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
  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3)宋重理學(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彷彿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7),也愛看《四傑村》(8),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裡,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於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11)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瀰漫,順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13)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週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發表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今天到東城去教書,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學門口看見《現代評論》,那《閒話》裡正議論著章士釗的《甲寅》,說『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這麼一來,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現在特地聲明:我原先是不過就一般而言,如果陳教授覺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彈。要我在『至今還沒有完』之後,加一句『如陳源等輩就是』,自然也可以。至於『順我者「通」』的通字,卻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據就在章士釗之曾稱陳源為『通品』。別人的褒獎,本不應拿來譏笑本人,然而陳源現就用著『土匪』的字樣。有一回的《閒話》(《現代評論》五十)道:『我們中國的批評家實在太宏博了。他們……在地上找尋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於『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於《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從此,我就以別人所說的『東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樣,加於陳源之上了,這回是用了一個『通』字;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但對於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先動手;而且也以文字為限,『捏造事實』和『散佈「流言」』的鬼蜮的長技,自信至今還不屑為。在馬弁們的眼裡雖然是『土匪』,然而『盜亦有道』的。記起一件別的事來了。
  前幾天九校『索薪』的時候,我也當作一個代表,因此很會見了幾個前『公理維持會』即『女大後援會』中人。幸而他們倒並不將我捆送三貝子花園或運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沒有實行『割席』,將板凳鋸開。終於『學官』『學匪』,都化為『學丐』,同聚一堂,大討其欠賬,——
  自然是討不來。記得有一個洋鬼子說過:中國先是官國,後來是土匪國,將來是乞丐國。單就學界而論,似乎很有點上這軌道了。想來一定有些人要後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義,來反對章士釗的罷。
  一月二十五日東壁燈下寫。」
  (2)《國魂》國家主義派所辦的一種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創刊,次年一月改為週刊。該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載有姜華的《學匪與學閥》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動北京的學生起來打倒馬裕藻一派的所謂「學匪」(按馬裕藻是當時反對章士釗、楊蔭榆的女師大教員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罵了章士釗幾句。這裡說到《京報副刊》,是因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該刊載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駁斥姜華的《國魂之學匪觀》一文。
  (3)漢朝選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舉「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項辦法,因此社會上就產生了許多虛偽矯情的事情。《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圖》記郭巨埋兒的事說:「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遂得兼養兒。」又捲四八二引干寶《搜神記》記丁蘭刻木的事說:「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鄰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學亦稱道學,即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當時那些理學家在服裝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書》記程頤的服裝說:「先生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系絛。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科舉考試文體之名。唐代考試制度,明經科以「帖經」試士。《文獻通考·選舉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後考生因帖經難記,就總括經文編成歌訣,叫帖括。後世因稱科舉應試的文章為帖括;這裡是指清代的制義,即八股文。「且夫」、「然則」,是這一類文字中的濫調。
  (6)源增姓谷,山東文登人,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國民新報副刊》載有他翻譯的《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文,這裡的引文即見於該文的譯後記中。
  (7)《雙官誥》戲曲名。明代楊善之著有傳奇《雙官誥》。後來京劇中也有此劇,內容是:薛廣出外經商,訛傳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節撫養兒子薛倚。後來薛廣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還鄉,由此王春娥便得了雙重的官誥。
  (8)《四傑村》京劇名。故事出自清代無名氏著《綠牡丹》。
  內容是:駱宏勳被歷城縣知縣賀世賴誣為強盜,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傑村惡霸朱氏兄弟將囚車奪去,欲加殺害,幸為幾個綠林好漢將他救出,並放火燒了四傑村。
  (9)劉玄德劉備(161—223),字玄德,涿郡涿縣(今屬河北)人,三國時在西蜀稱帝。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以他作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長篇小說《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東一帶農民起義的領袖。
  (10)李景林字芳岑,河北棗強人,奉系軍閥,曾任直隸督軍。
  一九二五年冬,奉軍郭松齡倒戈與張作霖作戰,馮玉祥國民軍也乘機對李景林發動攻擊,佔領天津。李逃匿租界,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濟南收拾殘部,與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準備反攻。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就是這時發表的。
  (11)「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通過了章士釗草擬的「整頓學風令」,並由執政府明令發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12)順我者「通」這是作者對章士釗、陳西瀅等人的諷刺。
  參看本卷第5頁注(4)。
  (13)「減膳」執政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學生因章士釗禁止紀念「五七」國恥,於九日向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罷免章士釗的要求;章即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段,於十一日向段祺瑞辭職,並在辭呈中向段獻媚說:「釗誠舉措失當。眾怒齊攖。一人之禍福安危。自不足計。萬一鈞座因而減膳。時局為之不寧。……釗有百身。亦何能贖。」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眾為反對關稅會議要求關稅自主舉行遊行示威,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
  (15)《甲寅》指《甲寅》週刊。參看本卷第113頁注(3)。

《華蓋集續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