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於不能不到這裡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 山１，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嘗有力，而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讚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作」。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１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裡，聽談彼得和約翰２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裡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為因果，排斥異流，抬上國粹，那裡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裡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還有一樣是惡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著。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著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瞭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閒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閒，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於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裡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