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情報站站長

    一位不愛搭理人的技術情報站站長。
    中國的社會習俗,起碼直到1982年年底,還並不把未經預約地到家裡拜訪,視為缺乏禮貌。拜訪者既往往不以為失當,被拜訪者也常常不以為奇怪。當然,這是僅就社會心理的平均狀態而言。細加考察,則似乎又與文化水平的高低有關。在農村,農民之間互相串門,是連敲門一類的程序都無須有的,拿腳就可以往門裡邁,進屋不用讓,不但可以就座,還可上炕。在工人之間,倘是近鄰,敲門一類的講究也可以免去,但一聲呼喚卻不可少,倘是遠造,則勢必敲門,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響,不必那麼文質彬彬地輕叩。一到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敲門這一環節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會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輕了,裡面沒有反應時,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節制——一般是由輕漸重、由短而漸長(1983年後,門鈴開始漸次出現,到1984年,電子音樂門鈴漸趨流行,不過按門鈴的心情,與敲門無異)。主方聽見了敲門聲或門鈴聲,開門前往往還要問:「誰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門鏡——即可由裡望外而不能由外望裡的「窺視鏡」,尚未普及,裝上的,多為外國貨——或自己有出國機會時,從海外帶回,或托親友從海外購來;1983年初始有從日本進口的門鏡,約10元一隻;有了門鏡後,問話自然可以取消。)開門時,也往往先開一縫,看清楚了,才讓進來,倘來客是找這家的另一個人,而另一人並不在,則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便將門關閉——偶或也客氣一句:「不進來坐坐嗎?」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隨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樓的大量湧現,表面上看,人們的居住空間挨得緊密了,但人們的自然聯繫也隨之淡化,鄰居之間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客人來造訪時,那一扇緊閉的單元門,便缺乏雜居的四合院院門的那種隨和感,而顯得冰冷無情。
    且說正當薛家婚宴達到觥籌交錯的高xdx潮時,他們那個院的院門前,來了個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門裡邁步了,卻又抽回了腳去,接著,他便在院門外徘徊起來。看見有人騎車過來了,他生怕別人看出他的窘態,遂裝作不過是偶然路過那裡的樣子,徐徐朝胡同另一邊走去,但走了一段,卻又折了回來……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揚,但衣衫整潔,戴一頂藍呢鴨舌帽,一望而知,是個知識分子。
    他叫龐其杉,是院裡張奇林所領導的那個局所屬技術情報站的新任站長。為了確定龐其杉是否適宜擔任這個職務,前些時張奇林他們局黨組有過一次很激烈的爭論。
    龐其杉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今年42歲。他一畢業就分配到這個系統從事技術情報工作。他專業外語水平頗高,工作也一貫認真負責,又正當精力最充沛的壯年期,提拔他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本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但他這人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單位裡有一種普遍的反映,說他不愛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樓道裡、甬路上跟他「狹路相逢」,他老遠就把眼皮順下去,及至臨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沒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著頭跟人家錯肩而去;又比如,局裡召開某種會議,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裡,別人後去了,坐在他旁邊,會議還沒開始,按說可以隨便聊聊,他卻絕不主動同人搭話,別人和他談話,他只是有問必答而已,顯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單位裡毫無人望可言,甚至傳達室的工友也討厭他——他在取信時總是默默而進,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難得露出一點笑容。因為他不愛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認為他清高過頭,總之是思想意識方面存在問題。他早在1963年就向黨支部遞交過入黨申請書,自然黨支部從未考慮過發展他的問題。沒想到到了1982年,新調整好的局領導班子作出的首批決定之一,便是提拔龐其杉為情報站站長。情報站一共11個人,只有3個黨員——一位是體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學畢業生,只懂俄語;另外兩位都還不到30歲,一個是當「工農兵學員」時入的黨,一個是參軍時入的黨,他們的外語水平都比較差,老實說,幹這個技術情報工作原比較勉強——總不能單因為他們是黨員,就提拔他們當站長吧?