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並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麼又給『掐』了?」薛大娘實在忍不住,責備薛紀躍,「你留神別把錄音機鼓搗啞了!」
    「媽,壞不了!」薛紀躍沒心思向母親解釋。他坐在嶄新的電鍍架折椅上,神經質地擺弄著錄音機。
    錄音機是新的,錄音帶也是新的。這盤新帶子是朱逢博的獨唱曲,帶電子琴的小樂隊伴奏。薛紀躍自己也說不清,他為什麼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聽完。他已經好幾次中途把停止鍵按下,又按快進鍵讓帶子轉到下首歌,可是當那首歌從某一音符突然響起時,他又不能容忍開頭的不完整,於是便又按停止鍵,又進行短暫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煩躁……朱逢博被他折騰得總那麼顛三倒四地忽而尖嘯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難怪本打算在這一天裡容忍薛紀躍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當面抱怨起來。
    終於,薛紀躍似乎把興趣穩定在一首充滿了氣聲和顫音的歌曲上。薛大娘憐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氣,繼續忙她的一攤子事去了。
    薛紀躍呆呆地坐在那裡,心裡很亂。此刻他沒有邏輯清晰的理智思維,他的頭腦裡淤塞著一大堆互相糾結、衝撞的散亂思緒。
    他知道那終於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將來臨,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確鑿是他憂懼以待的……
    ……沒有電腦選曲的功能,就是差勁!雖說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並不難買,自己工作的那個商場交電組就有,可實在太貴!交電組的許師傅勸過自己,「幹嗎要四喇叭?買個倆喇叭的『三洋』,聽著比你要的這個不差,既經聽,又省錢……」自己確實動搖了,可潘秀婭堅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紀躍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婭的這種「四喇叭精神」無處不在。
    不過,潘秀婭——這位一會兒便要坐著出租小轎車來的新娘子,絕不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貪心不足的人。她從她那個家庭裡摔打出來,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媽一共生了六個孩子,仨小子仨閨女,她是老五,底下還有一個待業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媽一年有三季推著小木車到十字路口賣冰棍。論經濟情況,她家比薛家窮得更多、更透,從來一分錢都恨不能掰成兩半兒使。就拿吃菜來說,黃瓜從來是單等到拉秧以後一毛錢一大堆了,才捨得買來吃,那些又短又彎、肚子又胖粒兒又大的黃瓜,她家吃了該有多少?拌著吃、熬著吃、擦成絲兒拌餡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種手裡有了錢就當水潑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館當營業員以後,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她們那個照相館有時候包攬外出照團體照的生意,她給攝影師傅打下手,去過大機關,見過大場面。去得早了,有時候人家客氣,還拉到茶話會乃至宴席上入座,見著過好多的名人、闊主兒,那號場面上再貴重的東西也不足為奇……可她知道,自己夠不著人家那個生活標準,癡心妄想沒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這麼個不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並且量著天和地的尺寸辦事情的人。
    看吧,現在這間新房裡的東西,除了人家贈送的,全是依著她那滿打滿量的尺寸置備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塊錢來,父母再給她三百,哥哥姐姐們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鍋碗瓢盆,不再拿錢;薛紀躍沒有私房,掙工資以後錢都交給他媽,用的時候再問他媽要,但他爹媽有一個專為他立的存折,拿出來辦事的時候是七百八十幾元,刨去留著擺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當的錢不到五百元;這統共一千來元置家費到了潘秀婭手裡,她使用起來就好比吹一隻彩色的氣球,她要把那氣球吹脹到最大的限度,但又決不讓它爆掉。她所購置的東西說出去都得是最中聽的,而且要盡量實惠。雙人床一定要彈簧軟墊、兩邊上人的那種,即便夠不上正經八百的「席夢思」,總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裡還在耐心使用的那號光板床;大立櫃一定要三開的;沙發一定得葛絲沙發佈「全包」的(真皮的不敢問津,但人造革的決不能要);寫字檯一定得「兩頭沉」;五斗櫥一定得是帶靠背鏡的;折疊桌一定得是能方變圓、圓變方的(但不必買電鍍架的,因為搭上塑料桌布以後,誰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疊椅卻一定得是帶電鍍架的;酒櫃一定得是一頭高一頭矮、雙拉門上不是粘著拉手而是電磨凹槽的……就是臉盆架,也一定得是帶高挑毛巾架和雙皂筐的。