有能力做所謂壞人，我們不要在解構的過程中同時不自覺地另構神話……
讓我反問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為什麼不去殺她的丈夫，卻殺了他的情婦？
八、我想和你做個朋友，無所不談的朋友，吾雖不屬知識分子，卻還有基本的是非觀念，喜怒哀樂願與你分享，誠意是向你表明友誼的基礎。（高雄，張進光）
答：你以為凡知識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觀念」嗎？你太高估知識分子了。許多知識分子沒有是非觀念，有是非觀念的又不見得能言行一致。
謝謝你的友誼，但是欣賞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過文字，而不是實際的接觸。文字是作家的精華，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還是敬而遠之為妙。
九、我覺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讀者愛你。當一個人視野逐漸遼闊，便不客易再去欣賞誰、崇拜誰。你曾教給台灣人民勇氣與胸襟，然而羽翼豐滿的鳥兒漸飛漸遠，無視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強了，讓人感覺壓迫。我已經離開你。（台北，陳玫玲）
答：你之「離開」我，如果是因為你開始欣賞另一種作家、另一類作品，開始關心另一個課題——我祝福你。
你之「離開」我，如果是由於你到達了某一個年齡，根本不再買書、看書，不再有探索心靈的時刻（我們知道，台灣的主要讀書人口不超過三十歲），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說什麼好呢？
十、泛政治化雖迭遭詬病，不過，卻也伴隨不少正面效應。女性亟思爭取平權，若非透過政治力實難克竟其功。諸如前一陣有前衛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或許龍應台登高一呼遠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團體聲嘶力竭還夠瞧的。嗣因政壇的一席之地影響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龍應台一個人的登高一呼絕對不如許多女性團體的聲嘶力竭，更何況龍應台已經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與個別的女性主義者當然在看法上有許多差異，而且向來不加入任何團體，那是因為鐘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絕對支持像何春蕤、張小虹、李元貞等人所做的努力。在一個保守的社會裡，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達到一步真正前進。
她們很棒。
十一、因為也是母親的身份，我特別喜歡您的《孩子，你慢慢來》這本書，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這兩篇。在做「母親」和「個人」之間，您已經「被迫」選擇另一個平衡點了嗎？還是像我們一般職業婦女一樣，永遠在兩極間徘徊？
還有，「一個男人公務繁忙是成功的表現，女人公務繁忙則是野心太大，拋棄母職」，您現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親」和「個人」兩個角色之間掙扎了很久，到現在，九年了，也還不曾找到一個真正令我滿意的平衡點。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幾十年前就發出警告：母親這個角色，是社會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於什麼。
這個陷阱就是：社會以種種方法將女人鎖在養兒育女這個工作上，迫使她在「母親」和「個人」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這個陷阱形成的前因後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經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個大蛛網裡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辦法是讓孩子去自生自滅，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與發展——這不合我的哲學。我將人生分階段：孩子七歲以前，我願意犧牲自己的許多自由，讓他們得到最充分的愛；七歲以後，孩子逐漸獨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對增加。
事實上，他們需要你的，也就那麼短短的甜蜜的幾年，對吧？社會結構的不合理，使女人無法發揮自我，也剝奪了男人體驗養兒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實也是一個不幸的大陷阱，他們的壽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嗎？
十二、去年您於三本新書的發表會上提及，期望落於「歷史谷底」的台灣，亦應有一批具理想主義的良知者再重於未來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專欄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關懷，無奈、厭倦？
三少四壯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於面對歷史的深思與批判。期望看到您們的對話。（台中，柯應平）
答：理想主義的波峰是一定會再來的，人的頹廢和他的激昂總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實比許多住在台灣的人要樂觀；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羅斯和車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亞，看看動盪不安的南美，其實台灣的發展還真不錯。在80年代與90年代的交接之際，我們其實成功地進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沒有政變，沒有暗殺，沒有恐怖分子的興起，這種成就不能等閒視之。
至於理想主義者的疲倦感，其實也很正常。台灣社會急劇變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氣，不像已開放國家中的知識分子可以輕輕鬆鬆慢吞吞地來。力氣用得多，當然容易疲倦。可是一點一滴使制度漸漸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這一代人那樣拚命。（現在的理想主義者僅止於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點就可能會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覺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嗎？他太多學問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後的你，是否對台灣的關心層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隨年齡改變了？例如小學生在馬路上與車爭道而人行道上早被佔滿了。清潔隊員用太多的人力替廣告公司拆除看板。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亂象，似乎已不是你關心的話題了，但對我們卻有切膚之痛。而您的野火一點，比投訴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灣的國際地位、統獨問題對我們而言似乎並不是天天要去面對的。（土城，呂榮樂）
