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隔牆的暴力聲音響起的時候，
你都坐在縫衣機前一直皺著眉頭歎氣。
有一個童年的人，我忘不掉。你記得我們警察宿舍隔壁家的劉叔叔嗎？
我們都喜歡他。濃眉大眼的他，穿著警察制服，英挺帥氣，一見到我們就說笑話，笑到孩子們個個在地上打磙，爬起來就團團抓著他不讓他回去上班。
隔牆
可是，隔著一堵牆，在一個只聽得見聲音的荒誕空間裡，這個可愛的人卻變成一個讓人發抖的魔鬼。
一個四十歲的男人掄起棍子沒頭沒腦地打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孩子抱著頭邊嚎哭邊躲；門鎖上了，他無處可逃。
若是發生在大街上，路人一定會衝上來救孩子，把施暴者揪送派出所。可是，這發生在家裡，在牆內，聽見嚎哭聲的鄰居，認為這是父母在盡自己的責任。
我和他總是一起從學校走路回家的，他先進他的家門，然後我進我的家門。我的白衣黑裙還沒脫掉，就隔牆聽見他的驚恐慘叫。我在牆的這一邊，往往揪著心，無法動彈。
後來漸漸長大了，男孩變成一個自尊心倔強的少年，挨打時只聽見劉叔叔的暴怒聲和東西撞擊的破碎。我知道他一定噙著眼淚，但是死命咬牙，不讓人聽見他的聲音。第二天就會看見他臉上的大塊瘀青。
他成績不好，常常溜到租書攤子上看漫畫——有電視的時代，一整排孩子蹲在街頭牆角看漫畫。劉叔叔剛好路過，暴衝過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隻雞。回到家，也像處理雞一樣，做父親的用警察的手銬把他的腳銬在廚房的桌腳上，命令他讀書，讀學校要考試的正經的書。
晚上，那是一堵恐怖的牆。白天，他身上的傷，讓我心碎。每次暴怒和撞擊聲起，我就恨不得你和父親會衝過去敲門，去拯救他。可是你們不動，你們說，「劉叔叔還是愛孩子的。」
可是，我覺得你言不由衷。每次隔牆的暴力聲音響起的時候，你都坐在縫衣機前一直皺著眉頭歎氣。
後來，有一次在乒乓球間聽見劉叔叔說笑話。說玩笑話，他讓一個大個子中學生跟他面對面站立，然後要中學生用全身力氣打他的耳光。中學生起先不敢，被催促幾次之後，怯怯地揮出手，劉叔叔示範回擊，打了中學生一個響亮得嚇人的耳光，那耳光，像玻璃被石頭打破的尖銳，孩子們驚呆了。劉叔叔趁機教育說，日本人練兵都是這麼練的。相互打，打得越凶，越有勇氣。人格跟體格一樣，就是這麼練出來的。
父子
幾十年之後，沒想到竟然在台南街頭碰見他。少年已經長成白頭，還有點駝背。他扶著一個老人慢慢走著。老人步履細碎，小步小步地磨著地面走，是中風病人的狀態。
他認出我來，我們就在路上說話。他從郵局的工作退休了，兩個兒子都在國外，他和老婆兩個人過日子，最近把爸爸接到家裡來住。說話時，他一直緊緊牽著他父親的手，時不時從褲袋裡掏出手帕擦父親嘴角流下來的口涎。
風吹過來，一陣碎碎的鳳凰花瓣灑了我們一身。
唉，很多結局不是這樣的，美君。我跟你說瑞典大導演柏格曼的故事吧。
柏格曼有一天在劇院工作時接到他母親的電話說，父親在醫院診斷出惡性腫瘤，快死了，母親希望兒子到醫院去探視。柏格曼一口回絕說，「我沒時間，就是有時間也不會去。我跟他沒話好談，也根本不在乎他，何況，他臨終時見到我，恐怕也覺得不爽。」
母親在電話裡哭了起來。柏格曼說，「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沒用的。不去就是不去。」說完就掛了電話。
當天晚上，母親就在大雪紛飛中親自趕到了劇院，一進來就當眾給了大導演一個巴掌。柏格曼對母親道歉，然後母子倆說了一整夜的話。
四天之後，猝逝的竟然是他的母親。柏格曼到醫院去見了父親，但只是去傳達母親的死訊，說完就走。
這樣痛苦的、折磨的親子關係，不會沒有來由吧？
折斷
柏格曼就是個在懲罰中長大的小孩。他父親是個牧師，用最嚴厲的規範管教子女，而且依循宗教的儀式。孩子犯錯後，第一要求他懺悔，第二進行當眾懲罰，最後由父王賜予寬恕。譬如說，小男生柏格曼尿了床，大人就給他穿上一條紅色的小短裙，讓他穿一整天來做罪行示眾。如果孩子們打架，大家就被召集到父親書房裡，先進行審訊，然後一個一個發表悔過，最後拿出雞毛撣子行刑——每個人自己說自己應該被抽打幾下。
「刑度」確認了之後，女傭把一塊小褥子攤開在地，孩子必須自動扒下褲子，趴到褥子上，這時有人會按住你的頭頸，然後施刑。抽打是認真的，，孩子被打得皮開肉綻，撕裂的皮和煳煳的血肉黏在一起。下一步，不管你怎麼痛怎麼哭，你得前去親吻父親的手，由他來宣告你被寬恕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帶著糜爛流血的傷口回到臥房，不准吃晚餐，那是懲罰的一部分，但是，柏格曼說，全部加起來都比不上這一整天的當眾羞辱來得痛苦。
柏格曼幼時最恐懼的懲罰，是被關進一個黑暗的櫥子裡去；那個櫥子裡，大人恐嚇他說，養著一個專門吃小孩腳趾頭的怪物。犯了錯的小柏格曼被關進去，死命抓著裡頭的吊桿，勾起腳，整夜不敢放手，就怕腳趾頭被怪物吃掉。
