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在我手裡，也不怎麼，不會生根。我並不胡花，可是錢老出去的很快。據相面的說，我的縫指太寬，不易存財；到如今我還沒法打倒這個講章。在德法意等國跑了一圈，心裡很舒服了，因為錢已花光。錢花光就不再計劃什麼事兒，所以心裡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還拿著我幾個錢，要不然哪，就離不了法國。這幾個錢僅夠買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無法，到新加坡再講吧。反正新加坡比馬賽離家近些，就是這個主意。
上了船，袋裡還剩下十幾個佛郎，合華幣大洋一元有餘；多少不提，到底是現款。船上遇見了幾位留法回家的「國留」—複雜著一點說，就是留法的中國學生。大家一見如故。不大會兒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經濟狀況；最闊氣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個佛郎；比我闊著塊巴來錢。大家把錢湊在一處，很可以買瓶香檳酒，或兩枝不錯的呂宋煙。我們既不想喝香檳或吸呂宋，連頭髮都決定不去剪剪，那麼，我們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幹嗎不快活呢？大家很高興，說得也投緣。有人提議：到上海可以組織個銀行。他是學財政的。我沒表示什麼，因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還有兩位印度學生，兩位美國華僑少年，也都挺和氣。兩位印度學生穿得滿講究，也關心中國的事。在開船的第三天早晨，他倆打起來：一個弄了個黑眼圈，一個臉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倆分頭向我們訴冤，是為一雙襪子。也不是誰賣給誰，穿了（或者沒穿）一天又不要了，於是打起活來。黑眼圈的除用濕手絹捂著眼，一天到晚嘟囔著：「在國裡，我吐痰都不屑於吐在他身上！他髒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對我們講：「上了岸再說；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倆不再和我們討論中國的問題，我們也不問甘地怎樣了。
那兩位華僑少年中的一位是出來遊歷：由美國到歐洲大陸，而後到上海，再回家。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訴我，都是停在旅館裡，沒有出門。他怕引誘。柏林巴黎都是壞地方，沒意思，他說。到了馬賽，他丟了一隻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幹什麼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國姑娘。而後告訴那位出來遊歷的：「她們都釣我呢！」
所謂「她們」，是七八個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國舞女，最年輕的不過才三十多歲。三等艙的食堂永遠被她們佔據著。她們吸煙，吃飯，掄大腿，練習唱，都在這兒。領導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干老頭兒，臉像個干橘子。她們沒事的時候也還光著大腿，有倆小軍官時常和她們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說她們關心著他。
三等艙裡不能算不熱鬧，舞女們一唱就唱兩個多鐘頭。那個小干老頭似乎沒有誇獎她們的時候，差不多老對她們喊叫。可是她們也不在乎。她們唱或掄腿，我們就瞎扯，扯膩了便到甲板上過過風。我們的茶房是中國人，永遠蹲在暗處，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腳。他賣一種黑玩藝，五個佛郎一小包，舞女們也有買的。
二十多天就這樣過去：聽唱，看大腿，瞎扯，吃飯。艙中老是這些人，外邊老是那些水。沒有一件新鮮事，大家的臉上眼看著往起長肉，好像一船受填時期的鴨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陰怪可惜，可是沒法不白白扔棄。書讀不下去，海是看膩了，話也慢慢的少起來。我的心裡還懸虛著：到新加坡怎辦呢？
就在那麼心裡懸虛一天的，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只好下去。雇上洋車，不，不應當說雇上，是坐上；此處的洋車伕是多數不識路的，即使識路，也聽不懂我的話。坐上，用手一指，車伕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務印書館。不記得街名，可是記得它是在條熱鬧街上；上歐洲去的時候曾經在此處玩過一天。洋車一直跑下去，我心裡說：商務印書館要是在這條街上等著我，便是開門見喜；它若不在這條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湊巧，商務館果然等著我呢。說不定還許是臨時搬過來的。