答：對，我前兩個星期的專欄「每天要過的日子」寫的就是這個意思：政治的終極目的是使老百姓寬寬鬆松的去過他「每天要過的日子」。偏偏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記的東西！
台灣已經變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來自一枝獨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灣現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選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這些人，人在其位，應該是推動改革的那雙手。為什麼您還如此不滿意？因為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權力的明爭暗鬥，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膚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麼真正關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裡？對不起，他們往往選不上。選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錢的、有地方勢力的、有樁腳的、有政商關係的——這些和公共政策兩回事呢！
誰把這些人選出來做事呢？誰，在選舉期間，專心去聽公共政策的發表？選民將票投給那有錢有勢有關係的，然後驚訝怎麼沒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嗎？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驚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麼？無力掙脫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輕信陌生人」？在德國那樣優良的社會秩序的背後卻有極端不可思議的恐怖威脅（起碼台灣很少見）……（高雄，林純瑛）
答：真抱歉，限於篇幅，您的三張傳真只能縮為兩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鑒賞力的讀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謝謝您對我的小說的評論。有驚慷的安排，可能是因為我對犯罪心理感興趣。至於它背後的訊息，應該是那篇小說最值得爭議的一點，譬如說，我認為王德威教授就看錯了（或者我寫「錯」了）！
台灣的生存空間對女性較有保障嗎？我不相信。你可記得那個把女孩奸了、殺了，還把臉皮剝下的恐怖報導？
十五、我個人十分敬佩您的見解，想請教您：您移居德國，除了個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覺得在海外更能客觀透析台灣兩岸的問題與情勢，並憑藉自己對中國及德國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試做諫言，其次可否談談您覺得德國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國，純粹是個人因素，而且離開台灣覺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鄉，我對它深懷感情；另一方面，台灣的發展光怪陸離，可塑性極高，對一個關心文化和社會的作者來說，是個難得的實驗室，可以親身參與，甚至影響它的發展，我卻失去了這個機會，不，我不是為了寫作而去國的。至於說，來到歐洲而擴大我的視角，那是塞翁失馬，試圖轉失為得罷了。對您所說的「諫言」，我的興趣也在銳減中——您看，我不是開始寫小說了嗎？
德國人，基本上是非常沒趣的，或許他們的沒趣正是他們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較美國和德國的電視節目吧！誇張一點的說，在美國一打開電視就可以看見人們在無聊逗鬧——女人在布丁池裡摔跤或是比賽誰吃得下三百條香蕉；德國的電視一打開就是嚴肅深沉的人生問題大探討——穿深色西裝的男人彼此苦著臉討論歷史的罪愆，國家的認同，族群的和諧，正義與公理……每次我從德國一到美國就覺得全身輕鬆起來；啊！美國有這麼多愚笨的、無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來都無所謂的人！美國人的天真簡單是日爾曼人所沒有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是個有歷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們比我們更沉重，更沒趣，因為——這是我的理論——我們雖有包袱，但忘記得也快。德國人記憶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來，您說康德有趣嗎？黑格爾、馬丁路德、希特勒、馬克思有趣嗎？托瑪斯曼有趣嗎？
可是觀察這個沒趣的民族可有趣極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國的種種，無非在展現不同面貌之同時，給我們帶來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國人和德國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雖然西德的狀況的確令人嚮往）（北投，馬惠文）
答：您記得在《看世紀末向你走來》裡提到我開車被警察開超速罰單，因為我在限制時速七公里的地方開著時速十公里？記得嗎？然後您再想想曾振農那個把直升機降在市中心的事件，還有咱們民航局的反應，您說這兩個社會差別不大？
您的問題大得足夠寫一本厚厚的學術論著（像許烺光寫《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樣），中德民族性的差異好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做事講究徹底完美，我們馬馬虎虎，他們乾淨整齊，我們比較將就。這種基本人生態度的不同不只表現在生活細節，還表現在民族對歷史，對問題的大事上，我在《世紀末》裡多所指涉。可以說，中國人是比較「有趣」、可親的民族，德國人的認真使他們比較不可愛，但是坐德航要比搭華航或中國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國媽媽在孩子瀉肚子的時候要他吃什麼？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會美國人比，我倒覺得德國人和中國人比較相近，兩者同樣尊重權威，崇尚知識；同樣的重男輕女（如果只有一個孩子該上大學，那麼就是兒子，不是女兒；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卻是女兒）；同樣的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會每月撥一筆錢讓太太支配家用，超過用度就得解釋）；同樣的注重家庭（上大學的孩子還由父母供給，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還不忘帶一包髒衣服丟給媽媽！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電視，睡覺，沒有人去什麼卡拉OK酒廊的），同樣的以自己的歷史文化為榮（動不動背上一段歌德語錄），兩個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異一樣的多。
