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著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A.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裡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裡真藏著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於北京。魯迅。
著者自敘傳略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裡的一家姓周的家裡。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底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