這就難怪她同薛紀躍去買錄音機時,寧願牌子軟一點,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紀躍也曾同她爭論過:「我寧願要倆喇叭的名牌貨,也不要四喇叭的雜巴湊!」她呢,針鋒相對地掀著嘴唇說:「我寧要小羊頭,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這屋裡倒是塞滿了「小羊頭」——大面上聽去全是擦著天的高檔貨,其實,雙人床是薛紀躍跟她幾乎跑遍了城裡所有的傢俱店,把腿都跑細了一半,才終於在永定門附近買下的,好處就是那裡賣的是處理品,褥面上有點污損,比別處便宜十塊錢。「床單一鋪就看不見了不是?」潘秀婭這麼對薛紀躍說,倒好像她中了什麼彩似的。三開大立櫃和全包沙發是在天壇牆根那兒的農貿市場,打一位滿嘴黃板牙的農民手裡買下的。其他不是托人情買的並無疵點的所謂「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猶豫來又猶豫去、最後僅僅為了便宜個塊兒八毛的,才大老遠買下,又麻煩薛紀徽他們給運回來的……
    薛師傅和薛大娘對潘秀婭的這份精打細算倒是看在眼裡、喜在心裡。豈止是喜在心裡,他們不僅當著薛紀躍、當著潘秀婭本人,而且當著薛紀徽和孟昭英兩口子,誇讚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誇過了頭,顯出有點橫著比的意思,還惹得孟昭英圓方臉變成了長方臉。又豈止是拿話誇呢?他們還捨得拿出三百來塊錢,單給潘秀婭買了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事直到此刻還瞞著薛紀徽兩口子……
    當然,買表這事的來龍去脈薛紀躍一個人最清楚。就潘秀婭那一頭來說,你也很難說她如同農村姑娘那樣公開地要了彩禮。同許許多多搞對象的人一樣,在雙方基本相中了對方以後,他們便雙雙在公園遛彎兒,一遛二遛,漸漸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比走在一起的時候多了,又漸漸地不光是說話,而進入到身體接觸的階段——那最最初級的階段,便是互相抓著手腕子看對方的手錶,當然不是看幾點幾分,而是邊看邊問:什麼牌的?值多少錢?誰給買的?走得準不準?……潘秀婭很快便掌握了關於薛紀躍那塊表的信息:港裝石英電子錶,頭兩年又稀罕又時髦,大概是小一百塊買下的,現在一點沒舊,卻頂多只值四五十塊了;是他上班頭一天,薛師傅親自帶他到商場鐘錶部,鄭重其事地給他買的;可見他都那麼大了,父母還把他當心肝寶貝兒;這也難怪,他們家統共才倆兒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邊的時間最多……潘秀婭手腕上的那塊呢?薛紀躍研究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潘秀婭詐唬地說:「我這可是瑞士雷達表!」他認不出那表盤上的拉丁字母是什麼意思,他不懂漢語拼音,當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當真了。他哼出電視上播放雷達表廣告時的那種曲調,末了說:「呵,你可真夠帥的,雷達表!」潘秀婭把手腕子從他手中猛地抽出,心裡一陣酸楚、一陣悸動,她告訴他:「什麼雷達!外地雜牌貨!二嫂走後門買來的,說是內部試銷的新產品,六十塊錢。她剛給我的時候我還美滋滋的,對她千恩萬謝,給了她六張十塊的新票子,誰知道不到仨月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來一天能快上半拉鐘頭,慢起來一天能慢十多分鐘。我拿去修理,人家說你這號表不管修,雜牌貨,有的零件精密度不過關。你說可氣不可氣!更可氣的還在後頭呢。我聽人家說,這表後門『試銷』的時候,一塊才賣五十塊錢,敢情我那二嫂還賺了我十塊錢!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後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來……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媽才不管給買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個兒拼著命去掙!就是真跟你『那個』了,你能給我買塊好表?……」這時候薛紀躍就挺起了胸脯:「給你買!買塊雷達的!」潘秀婭竟聞聲撲到了他懷裡,倒把他嚇了一跳。可潘秀婭隨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靜地問:「你有那麼多錢嗎?」薛紀躍紅著臉說:「反正想買就能有。」於是他們下一次會面的主要活動內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達表經銷修理部……後來,當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薛紀躍便告訴她:「我爹我媽要給你買一塊瑞士雷達小金錶,可得在咱們結婚那天才能給你戴——為的是求個吉利。這是他們老人的講究,咱們就隨了他們吧。不過,你事前可別跟他們問起這件事,一來顯得你不好,二來要讓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亂不成……」從那天起,一隻閃閃發光的瑞士小金錶,便不斷在潘秀婭的想像中和夢境中出現。