我這當然是以偏概全，一個複雜的社會可能有很多個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這樣的綜合觀也有它的意義。事實上，將來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區分，而以「階級性」去重新組合，就是說，中國和德國和印度等等的知識階級是一國，擁有相近的價值觀與生活內容；各國的藍領階級又成一國，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同越來越小，真正的差異反在階級之間，其實現在您就可以看見：一個台北的律師或電腦工程師，他的生活內容和所關心的題目可能與他在德國美國的同行相差不大，他與一個台灣布袋鄉的鹽民反而南轅北轍，不是嗎？
十七、我一直很懷念您那篇《從泰國來的》，類似的文章在近年來很少見。德國生活當然很美好，但這個國家也有很多問題，不客否認，Die Zeit到Bildzeitung這方面報導隨處可見，就是不見於大作中，您真的認為到法院去聽一次審判——即使對德國人而言也窮極無聊——就能窺見司法清明嗎？您在德國的人際關係其實是個可發揮的題目，恐怕不只是「墜入情網」而已。
當一個專欄作家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時，他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散佈種族主義，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黃瑞明）
答：嘿，慢一點！德國這個國家的許多「問題」不見於我作品中嗎？您大概沒讀《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這本書吧？裡頭「問題」多得很，尤其著重日爾曼人面對問題，處理問題的態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滿意的是我對德國人的批判不夠尖銳，那我倒欣然承認，是的，我對德國我不喜歡的現象，下筆還是溫和些，遠不如我對自己同胞的嚴厲，您要問為什麼，這樣說吧，如果有一個住在台灣的德國作家給德國的媒體寫文章，文章裡經常「尖銳嚴厲」地批評台灣的一切，給德國的讀者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評，為什麼不直接說給當事人聽？我的考慮也在這裡：對德國人有所批評，我應該用德文寫給德國的媒體，讓德國讀者看見，而不是用他們不懂的中文寫給中國讀者看，背著人說他的話語，有什麼意思？譬如您欣賞的《從泰國來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發表的，德文版還在中文版之先。我還準備寫一篇關於德國知識分子的偏狹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給德國媒體，讓德國讀者看。
到法院去聽審判，您覺得是「窮極無聊」的事？我卻覺得每一場庭審都是最鮮活的人生悲喜劇，可能悲劇多於喜劇。人在法網裡掙扎，像一隻被纏住的小蟲。您精通德文，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相信我，聽審判絕不是「窮極無聊」的。
我並沒有說，從一兩場審判就看出德國司法「清明」，您別把我沒說過的話算到我頭上。《仲裁者還是審判者》一文的主題應該很清楚，從德國法庭上法官和善禮貌的態度，從法庭口字形的桌位佈置，從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國法官的角色比較是一個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審判者。這也恰巧是台灣司法界正要進行的改革項目之一。
至於您說我「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對不起，第一，我觀點不僅只於劉姥姥觀點，大概有足夠的讀者可以反駁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劉姥姥觀點可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因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別人眼中早已見怪不怪的現象，她卻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驚訝。黃先生，一個作家若是失去了這種新奇、驚訝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創造的可能，我希望永遠保有劉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會吧！中國人的自卑感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成為民族的負擔，已經快兩百年了，您別把我說得太重要。我們且先不說中國人，只說台灣人吧。台灣人自己可以出國旅遊，打開電視有幾十個國際頻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灣的讀者自己可以決定接不接受我文章裡的觀點，因為他可以將我的觀點與他自己的見聞印證，還可以與許許多多其他作家的觀點比較，看了我的文章而決定興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實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對我自己負責——在我的知識與智慧範圍內作最減實的表現——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樣的讀者，怎麼依他個人的體質消化我的東西，你覺得我管得著嗎？
十八、您對《野火》時代的台灣到最近《看世紀末向你走來》的台灣，有何看法上的轉變？勞要經營台灣，你心中可有具體的理想藍圖？（台北，朱小姐）
答：簡單地說吧！《野火》時代的台灣需要的是破壞，《世紀末》的台灣需要的是重建。當年的台灣社會反而比較有社會共識——大家都或多或少體認破壞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築拆下來。重建比較麻煩，重建的藍圖人手一本，各說各話，缺少共識，而共識卻是社會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種凝聚力，老實說，我很為台灣的缺乏「敵情意識」憂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愛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遊戲，它以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進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來。這種天真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玩，十年前，當然沒想到這會是一個問題。