由於情報站黨員一貫少,所以向來是同其他科室的黨員合組一個支部,新的局黨委醞釀技術情報站新站長人選時,支部裡爭論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這樣的問題:「提龐其杉當站長,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久也得把他發展進來呢?他夠條件嗎?」秦大姐倒總為他辯護:「龐其杉多年來一直還是有入黨要求的,過去我們幫助他不夠,今後可以改進我們的工作嘛——就算他還不夠入黨的條件,他擔任情報站站長還是合適的。我50出頭了,身體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較大。龐其杉不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資料也能處理,他這些年看的原版書很多,對我們這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趨向有鳥瞰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把他推到站長的崗位上去。」當局黨組聽到不少尖銳的反對意見,張奇林也猶豫不決時,他找秦大姐長談了一次。兩人冷靜地分析龐其杉的問題,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秦大姐沉吟地說:「情報站的人員調進調出,流動性大,自組建後一直沒挪動的,仔細想來也就是我和龐其杉兩人。據我多年的觀察,龐其杉的這種性格,的確有他那知識分子家庭給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憑知識吃飯,用不著為什麼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個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聽說他在大學時有過一次失戀,痛苦得險些自殺。這些人生的變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冷化。可是,有一個情況我必須向您指出:龐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會變得非常活潑健談,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熱心……打個比方說,他好比是一塊硬糖,扔到一個水杯裡以後,他不會馬上溶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飄散出他的甜味……這個比方不那麼準確,但很能說明問題: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過程卻只能是緩慢的、漸進的。除了這種理智的分析,我有時對他的性格還有一種樸素的感性的認識——那很簡單,就是我覺得他之所以不愛搭理人,特別是不愛搭理剛剛調進我們情報站的人,不愛搭理外科室的人,不愛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過是他感到特別不好意思罷了……從心理學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麼一種人——他們未必有多麼深刻的道德品質上的原因,而僅僅是出於一種無法排遣的羞澀,從而不能同周圍的人融洽相處?」張奇林後來把秦大姐這番話介紹給了黨組的其他同志,反應是搖頭、哂笑和漠然。弄得張奇林也疑惑起來:能像秦大姐那麼去分析一個幹部嗎?……
    張奇林的女兒張秀藻,有時會在全家看電視劇時,忽然問張奇林:「爸爸,在你們黨委裡頭,你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奇怪,因為在反映當代社會生活的電視劇裡,幾乎照例總有那麼兩、三種類型化的幹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還少不了「糊塗派」(或叫「和稀泥派」)。張奇林遇到這類問題,往往總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問地說:「沒那麼簡單啊。」是的,生活本身並不像某些電視劇表現得那麼簡單。不過張奇林並不想批評任何一部電視劇,他也幾乎從未完整地看過一部電視劇。他倒想看,但他沒有那個時間——即使回到了家中,難得暫時地坐到電視機前,也難免不是電話便是人來,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關於龐其杉是否適宜提拔為技術情報站站長的爭論,新黨委的成員們恰恰是出於改革心切,才決定加倍重視技術情報站的工作,才為站長人選的問題展開了那麼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直到10月份才宣告結束,龐其杉的任命終於被確定下來。
    任命宣佈以後,出現了微妙的情況:情報站內部的反映——無論持贊同還是持保留態度——倒都並不強烈,而局裡的其他部門,又尤其是一些黨員同志,卻普遍認為這是局裡的新領導班子擇人不善,他們甚至在機關食堂裡吃飯時也議論這件事說:「看吧,情報站這下非亂套不行!」可是一個來月過去了,情報站卻不但沒有出現混亂,反而比以往更能發揮作用。在一次全局大會上,由情報站向大家介紹國外科技發展最新趨向,龐其杉作為一個「穿針引線」的主持者,先致開場白,又在每一位情報站同志介紹情況前後作引入性與過渡性的發言,最後再作總結發言,使一些頗為深奧、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輸入到大家的腦中。散場後,一些原來對龐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歎:「原來他也不是總那麼死眉瞪眼……」
