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上的皺紋都是她的，身上的關節都不是她的。
可是她眼睛裡的光芒、聲音裡的力量，
永遠是她自己的，獨一無二。
你記得安琪拉嗎？
八十五歲的安琪拉來信說她病了，我專程飛到德國去看她。人生歷練告訴我：超過八十歲的「閨蜜」生病了，必須排除萬難在第一時間探看。
從台北直飛法蘭克福十二個小時，從法蘭克福轉火車沿著萊茵河北走二小時，波昂站下車，再加十五分鐘計程車程，到了她家門口。遠遠就看見她的花園，她銀白髮亮的頭髮在一排紫丁香花叢的後面。聽見我的車門聲，她直起身，看向安靜的街道，然後笑吟吟地向我走過來，懷中是剛採下的大朵繡球花如孩子的粉臉，一派陽光燦爛。
我說，「原來你好好的，那我可以走了。」我作勢要掉頭，她抱著花大笑著走過來，我才發現，她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很慢。
我們就坐在那花園裡，在北國的藍銀色天空下，看著美滿得不真實的繡球花，有一搭沒一搭說了兩天兩夜的話。
風霜
人和人真的很神奇。有些人，才見一面就不想再見；有些人，不論你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成為朋友；有些人，即使在同一個屋簷下日日相見，也不見得在晚餐後還有話可說——晚餐嘛，還有食物的咀嚼和杯盤的叮噹聲響可以掩飾空白，晚餐後，那空白的安靜大聲到耳鼓發麻，你無可逃遁。
有些人，卻是從第一個照面，就知道，他是。
安琪拉大我二十歲。我們在紐約機場等候接駁車的空檔中聊了一下。那時的她才五十多歲，短短的卷髮，兩頰還有一點嬰兒肥的可愛感。二十年後第一次在銀幕上看見總理梅克爾，我失聲說，「這不就是安琪拉嗎？」
安琪拉堅持要為我泡茶、切蛋糕、洗葡萄。每一個動作，其實都很艱難。她拉開櫥櫃取出果醬，說，「此身一半不是我的了。膝關節、髖骨……」
「膝關節……那就不能騎單車了？」
她對我眨眨眼，笑了，「那也成過去了。」
安琪拉的兒子站在一旁，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我記得上一次站在這廚房裡，是安琪拉先生過世後五年，安琪拉六十五歲的時候。我說，「安琪拉，找個人去愛吧？」
她說，「男人多半笨。老年喪偶的尤其無聊，只會坐在家裡看電視，而且是看球賽，喝啤酒。」
安琪拉是一個愛看戲劇、愛讀小說、愛打抱不平、愛大自然、愛運動、愛社會正義、愛流浪狗、到老都天真熱情的女人，要怎樣去找到興趣廣泛、生趣盎然、不癱在沙發裡看球賽喝啤酒的進步老男生呢？
那次廚房會議的決議就是：到《時代週報》去刊登一個廣告。德國《時代週報》是一個知識菁英的報紙，以思想品味自詡。有整頁的交友廣告，廣告裡的女人多半宣稱熱愛莎士比亞，男人多半強調會背誦歌德。
安琪拉真的依照我們的廚房決議去登了一則廣告：
六十五歲女生，興趣：看戲、讀書、運動、大自然。
政治傾向：厭惡右，但絕非左。
外貌：腿力很好。
徵求興趣相近的男生從德國波昂騎單車到波蘭華沙。共九百七十六公里。
很多人來應徵，安琪拉最後挑了一個大概是「腿力最好」的男人，阿芒。兩個人清風明月、兩鬢風霜，騎單車共度了一個月。
花園外就是麥田，麥子熟了，整片田像一個方塊形的大盤，托著沉甸甸、滿盈盈的柔軟黃金，陽光刷亮了麥穗如花的芒刺。
我們在天竺葵旁邊坐下來。兒子已經識相地走開，讓我們女生單獨說話。
「阿芒呢？」我問。
安琪拉把枴杖小心地靠在門邊，拿了一條毛毯蓋在自己膝頭，說，「兩個月前走了。」
「走了？」
「突然的，三更半夜。他固定每週三來我這裡，那個週三他沒出現，半個月後我才知道。」
我想像事情的可能發生順序。阿芒是有家室的，他和安琪拉之間長達二十年的情份，是一個人世間的秘密。他的突然離世，沒有人會去通知安琪拉。所以，安琪拉經過的是什麼？等待，失望，不安，焦灼，直到發現阿芒爽約的原因時，非但無法執子之手溫柔告別，連告別式遠處的駐停凝眸都不可能……
全家福
我要安琪拉跟我細談她在波蘭度過的童年。
「你知道我是在波蘭洛茲長大的？」
「洛茲？」我從躺椅一下子坐了起來，「洛茲就是你的故鄉？」
