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文協與會刊

    一、文協
    文人們彷彿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戰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著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文協」成立大會
    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總商會禮堂開成立大會。
    我是籌備委員之一,本當在二十六晚過江(我住在武昌)預備次日的事情。天雨路髒,且必須趕出一篇小文,就偷懶沒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籌備得差不離了。
    武漢的天氣是陰晴無定,冷暖詭變的。今日的風雨定難據以測想明日的陰,還是晴。二十七日早五點我就睡不安了。
    「壞天氣是好天氣」,已是從空襲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語;我深盼天氣壞——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頭,而敵機結隊早來,赴會者全無法前去,豈不很糟?至於會已開了,再有警報,倒還好辦;前方後方,既已無從分別,誰還怕死麼?
    六點,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紅日一輪正在武漢大學的白石建築上。洗洗臉,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襲,能到了江那邊便有辦法,就怕截在江這邊,乾著急而上不去輪渡。急走,至江岸,霧甚重,水聲帆影,龜山隱隱,甚是好看,亦漸放心。到漢口,霧稍斂,才八點鐘。
    先到三戶印刷所找老向與何容二位。他們已都起來,大概都因開大會興奮。睡不著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會兒,大家的眼都瞅著由窗子射進來的陽光,感到不安。「這天兒可不保險」,到底被說出來;緊跟著:「咱們走吧!」
    總商會大門前紮著綵牌,一條白布橫過寬大的馬路,寫著雄大的黑字。樓適夷先生已在門內立著,手裡拿著各色的緞條,預備分給到會者佩戴;據說,他是在七點鐘就來了。禮堂裡還沒有多少人,白布標語與台上的鮮花就特別顯著鮮明清楚。那條寫著「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白布條,因為字寫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這三四條白布,沒有別的標語,倒頗嚴肅大方。
    最先見到的是王平陵與華林兩先生,他們為佈置會場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著說:「我六點鐘就來了!」
    人越來越多了,簽到處擠成一團!簽完字便都高興的帶起緞條和白布條——緞條上印著成立大會字樣,布條上寫著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時便知道誰是誰了。入了會場,大家三五成組,有的立,有的坐,都談得怪快活。又進來人了,識與不識,攔路握手,誰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著的那些小組聯成大一點的組,或竟聯成一整排;立著的彷彿是表示服從多數,也都坐下去。攝影者來了不少,看還沒有開會,便各自分別約請作家,到屋外怕照。這時候,會員中作刊物編輯的先生們,都抱著自己的刊物,分發給大家。印好的大會宣言,告世界作家書,會章草案,告日本文藝作家書,本已在每個人的手中,現在又添上幾種刊物,手裡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懷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點不甚方便的喜悅。
    啊,我看見了豐子愷先生!久想見見他而沒有機會,又絕沒想到他會來到漢口,今天居然在這裡遇到,真是驚喜若狂了。他的鬍子,我認得,見過他的像片。他的臉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來的)原來是暗中有光,不像我理想的那麼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臉,一團正氣,光而不浮,秀而誠樸。他的話,他的舉動,也都這樣可喜而可畏。他顯出不知如何是好的親熱,而並不慌急。他的官話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著誠懇的感情。
    在他旁邊坐著的是宋雲彬先生,也是初次會面。說了幾句話,他便教我寫點稿子,預備為兒童節出特刊用的。我趕緊答應下來。在武漢,誰來約稿都得答應;編輯者當面索要,少一遲疑,必會被他拉去吃飯;吃完朋友的飯,而稿子卻寫得欠佳,豈不多一層慚愧麼?
    跟他們二位剛談了幾句,鍾天心先生就過來了。剛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見,話當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捨了豐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況且,他還等著我給他介紹朋友啊。他這次是由廣州趕來的。胖了許多,態度還是那麼穩而不滯。我倆又談了會兒;提起許多老朋友,都已難得相見;可是目前有這麼多文藝界朋友,聚在一堂,多麼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賓開始求大家簽字。我很羨慕她們,能得到這樣的好機會;同時,又很慚愧,自己的字寫得是那麼壞,一頁一頁的專給人家糟蹋紙——而且是那麼講究的紙!