    從薛師傅薛大娘這頭來說,他們原本並無給新媳婦買金錶當見面禮的宏願,可經不住薛紀躍一次又一次的動員。當他們同意給新媳婦買表,但只打算買一百多塊錢的國產表時,薛紀躍便暗示他們,這有可能讓他跟潘秀婭的關係拉吹:「不是人家貪財,是我們丟份兒!」最後,老兩口細細地合計一番,覺得從長遠看,給小兒媳婦買塊金錶也值當。他們拿出薛紀躍名下的那個活期存折以後,手頭沒有什麼活動錢了,只有一個每月存入十元、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折子。這折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終於到期。老兩口結伴去儲蓄所取出了那筆款子,去的時候心境倒還平靜,往家返的時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說心口發緊,身子發沉,薛師傅只好挽著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實她生理上並無病變,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覺得自己的手腕子那裡突然格外地空虛。當年她臨上轎子的時候,才戴上了一對銀鐲子,可那是對什麼的鐲子啊,說是銀的,其實起碼摻了三成錫!後來徽子和躍子他們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對鐲子褪下來送進當鋪,連付藥錢都換不來!解放後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學的時候,老薛換了塊上海牌全鋼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塊蘇聯半鋼表給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錶這玩意結了緣。那表越走越慢,後來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當,扔了又覺著可惜,她便擱在了大衣櫃的小抽屜裡,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銅簪子、已經一半發黑的銀耳挖勺什麼的為伍……她以往是怎麼熬過來的啊,如今的新媳婦可真大不一樣了,進了婆家門就有塊三百來塊錢的小金錶等著她!她戴上那表,能孝順公婆嗎?能善待小躍子嗎?認出幾點幾分不難,稱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儘管回到家裡以後,薛大娘心裡頭還不是滋味,但她臉上、嘴上卻沒含糊——她莊重地數出了足夠的一沓十元鈔票,嘎崩脆地交到了薛紀躍手中,催薛紀躍快去快回。薛紀躍立即騎車去王府井,買回了一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暫且忘記了小金錶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裡張羅飯菜,並讓薛師傅趕緊到馬凱餐廳去取事先訂好的啤酒。
    薛紀躍卻在一種不能自已的心緒中,忽然離開了錄音機,走到了那帶靠背鏡的五斗櫥邊,近乎本能地拉開了右邊第二個抽斗。那抽斗裡露出兩樣東西:一個織錦面的大照相冊——是同院荀磊送來的禮物;還有,便是配好鍍金絞絲表帶的那塊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塊表的外形是潘秀婭親自相中的那一種——想當日他倆在王府井那家表店裡,埋頭在那些鋼化玻璃罩前,從罩下亮閃閃的樣品中挑選、評比了好久,直到薛紀躍的興致已經消耗得點滴不剩了,潘秀婭才終於宣佈:「我要戴上這一塊!」
    現在那一塊便放在了這個抽斗中。荀磊送來的那照相冊原本有一個硬紙殼的封套,但薛紀躍故意把照相冊從封套中取了出來,把這塊金錶擱在了亮藍底子帶銀亭子、紅牡丹、綠芭蕉、紫山石圖案的織錦封面上,襯托得金錶更加豪華光艷。
    薛紀躍在觀看那隻小金錶時,眼睛不覺瞥到了擱在抽斗後部的一本小冊子——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養通訊」之一《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那是商場團委書記楊及光送給他的。他和潘秀婭置辦的傢俱裡沒有書架,實際上他們也簡直沒有什麼書值得有個書架來存放,所以這本小冊子便在這只抽斗裡棲了身——這並非有意的安排,只不過是薛紀躍一個漫不經心的動作所形成的結果。薛紀躍想把那本書取出來另放一個地方,可終於又懶得那樣做。他關上了抽屜,燦爛的金錶和紅色的書名在他的視覺儲留中重疊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緒更其不安。
    一揚頭,薛紀躍從五斗櫥上的靠背鏡中看到了自己。他對自己的面容吃了一驚。難道這個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嗎?在新郎的背後顯現出一張罩著粉紅色床罩的雙人床,難道……那神秘莫測的時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嗎?
    那本《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薛紀躍翻過一遍,他希圖在某一頁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慮,然而……沒有;不但這本書上沒有,他翻過好多本書,都沒有;他也曾試圖去請教那些有可能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釘子,便是他自己話到了唇邊又吐不出來……
