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講我四五年來未到這邊，對於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諸君所知。所以今天還是講幫閒文學與幫忙文學。
這當怎麼講？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家很提倡小說；其故由當時提倡新文學的人看見西洋文學中小說地位甚高，和詩歌相彷彿；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說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們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小說是給人消閒的，是為酒余茶後之用。因為飯吃得飽飽的，茶喝得飽飽的，閒起來也實在是苦極的事，那時候又沒有跳舞場：明末清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閒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唸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唸唸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著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只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２）至於究竟為什麼裝病，我可不知道。倘說他反對皇帝是為了盧布，我想大概是不會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盧布。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於是臣子就幫閒。所以幫閒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３）。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裡就甚是悲哀了。
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征君；開當鋪，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征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面固然由於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於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４）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幫閒。為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於俗事如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６），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閒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為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閒的文學真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閒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為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閒就好。
（１）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電影與文藝》創刊號。收入本書的曾經魯迅修訂。
（２）關於司馬相如裝病不出的事，據《史記·司馬相如傳》：「先緲誄遠浦欏*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
（３）「心存魏闕」語出《莊子·讓王》：「身在江海之上，心競蹺恆謚隆！*魏闕，古代宮門上巍然高聳的樓觀，後來用作朝廷的代稱。
（４）「文以載道」語出宋代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緣酪病薄*
（５）柏勒思（Ｐｌｕｓ）英語：「加」的意思。（６）現代評論派指《現代評論》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創刊）的主要撰稿人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等。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的《閒話》中標謗「絕不肆口嫚罵」。但實際上他們常對魯迅和他們所反對的人進行種種攻擊和謾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