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２〕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３〕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４〕，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５〕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范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范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
〔２〕嚴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復，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一八七九年回國後，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等職。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後，他主張變法維新，致力於西方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思想的介紹，先後翻譯了英國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論》，亞當·斯密（Ａ．Ｓｍｉｔｈ）的《原富》，法國孟德斯鳩（Ｃ．Ｌ．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法意》等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但他在戊戌政變以後，政治上日趨保守，一九一五年參加「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魯迅這裡提到的一段話，見於嚴譯孟德斯鳩《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譯者按語中，原文是：「吾每行都會街巷中，見數十百小兒，蹣跚蹀躞於車輪馬足間，輒為芒背，非慮其傾跌也，念三十年後，國民為如何眾耳。嗚呼，支那真不易為之國也！」
〔３〕這裡所說「做」《天演論》，是說嚴復翻譯《天演論》，不是完全忠實地依照原文的意思。當時嚴復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達[旨]」，而不稱為翻譯。他在該書的《譯例言》中說：「詞句之間，時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旨]，不雲筆譯。」《天演論》，嚴復於一八九五年翻譯的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前兩篇的題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陽盧氏木刻印行。
〔４〕「仍舊貫如之何」語見《論語·先進》：「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５〕華寧該爾（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奧地利人，仇視女性主義者。他在一九○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