您用了「經營」兩個宇，可見得李登輝，或者說，政治人物的影響多大，不知不覺的影響。前年連戰用了「全方位」這個詞，馬上就變成流行詞。這種影響當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歡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沒有，我沒有「經營」台灣的具體藍圖，如果有的話，我就和李登輝去競爭當總統了。我對政治興趣並不大，只是因為關心，所以對許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當作家比總統要好玩得多，怎麼「經營」台灣？國事如麻，從小事開始。既然我自己不會去「經營」台灣，我會把選票給一個將「托兒」問題和老人福利當作國家大事來討論的候選人，不論男女，我不相信統獨之爭比解決托兒問題來得重要。台灣發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記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現象」時期的台灣和現今的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面相有何令人悲觀與樂觀者？
答：悲觀或樂觀是主觀的感受；也許因為我不必天天面對台灣政治的惡俗，從整體來看，我是樂觀的。1995年的台灣社會無論如何都比「野火」時代進步，現在看起來特別亂，是因為在威權時代，我們連討論的自由都沒有。軍中人權，環境污染，貪污瀆職，司法不公，官商勾結……哪一樣不是早就存在的問題，只不過在霸權的覆蓋下被消音罷了。現在雖然亂，亂象浮上表面總比隱藏在下面腐爛要好吧。
但是台灣的進步也是有限的。軍隊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十年前軍中死人不斷的事社會根本不知道，十年後社會知道了每一個死者的名字，但也僅此而已，距離合法，合理，合情的軍隊還很遠，明白地顯示，台灣仍舊是一個從獨裁到民主的過渡社會。
過渡，表示它需要時間成熟定型，而我們的社會比較焦躁急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聞》的一個問卷調查說有66.4％的人認為民意代表只謀私利，不反應民意，42.8％的人認為國家缺少好的報導，記者的結論是，調查勾勒出一個「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台灣。我倒覺得不一定。德國的民主體質夠結實了吧？1994年一項問卷提出一個問題：「身為公民面對國家，你覺得只能任它擺佈，完全無力，還是覺得自己有充分參與的力量？」
結果有59％的德國人回答：他們覺得完全無力。
把種種調查和別的國家比一比，解讀也許就不那麼悲觀。台灣人對現狀的不滿，不見得表示現狀比從前壞，它很可能表示台灣人對現狀品質的要求比從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滿越深，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一種健康的不滿，不是灰暗的。
這當然不是說台灣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討論的台灣定位問題十年後可以正視了，一旦正視，問題的困難程度也才浮現出來。在外是統一之聲的巨大威脅，在內是國家認同的四分五裂；國家認同的凝聚像一粒蘋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陽光，也就是時間，讓它自然變得紅艷熟軟：我只怕我們沒有這個時間，歷史可以是極殘酷的。我的悲觀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變社會？
答：用「介入」一辭，指的顯然是所謂精英文化，因為要講文化整體，政治就是文化的形於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們如果仔細觀察台灣地方政治的運作，就會發現：西方公民社會的選舉規則一移植到台灣的鄉土上，竟然結出怪異的果實。中國傳統文化的血緣，學緣，地緣……種種觀念操縱地方選舉，選出來的無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緣，學緣，地緣利益的偏狹人物，往往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但他們又確實是參與政治的產品。當我們發現民意代表惡俗不堪時，我們究竟要批判政治呢？還是自己的文化？
再說精英文化「改造」社會的可能——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可是十年後的今天我看見兩個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發揮的空間。一個是政治人物的囂張，在威權時代，因為老百姓沒有聲音，掌權者心虛之餘總還要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現在威權的惡名沒有了，政治人物抬頭挺胸，個個理直氣壯，對所有的醜事不羞恥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裡，既然大家都亮了槍，禮貌也不必了，全憑火力，蠻的幹。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權者自信滿滿，不覺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個不同，是精英分子與當道的結合。動機我們暫且不去理會，反正總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顯的事實是大量的所謂精英加入了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幕僚」的隊伍。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參與政治，精英分子進入政治藉以發揮影響，理所當然，問題是，在我們的文化氛圍裡，許多精英一進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獨立性——圍繞在掌權者身邊的種種博士學者的所做所為所言，歷歷在目。我相信獨立性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質，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獨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們精英文化的萎縮。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灣要生機不死，它必須刻骨銘心地體認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長遠的投資。我們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貧窮的限制，給予機會，他們可以海闊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這個機會必須由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給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參與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滿泡沫的政治權力鬥爭，台灣會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誘惑太大了。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