    快開會,一眼看見了郁達夫先生。久就聽說,他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沒機會見他一面。趕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個豪爽的漢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親熱,而確是親熱。正跟他談話,郭沫若先生來到,也是初次見面。只和郭先生說了一句話,大會秘書處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備振鈴開會。黨政機關的官長,名譽主席團,和主席團,都坐在台上。名譽主席團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寫家鹿地亙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細瘦;蒼白的臉,厚厚的頭髮,他不很像個日本人。胡風先生陪著他,給他向大家介紹。他的背挺著,而腰與手都預備好向人鞠躬握手,態度在稍微拘謹之中露出懇摯,謙虛之中顯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體,好像負著大於他幾千幾萬倍的重擔。他的臉上顯著憂鬱,可是很勇敢,挺著身子,來向真正愛和平的朋友們握手,齊往艱苦而可以達到正義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樣子頗像個廣東女人。
    振鈴了,全體肅立。全堂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開會,王平陵先生報告籌備經過,並讀各處的賀電。兩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鐘的工夫,這給予訓話和演講的人一個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陳部長的代表訓話,果然都很簡短而精到。鹿地亙先生講演!全場的空氣緊張到極度,由台上往下看,幾乎每個人的頭都向前伸著。胡風先生作了簡單的介紹,而後鹿地亙先生的柔韌有勁的話,像用小石投水似的,達到每個人的心裡去。幾乎是每說完一段,掌聲就雷動;跟著就又是靜寂。這一動一靜之際,使人感到正義與和平尚在人間,不過只有心雄識遠的人才能見到,才肯不顧世俗而向卑污黑暗進攻,給人類以光明。文藝家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呀!
    周恩來先生與郭沫若先生相繼演說,都簡勁有力。末了,上來兩位大將,馮玉祥先生與陳銘樞先生。這兩位都是會員,他們不僅愛好文藝,而且對文藝運動與文化事業都非常的關心與愛護。歷史上——正像周恩來先生所說的——很難找到這樣的大團結,因為文人相輕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們和和氣氣的坐在一堂,連抗日的大將也是我們的會員呀。
    已到晌午,沒法再多請人演講;其實該請的人還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報告:(一)請到門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飯,來賓和會員都務請過去。(三)午餐後,會員就在普海春繼續開會,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熱鬧,拿著像匣的你擋著我,我擋著你,後面的乾著急,前面的連連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滿載而歸」。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臉上,大家攜手向飯館進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裝的華服的,都說著笑著,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圍攏進來,大概覺得很奇怪——哪裡來這麼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樓上已擺好十幾席。大家顧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談的友人談話,有的忙著給小姐們簽字——馮玉祥先生已被包圍得風雨不透。這時候,我看見了盧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詩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還說要和我的那首文協成立會的賀詩呢。我倆正交換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趕到前面,找著個空位就坐下了。多麼巧,這一桌都是詩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錫金先生,再過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蔣山青先生……。一盤橘子已被搶完,我只好把酒壺奪過來。剛吃了兩個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讀大會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裡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誦起來。沒想到這麼累得慌,讀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過兩杯酒,還沒落個後力不佳。讀完歸座,菜已吃空,未免傷心。
    盛成先生朗讀致全世界作家書的法文譯文,讀得真有工夫,博得幾次的滿堂彩。
    一位難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裡,他立起來自動的唱了個流亡曲,大家也報以掌聲。他唱完,馮玉祥先生唱了個吃飯歌,詞句好,聲音大,大家更是高興。老將軍唱完,還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卻不喝,煙酒是與他無緣的。緊跟著,我又去宣讀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孫師毅先生朗讀胡風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藝作家書,老向先生宣讀慰勞最高領袖暨前線將士的電文。飯已吃完。
    空襲警報!
