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閒話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
  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裡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3)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
  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4)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麼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麼?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5)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麼「琴心是否女士」(6)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麼鬼,裝什麼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裡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7)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8)就在《閒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閒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麼,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閒話」。
  《閒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9)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糊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閒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閒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10)為什麼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閒話》裡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裡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局外人那裡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招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麼打掃得乾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麼?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麼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
  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報副刊》。
  (2)即收入本書的《忽然想到》之七。
  (3)「和光同塵」語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隨和的意思。
  (4)《現代評論》綜合性週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適、陳西瀅、王世傑、唐有壬、徐志摩等,當時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師大風潮及其後的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中都支持北洋軍閥當局,誣蔑革命群眾運動。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們又轉而投靠國民黨政權。
  (5)《女師大的學潮》這是一篇署名為「一個女讀者」給《現代評論》記者的信,載於該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主要意思是說:女師大學生迭次驅楊的「那些宣言書中所列舉楊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這回風潮的產生和發展,校內校外尚別有人在那裡主使。」又說「女師大是中國唯一的女子大學;楊氏也是充任大學校長的唯一的中國女子……我們應否任她受教育當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擠攻擊?我們女子應否自己還去幫著摧殘她?」
  (6)「琴心是否女士」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師大新年同樂會演出北大學生歐陽蘭所作獨幕劇《父親的歸來》,內容幾乎完全抄襲日本菊池寬所著的《父歸》,經人在《京報副刊》上指出後,除歐陽蘭本人作文答辯外,還出現了署名「琴心」的女師大學生,也作文為他辯護。不久,又有人揭發歐陽蘭抄襲郭沫若譯的雪萊詩,這位「琴心」和另一「雪紋女士」又一連寫幾篇文字替他分辯。但事實上,所謂「琴心」女士,是歐陽蘭的女友夏雪紋(當時在女師大讀書)的別號,而署名「琴心」和「雪紋女士」的文字,都是歐陽蘭自己作的。
  (7)七個教員的宣言即由魯迅起草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它是針對楊蔭榆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和她的《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而發的,由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盞、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說:「六人學業,俱非不良,至於品行一端,平素又絕無懲戒記過之跡,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8)西瀅陳源(1896—1970),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曾留學英國,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閒話》中說:「《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采的幾句就知道了。(摘句略)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按某籍,指浙江;某系指當時北京大學國文系。發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
  (9)給同籍的人幫忙指陳西瀅給楊蔭榆幫忙,他們都是江蘇無錫人。
  (10)陳西瀅比女師大為「臭毛廁」的議論,原話是說:「女師大的風潮,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無從知道。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
  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了。學生把守校門,誤認了一個緩緩駛行的汽車為校長回校而群起包圍它的笑話,也到處流傳了。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臨近飯店招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也見於報章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時候勸學生們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引退,都無非粉刷毛廁,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

《華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