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觀北大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征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週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2)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麼,也就算了,人那裡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裡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週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
  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3)的招牌來「作之師」(4),並且分送金款(5)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裡做總長(7),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週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8),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週刊》創刊號。
  (2)指高仁山。參看本卷第120頁注(7)。
  (3)「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草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佈。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4)「作之師」語見《尚書·泰誓》:「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為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後,收回餘額一千多萬元,這筆款被稱為「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於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為了反對他,曾一度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以這裡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裡做總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眾為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遊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並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並未下台,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8)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佈脫離教育部後,《甲寅》週刊即散佈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

《華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