    早晨到會來時的那點不安,已因會場上與餐廳間的歡悅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敵機果然來了。好像是暴敵必要在這群以筆為武器的戰士們團集的時候,給予威嚇,好使他們更堅決的抗日。日本軍閥是那麼愚蠢的東西呢?炮火屠殺只足以加強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齊心呀!他們多放一個炸彈,我們便加強一份抗戰的決心。感謝小鬼們!
    緊急警報!
    桌上的杯盤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討論會章。正在討論中,敵機到了上空,高射炮響成一片,震得窗子嘩啦嘩啦的響。還是討論會章!
    會章通過,適夷先生宣讀提議案,一一通過,警報還未解除。進行選舉。選舉票收齊,主席宣佈委託籌備委員檢票,選舉結果在次日報紙上披露。
    警報解除,散會。
    晚報上登出大會的盛況,也載著敵機轟炸徐家棚,死傷平民二百多!報仇吧!文藝界同人們怒吼吧!中華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沒有和平;成立大會是極圓滿的開完了,努力進行該作的事吧!
    總務組長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裡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著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裡,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七歲1——
    1老捨對「文協」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老捨就沒有「文協」。此文是老捨為「文協」成立七週年所作的總結。此外,老捨還作有《會務報告》等多篇,都是關於「文協」的珍貴史料。
    在我的眼睛裡,「文協」有時候睡一會兒覺,而沒有死過一回。
    當「文協」在武漢的時候,幾乎每一位會員都詳詳細細的知道會中工作的日記,因為座談會與茶會是那麼多,人人都能聽到會中昨天作了什麼,和明天要作什麼。那時候,會款差不多沒有超出三百元過,可是工作的緊張倒好像我們開著一家銀行似的。那時候,大家初次嘗到團結的快樂,自然要各顯身手,把精神、時間,與錢力,獻出一些給團體。那時候,政府與民眾團體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大家喜歡作事,政府也願給我們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趕到「文協」遷來重慶,大家在精神上還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趕不上在武漢時節那麼多了。一來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漢時彼此捎個口信便可以開會;二是物價漸漸的高漲,大家的口袋裡不再像從前那麼寬裕;於是,會務日記彷彿就只有理事們才知道,而會員們便不大關心它了。慢慢的,物價越來越高,會中越來越窮,而在團體的活動上又不能不抱著一動不如一靜的態度,「文協」就每每打個小盹了。可是它並沒有死。它的會刊時常脫期,而沒有停刊。它還組織了前線訪問團,並派代表參加前線慰勞團。每到「七七」,它必去獻金——不管錢數多少,我們總願盡心力而為之。它舉行各樣的座談會,參加國民月會和種種的集會。它的會所依然是會員們的「娘家」。
    它沒有死,所以得到社會上的信任。它永遠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對它也願時時予以提攜援助。
    去年,它發動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的徵募,沒有怎樣費力,它便得到了好幾百萬元。社會上看得起它。這筆錢有了極大的用處。有許多害病的會員,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養病,有許多由湘桂流亡出來的會員,在半路上得到接濟得以及早的來到四川或雲南。有的會員來到重慶,「文協」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們,給他們一些安慰。「文協」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兒了。
    「文協」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經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會刊,《抗戰文藝》,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雖短,可是以一個團體來說,以在抗戰中種種的艱苦來說,這實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這七年中,它聽見過多少次炸彈的爆炸聲音哪!「文協」總會的窮而樂,睡而不死,也就影響到它的分會。雖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會都因軍事的關係而結束,可是貴陽的,成都的,昆明的分會反而因此而更見活躍。以昆明分會來說,它曾有一個時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來,它又復興起來,去年為貧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績比重慶總會還好。於此,我不能不喊一聲:「文協萬歲」了!
    二、《抗戰文藝》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週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盡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週年紀念日起,會刊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週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歎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著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老捨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