    薛紀躍這一茬人,頂著初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名兒,實際上連小學也沒有上完;他們剛上到小學三年級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學裡混到1970年,然後到中學裡轉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捲上山下鄉了。原來薛紀躍是分配去插隊,薛師傅費了好大勁,走後門把他換成了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圖的是兵團管得嚴,免得薛紀躍學壞。
    薛紀躍所去的那個連隊,確實管得嚴。薛紀躍被分配在大食堂幹活,現在回憶起來,那好幾年的日子怎麼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長而單調的一天。後來有一個跟他一個團但不在一個連隊的戰友,跟薛紀躍同屆的,近兩年成了一個挺走紅的詩人。薛紀躍偶然看到了他在雜誌上登出的組詩,不禁驚訝這位戰友怎麼能從那段生活中發現那麼多的詩情畫意,而且組詩的最後一首叫做《我要歸去》,以激昂的感情傾訴著對曾是兵團的那塊土地的思念,並表示要立即回到那裡去——「讓我的靈魂成為你的音符,溶化於新時代的豪邁旋律!」那當然完全是一種真誠的精神昇華,不過,寫出這種詩句的詩人也當然絕沒有真的把戶口轉回去——薛紀躍在商場遇見了他,他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正打算買一架星海牌中型鋼琴。
    薛紀躍一點也不羨慕這位兵團戰友。他覺得他們從來就不是一種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團裡還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後來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員的,有寫出整本書來的……但薛紀躍知道,那些戰友的父母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有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有黨外的知識分子,學校停課了,人家家裡沒有停課;薛紀躍這號的市民子弟帶到兵團的木箱裡只裝著薛師傅、薛大娘這種市民家長為他準備的換洗衣物和日用雜品,而那些兵團戰友帶到兵團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書。當年在兵團搞宣傳、寫材料、參加文藝宣傳隊的編寫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們;前幾年在報上、刊物上發表作品對那段生活進行無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們;而近來迸發出強烈的回歸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們……他們有著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在兵團的幾年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體驗,他們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本。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還是薛紀躍這類的青年,幾年的兵團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荒蕪,使他們本來就不豐腴的靈魂變得更加貧瘠。
    幾年單調、枯燥的兵團生活中,有兩件身外事給薛紀躍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裡收拾鮮魚時,視覺上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們連隊附近有一個水泡子,水泡子裡有一種魚,能長到一尺來長,有點像胖頭魚,可沒那麼肥實。當地的農民都不吃那種魚,據說他們有一種迷信心理,認為吃了那魚不吉利。連隊後來實在沒有葷菜吃,連長就發動兵團戰士們破除迷信,撒網打那魚吃。網上的魚送到了伙房,薛紀躍負責收拾那魚,剖開第一條以後,他看見那魚從嘴巴到腸子根裡,寄生著一種白乎乎的絛蟲,讓他禁不住一陣噁心;他以為那不過是碰巧了,誰知剖開第二條、第三條……每一條魚肚子裡全寄生著那樣的絛蟲;他拒絕再剖下去,並建議不要給大家吃那些魚,誰知連長卻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魚腸扔了就是,魚肉照樣吃!」
    薛紀躍回到北京以後,直到現在還怕吃魚肉,他一見到魚,就不免立即聯想到那些絛蟲,有時他在噩夢裡,還會被蠕動的絛蟲嚇得叫喊起來。
    另一件,是連隊裡的一對老兵團戰士結婚。連長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頓,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連長告狀,告她的愛人,什麼罪名呢?她氣憤地對連長說:「連長!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連長先是愣住,隨後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來……這事半小時內便傳遍了連隊,薛紀躍也隨著大伙哄笑了一陣,但笑完了他心裡也怦怦亂跳。說實在的,對這男女之間的事情,他的無知程度與那位新娘子其實相差無幾……
