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八方風雨」者，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乘著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著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卷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第一節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裡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癡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滄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著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裡，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麼，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應著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打開，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麼？」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裡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著我，也不怎麼沒再說什麼。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我家裡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自行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頦恰好放在自行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麼坐著，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裡。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裡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裡就會爆炸；我，箱子，自行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著，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著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裡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著原來的姿式坐著，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麼，見著石頭彷彿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干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著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裡，好像「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