孩子面對暴力和恐懼，本能地尋找活下去的辦法。柏格曼的哥哥個性強，試圖反抗，做父親的就用更強大的意志力「折斷」他。柏格曼的妹妹則變成一個徹底乖順、服從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說，他很小就決定做個「大說謊家」，以蒙騙和偽裝來保護自己。
他到父親臨終都拒絕和解。這麼比較起來，劉叔叔是幸運的。但是和我一起上下學的那個少年呢？他是不是早就被「折斷」了？
防空洞
再跟你說卡夫卡的故事。你記得嗎？我的少女時代，讀的是卡夫卡的《脫變》。小說裡，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條蟲，讀來驚悚無比。很多年之後，把卡夫卡《給父親的一封信》和小說《銳變》並著重讀，才知道，啊，原來《銳變》裡完全失能的一條蟲就是卡夫卡面對父親「暴力統治」的精神狀態。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鬧著要喝水，不見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關注。喝斥幾次不停之後，父親衝進房裡，把孩子猛力從床上抓起來，丟到陽台，把門反鎖；穿著睡衣的小男孩就整夜被丟棄在外面。
從此以後卡夫卡就徹底「乖」了。長大後的卡夫卡變成一個不開口的人。小時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讓他有點開心的事，父親就會用極盡嘲諷的音調說，「哼，這也值得說嗎？」他不敢流露喜悅，因為會被戲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為會被斥責。他只要一開口，就會被父親當眾羞辱，他先失去開口的勇氣，最後失去說話的能力。《蛻變》裡的他，是逐步失去人的能力的。
卡夫卡一輩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視中。他給父親的信裡說：
我的世界分成三塊：一塊是我身為奴隸，活在一堆永遠無法達成的命令之下。一塊是不斷對我下命令而且永遠在批評我的父親。第三塊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樂的人我永遠生活在取辱之中。遵從你的命令是取辱，因為你的命令是針對我一個人設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和辱，因為我怎麼可以反抗你？如果我遵從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為我不及你的體力、你的胃口、你的技術，而這就是恥辱中的恥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攤開一張世界大地圖，父親的身體就橫跨在地圖上，只有父親身體覆蓋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親佔據了整張地圖。
寫作其實是逃亡。卡夫卡的父親痛恨兒子的寫作，因為那是一個他自己陌生的領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裡卻暗喜，因為正是父親的痛恨證實了他自己獨立的存在——寫作是他的防空洞。
美君，讀卡夫卡給父親的信，我不斷想起劉叔叔和他的兒子。
藉愛
張愛玲被自己的父親暴打時，已經是一個快要二十歲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種刑事傷害罪，但那既不是張愛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現象。你看她怎麼描述：
我父親蹬著拖鞋，啪達啪達衝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我心裡一直很清楚，記起我母親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也沒有想抵抗……我回到家裡來，我父親又炸了，把一隻大花瓶向我頭上擲來，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徒刑在空房裡……
所謂暫時的徒刑，其實長達半年，而且還包括張愛玲在徒刑期間患了瘧疾，須要治療，做父親的不請醫生，只是私自打針，仍然關著她。
不知道為什麼跟你說這些，大概是因為，那堵牆，那堵代表暴力和恐懼的牆，也成為了我的傷害，一根刺紮在記憶裡。在大學路上看見暮年劉叔叔父子手牽手的景象，你說是和解？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折斷與屈服？
我覺得，美君你會對我說：藉愛勒索，是勒索，不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