    在許多年裡,我們對青年人實際上是進行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種教育方式達到了巔峰狀態,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一大批社會科學學科固然早經取消,到後來連對青年人進行必要的生理知識傳授也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三種結果:一種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為性放縱而墮落;另一種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誠的性封閉、性冷感的無知、畸形青年,那位認為丈夫的愛撫是「耍流氓」的兵團新娘,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種是絕大多數,他們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測、靠著長輩及過來人的暗示,從混混沌沌逐漸朝明白處摸索。當然,許許多多的人最後都無師自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了,不過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礙,又找不到辦法排除,於是便會陷於深深的苦悶與惶惑。
    此刻的薛紀躍,恰屬於第三種人中的後一類。
    ……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兵團已經土崩瓦解,薛紀躍也已辦妥了回城手續,在一個風雪之夜,純粹是出於女性方面的主動,薛紀躍陷入了那種事裡,但他沒有成功。這次慘痛的失敗在他心裡留下了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那件事,當然純屬他和她個人生活中最最隱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會怨他。當然他願今生今世再不與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樣的願望。他將永不說出她來,她也將永不說出他去。
    然而這件事卻給薛紀躍帶來了永無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反饋——強作自信與強擺男子漢氣派。
    粉碎「四人幫」以後,愛情恢復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和思想言論中的正常位置,《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這類小冊子應運而生,大受歡迎,也解決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問題;然而對薛紀躍這種心態的青年人進行心理治療的緊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認識,或者感覺到了,而又迫於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不能有所行動——據說,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還要到喇嘛廟裡看「合喜」金剛,以接受這方面的啟蒙教育,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為薛紀躍這樣的社會成員,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櫥邊的新郎薛紀躍,只覺得心裡頭往外湧著一種異樣的滋味,那似乎本是這個日子裡所不該有的……
    他抬眼望著掛在五斗櫥上方牆壁的16英吋著色結婚照,那是在潘秀婭他們照相館,動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經過反覆佈置、擺弄才拍成的。披白紗著長裙、懷抱花束的潘秀婭,滿臉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頭粉面的自己呢?現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勁頭卻透著虛偽……
    其實他才25歲,何必那麼著急?潘秀婭也25歲,她那個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賴是四喇叭」的貨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種古怪的心理狀態下才順勢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證明薛紀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男子漢……
    「嘿,哥兒們,發哪門子呆哪!」忽然響起一個粗魯的聲音,薛紀躍轉回身去,他看見一個粗短的身軀,一張粗俗的面孔,不禁一驚。
    來的那個人是盧寶桑。

《鐘鼓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