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保存國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學的，所以將多用驚歎符號應該治罪的話，當作一個「幽默」。其意蓋若曰，如此責罰，當為世間之所無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於史學很生疏。但記得宋朝大鬧黨人（４）的時候，也許是禁止元祐學術的時候罷，因為黨人中很有幾個是有名的詩人，便遷怒到詩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條命令，不准大家做詩，違者笞二百！（５）而且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連內容的悲觀和樂觀都不問的，即使樂觀，也仍然答一百！
那時大約確乎因為胡適之（６）先生還沒有出世的緣故罷，所以詩上都沒有用驚歎符號，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萬了，加上「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萬。衣萍先生所擬的區區打幾百關幾年，未免過於從輕發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個很寬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學心理學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詩又怎麼開了禁呢？聽說是因為皇帝先做了一首，於是大家便又動手做起來了。
可惜中國已沒有皇帝了，只有並不縮小的炮彈在天空裡飛，那有誰來用這還未放大的炮彈呢？
呵呀！還有皇帝的諸大帝國皇帝陛下呀，你做幾首詩，用些驚歎符號，使敝國的詩人不至於受罪罷！唉！！！這是奴隸的聲音，我防愛國者要這樣說。
誠然，這是對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確乎是一個他族的奴隸，國性還保存著，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為我是不甚相信歷史的進化的，所以還怕未免「後仍有之」。舊性是總要流露的，現在有幾位上海的青年批評家，不是已經在那裡主張「取締文人」，不許用「花呀」「吾愛呀」了麼？但還沒有定出「笞令」來。
倘說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進化；那麼，我也就可以算從他族的奴隸進化到同族的奴隸，臣不勝屏營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參看本卷第６頁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次年會上，作《勸治史學及論史學利病》的講演，其中說：「生為一國之民，不治本國史學，直謂之無國家無國民性之人可也，聚幾萬萬無國民性之人以立國，則國魂已失。」教育改進社，全稱「中華教育改進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於濟南。主要成員有熊希齡、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鴻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績溪人。當時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旁聽，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報副刊》發表《感歎符號與新詩》一文，針對張耀翔的所謂多用感歎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的論調、用幽默諷刺的筆法提出「請願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話詩、用感歎號。「凡做一首白話詩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個感歎號者罰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話詩集或用一百個感歎號者，處以三年的監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話詩集或用一千個以上的感歎號者，即槍斃或殺頭」。（４）宋朝大鬧黨人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宰相，實行變法，遭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形成新黨與舊黨之爭。宋哲宗元祐年間舊黨得勢，他們的政治學術思想被稱為元祐學術。後來宋徽宗打擊舊黨，嚴禁元祐學術傳播。《宋史·徽宗紀》*兀撼縋曄輝攏兆諳綸骸耙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察舉，必罰無赦。」並將司馬光、蘇軾等三○九人鐫名立碑於太學端禮門前，指為奸黨，稱為黨人碑，或元祐黨碑。
（５）關於宋朝禁詩的事，據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律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說「笞二百」魯迅曾予更正，參看《集外集拾遺補編·笞*儐刁滓話僦蟆貳（６）胡適之胡適（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北京大學教授。曾為《新青年》雜誌編輯之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嘗試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張耀翔用作攻擊新詩使用驚歎號的例證之一。
（７）「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張耀翔在《心理》雜誌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二四年四月）發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把當時出版的胡適《嘗試集》、康白情《草兒》、郭沫若《女神》等新詩集裡面的驚歎號加以統計，並諷刺說：「仰看像一陣春雨，俯看像數畝禾田；縮小看像許多細菌，放大看像幾排彈丸。」認為這是消極、悲觀、厭世情緒的表現，多用驚歎符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８）「民之父母」語見《詩經·小雅·南山有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舊時常用以稱呼地方官。
（９）這是對張耀翔的諷刺。張耀翔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中華心理學會刊物《心理》雜誌的編輯主任。他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中說：「職是之故，心理學者關於情緒之研究，遠較他種精神研究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緒之研究……其方法為何，即取其專為表情之著作——詩，盛行之白話詩——而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