這就好辦了。進門就找經理。道過姓字名誰，馬上問有什麼工作沒有。經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氣，可是說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黃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見黃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務館吃了頓飯。黃先生也一時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後來，常到他家去吃飯，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個很可愛的人。他家給他寄茶，總是龍井與香片兩樣，他不喜喝香片，便都歸了我；所以在南洋我還有香片茶吃。不過，這都是後話。我還得去找事，不遠就是中華書局，好，就是中華書局吧。經理徐采明先生至今還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給找著個事作，他的人可愛。見了他，我說明來意。他說有辦法。馬上領我到華僑中學去。這個中學離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公眾汽車（都是小而紅的車，跑得飛快）方便，一會兒就到了。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們正短個國文教員。馬上搬來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心才落了實，花兩毛錢買了個大柚子吃吃。然後支了點錢，買了條毯子，因為夜間必須蓋上的。買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風味。賒了部《辭源》；教書不同自己讀書，字總得認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總以為認識而實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辭源》擺在桌上被老鼠啃壞，是美中不足。預備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見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辭源》長，說不定還許是仙鼠呢，隨它去吧。老鼠雖大，可並不多。講多是壁虎。到處是它們：棚上牆上玻璃杯裡—敢情它們喜甜味，盛過汽水的杯子總有它們來照顧一下。它們還會唱，吱吱的，沒什麼好聽，可也不十分討厭。
天氣是好的。早半天教書，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學生問住，還不至於四脖子汗流的。吃過午飯就睡大覺，熱便在暗中渡過去。六點鐘落太陽，晚飯後還可以作點工，壁虎在牆上唱著。夜間必須蓋條毯子，可見是不熱；比起南京的夏夜，這裡簡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間還可以蓋毯子，美！況且還得沖涼呢，早午晚三次，在自來水龍頭下，灌頂澆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幾天，我發燒，身上起了小紅點。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點怕死。身上有小紅點喲，這玩藝，痧疹歸心，不死才怪！把校醫請來了，他給了我兩包金雞納霜，告訴我離死還很遠。吃了金雞納霜，睡在床上，既然離死很遠，死我也不怕了，於是依舊勇敢起來。早晚在床上聽著戶外行人的足聲，「心眼」裡制構著美的圖畫：路的兩旁雜生著椰樹檳榔；海藍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著腳，趿拉著木板，嗒嗒的走，也許看一眼樹叢中那怒紅的花。有詩意呀。矮而黑的錫蘭人，頭纏著花布，一邊走一邊唱。躺了三天，頗能領略這種濃綠的浪漫味兒，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來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陣，天又響晴，路上濕了，樹木綠到不能再綠。空氣裡有些涼而濃厚的樹林子味兒，馬上可以穿上裌衣。喝碗熱咖啡頂那個。
學校也很好。學生們都會聽國語，大多數也能講得很好。他們差不多都很活潑。因為下課後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兒。他們都很愛中國，願意聽激烈的主張與言語。
他們是資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倆錢不能入學讀書—的子弟，可是他們願打倒資本家。對於文學，他們也愛最新的，自己也辦文藝刊物。他們對先生們不大有禮貌，可不是故意的；他們爽直。先生們若能和他們以誠相見，他們便很聽話。可惜有的先生愛耍些小花樣！學生們不奢華。一身白衣便解決了衣的問題；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們，因為先生們多是江浙與華北的人，多少習染了上海的派頭兒。吃也簡單，除了愛吃刨冰，他們並不多花錢。天氣使衣食住都簡單化了。以住說吧，有個床，有條毯子，便可以過去。沒毯子，蓋點報紙，其實也可以將就。再有個自來水管，作沖涼之用，便萬事亨通。還有呢，社會是個工商社會，大家不講究穿，不講究排場，也不講究什麼作詩買書，所以學生自然能儉樸。從一方面說，這個地方沒有上海或北平那樣的文化；從另一方面說，它也沒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產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煙窯子等是有的，可是學生還不至於幹這些事兒。倒是有內地的先生們覺得苦悶，沒有社會。事業都在廣東福建人手裡，當教員的沒有地位，也打不進廣東或福建人的圈裡去。教員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來的；出錢辦學的人們沒有把他們放在心裡。玩的地方也沒有，除了電影，沒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個月，我就有點厭煩了。別人也這麼說。還拿天氣說吧，老那麼好，老那麼好，沒有變化，沒有春夏秋冬，這就使人生厭。況且別的事兒也是死板板的沒變化呢。學生們愛玩球，愛音樂，倒能有事可作。先生們在休息的時候，只能弄點汽水閒談。我開始寫《小坡的生日》。