十八世紀末強大的普魯士收編了部分波蘭國土，包含洛茲，緊接著鼓勵大批德國人到那裡定居。安琪拉家族幾代人就在洛茲生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軍隊入侵波蘭，洛茲變成一個關係特別緊張的地方——佔領者德國人聲色凌厲，波蘭人忐忑不可終日，猶太人沉默地等著大難臨頭，而像安琪拉這樣在波蘭已經好多代的德國人——「外省人」，尷尬地夾在中間。
「有一天大概清晨四五點鐘，突然很吵，」安琪拉說，「我爸硬把我從床上拖起來，讓我趴到窗口，不開燈。」
隔壁鄰居是猶太人。十歲的安琪拉目睹的是，荷槍的德國士兵闖入猶太人的屋子，驅趕還在熟睡中的一家老小，喝令他們立刻出去。安琪拉一家人眼睜睜看著隔壁鄰居家住在三樓的老奶奶，可能因為下樓的動作太慢，士兵把老奶奶直接從三樓窗口拋出來。
安琪拉在爸爸的懷裡，趴在窗口，全身發抖，爸爸在黑暗中說，「孩子，你聽好：我要你親眼看見我們德國人做的事，你一生一世不能忘記。」
被抄家出門、失魂落魄站在馬路上的猶太人到哪裡去了呢？
安琪拉說，洛茲有一個用高牆圍起來的區，看不見裡面，但是每次她經過，心裡都充滿恐懼。她模煳地知道，凡是進了這裡的人，都不會活著出來。全城的猶太人，都進去了。
安琪拉的家是個照相館，爸爸是攝影師。德軍進駐洛茲之後，照相館的生意突然爆紅。村子裡的人每天在門口排著長龍，等候拍全家福。
「因為，」安琪拉說，「本地人覺得時局不好，很不安；猶太人當然更覺得是世界末日，恐怕馬上要生離死別，而村子裡的德語人則擔憂自己的兒子恐怕很快會被德軍徵召當兵，所以大家都趕著來拍全家福……」
有一天，外面排隊的長龍裡似乎起了爭執，突然人聲嘈雜，安琪拉的父親停止拍照，出門去看。原來是隊伍裡的幾個本地德語人認為波蘭人現在沒有資格排到前面，要他們排到隊伍後面去。安琪拉看見照相師爸爸對著這些講德語的同胞非常憤怒、非常大聲地揮手說：
如果要在我這裡拍照，就請排隊。如果不願意排隊，可以，就請你們到別家去，我這裡恕不奉陪。
大家就安靜了下來。
好樣的
傍晚，安琪拉拄著枴杖和我走到村子盡頭一片草原上採集野生的洋甘菊，她是個大自然的信徒。早餐，配的就是採回來的洋甘菊。喝茶的時候，我八十五歲的閨蜜說：「應台，戰後很多德國人說他們當時不知道有集中營這回事。我想說的是，如果十歲的我就知道洛茲有個殺人的地方，你大人敢說不知道？也不要跟我說，國家機器太大、個人太小，個人無能為力。我父親就用他最個人、最微小的方式告訴十歲的我說，個人，可以不同。個人，就是有責任的！」
我看著她。八十五歲的安琪拉，臉上的皺紋都是她的，身上的關節都不是她的。可是她眼睛裡的光芒、聲音裡的力量，永遠是她自己的，獨一無二。
在安琪拉的身上，我也看見你，美君。日前在整理舊物時，翻到你回憶錄的這一頁，說的應該是一九四三年，你十八歲：
兵荒馬亂，大家都怕兵。一個憲兵隊駐在淳安城裡。有一天，我家隔壁不知道鬧什麼事，幾乎要打架，很多鄰居看熱鬧。這時憲兵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當事人和一二十個一旁看的人全都抓走了，關起來，一關就是三天，而且不許家屬探訪。小老百姓不懂法律，害怕家人是不是會被憲兵槍斃，嚇得半死，來找我，我才十八歲。他們說，大小姐，這街坊只有你會講國語，求求你去憲兵隊溝通吧。
我也很怕，但是怎麼辦呢？
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我一個人走到了憲兵隊，抱了一大包熱燒餅。
見我的是位中尉排長。我說，我是來看我的鄰居們的。他說，上面不准見。我說，他們犯了什麼罪，這麼嚴重。我受鄰居之托，要求不大，只想看到他們是死是活。
他考慮了很久，最後說，好，可是你帶來的東西不能帶進去。我說，好，不給他們吃，只是給他們看，表示我的人情到。
排長勉強點頭。
我走到犯人間，他們一看見我就同聲哭叫：大小姐救救我們，我們已經三天沒吃飯了，快餓死了。
我毫不考慮，當下就把燒餅用力丟進鐵窗裡，鄉親搶著吃光了。
守門的憲兵報告排長說我不守信用。我很生氣，對排長說，「這世界上哪裡有餓罪？就是犯了死罪，也要給犯人吃飽才槍斃。我是可以告你們達法的。」
排長看看我，不回話。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犯人都放回家了。
十八歲的女生美君，好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