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次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裡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裡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系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遊》。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范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覆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裡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閒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系軍閥裡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凌晨,駐守北京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一再鼓吹什麼「農村立國」,如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華蓋集續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