本來我想寫部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我要表揚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樹是我們栽的，田是我們墾的，房是我們蓋的，路是我們修的，礦是我們開的。都是我們作的。毒蛇猛獸，荒林惡瘴，我們都不怕。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我要寫這個。我們偉大。是的，現在西洋人立在我們頭上。可是，事業還仗著我們。我們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個糖燒餅，我們是那個糖餡。我們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勁，我們只有往上，不會退下。沒有了我們，便沒有了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馬來人什麼也不幹，只會懶。印度人也幹不過我們。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幹活是我們，作買賣是我們，行醫當律師也是我們。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麼樣的天氣我們也受得住，什麼樣的苦我們也能吃，什麼樣的工作我們有能力去幹。說手有手，說腦子有腦子。我要寫這麼一本小說。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謂民族崇拜，不是說某某先生會穿西裝，講外國話，和懂得怎樣給太太提著小傘。我是要說這幾百年來，光腳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漢。沒錢，沒國家保護，什麼也沒有。硬去幹，而且真幹出玩藝來。我要寫這些真正的中國人，真有勁的中國人。中國是他們的，南洋也是他們的。那些會提小傘的先生們，屁！連我也算在裡面。
可是，我寫不出。打算寫，得到各處去遊歷。我沒錢，沒工夫。廣東話，福建話，馬來話，我都不會。不懂的事還很多很多。不敢動筆。黃曼士先生沒事就帶我去看各種事兒，為是供給我點材料。可是以幾個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個地方的味兒，不會。再說呢，我必須描寫海，和中國人怎樣在海上冒險。對於海的知識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歲才看見了輪船。
那麼，只好多住些日子了。可是我已離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歲，常有信催我回家。為省得閒著，我開始寫《小坡的生日》。本來想寫的只好再等機會吧。直到如今，啊，機會可還沒來。
寫《小坡的生日》的動機是：表面的寫點新加坡的風景什麼的。還有：以兒童為主，表現著弱小民族的聯合—這是個理想，在事實上大家並不聯合，單說廣東與福建人中間的成見與爭鬥便很厲害。這本書沒有一個白小孩，故意的落掉。寫了三個多月吧，得到五萬來字；到上海又補了一萬。
這本書中好的地方，據我自己看，是言語的簡單與那些像童話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話，因為前半截有好些寫實處—本來是要描寫點真事。這麼一來，實的地方太實，虛的地方又很虛，結果是既不像童話，又非以兒童為主的故事，有點四不像了。設若有工夫刪改，把寫實的部分去掉，或者還能成個東西。可是我沒有這個工夫。頂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講著漂亮—確是漂亮—的北平話。
《小坡的生日》寫到五萬來字，放年假了。我很不願離開新加坡，可是要走這是個好時候，學期之末，正好結束。在這個時節，又有去作別的事情的機會。若是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辭去教職而仍不離開此地，為是可以多得些經驗。可是這些事都沒成功，因為有人從中破壞。這麼一來，我就決定離開。我不願意自己的事和別人搗亂爭吵。在陽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到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愛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顏色，這片顏色常在夢中構成各樣動心的圖畫。它是實在的，同時可以是童話的，原始的，浪漫的。無論在經濟上，商業上，軍事上，民族競爭上，詩上，音樂上，色彩上，它都有種魔力。
原載1934年10月《大眾畫報》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