    可龐其杉在走廊上遇見了人,仍舊不能主動打招呼。就在前幾天,在走廊上遠遠看見了張奇林,張奇林剛想主動招呼他,他呢,卻突然拐進廁所裡去了——顯然,他不但改不了不愛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別人僅僅出於禮貌來搭理他。
    現在,他出現在了張奇林所住的院子門外。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古怪。他已這麼大個人了,為什麼還不能戰勝那連他自己也憎惡的、莫名其妙的羞澀感?正是為了跟自己這種根深蒂固的羞澀感搏鬥,這天早上他才故意從家裡騎車到機關去,故意鑽進傳達室裡去取信,並且滿心滿意想用一個微笑、一句隨和的話,使傳達室的祁大爺多少改變一點對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爺受夠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內心裡的省悟?見他進去了,連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幹別的,他只好仍舊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樓去情報站時(他也確實需要到情報站取一本外文小冊子),在樓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處處長老傅。老傅主動同他打了個招呼,他先是習慣性地把眼光一挪,隨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難移,又拼足力氣將眼光運回到老傅身上,老傅這時已同他錯肩,內心裡已經浮起了「這個龐其杉呀,真是沒治……」的想法,龐其杉卻終於從口中吶出了「老傅!」的招呼,並且更直望著老傅的臉說:「您、您星期天還來、來……」老傅倒被龐其杉的這種「反常」狀態弄得吃了一驚,略一定神,遂對他說:「我有事呀!今天張局長不是出國嗎?我要送他去機場。原來今天一早就出發的,現在改成下午兩點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實一下小車和司機的事。你怎麼也來啦?」龐其杉心頭這才鬆弛一點,漲紅了臉說:「我、我來取本書。」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見了他那表情,非以為是遇上了賊不可。龐其杉為了進一步同自己的羞澀搏鬥,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談了幾句。他才知道張奇林這回要去一個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後到法國,再到美國,最後經香港回到北京。
    龐其杉從辦公室裡取出了那本小冊子,慢慢往樓下走的時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個念頭,覺得自己應當趕快去找一趟張奇林——趁他還沒有前往機場的時候。他自己也說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於他將提出的一項請求,還是在於他對自己性格弱點進行一次強攻。
    龐其杉騎車到了鼓樓附近,把車存在了鼓樓前路西的百貨商場門口。他進到商場,一頓瞎轉,為的是穩定自己的情緒,鼓足去拜訪張奇林的決心。他偶然從商場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無以復加。他想:如果我是一個女性,或者是一個瘦弱、纖秀型的男子,那麼,我的這種羞澀症也許還能讓別人理解,並且自己內心也不至於這樣痛苦;可是,我卻有著這樣一個軀殼: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臉上——怎麼說呢?按最冷靜、最客觀的描述,也只能稱為「塊塊橫肉飽脹」,是的,一點也不錯,尤其眼下的那兩塊,甚至可以取下來,當做文學家筆下的「橫肉」標本,而存入「文學博物館」一類的地方;誰能理解,誰能相信呢?——這麼一個粗笨的軀殼中,竟依附著如此羞赧的一個靈魂!……他在一陣戰慄中離開了那面鏡子,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冷。他想到就在前兩天,當他在走廊上遠遠看到張奇林時,還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進了廁所,可是在廁所裡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點了點頭,他呢,惶惑中照例把頭一低,擦身而過,往裡而去了……
    「這是一種病態。」他對自己下判斷說,「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們局的合同醫院裡,並沒有治療他這病症的部門。他曾從外文書刊中查找過有關的資料,用以同自己對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煩惱,並無什麼好處——心理症狀這個東西,似乎最難以自療,而必需求助於真正有水平的心理醫師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說來也怪,他這種病態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邁進門檻之內,便不復發作,同愛人,同孩子,同來訪的至親好友,他有說有笑,甚至還很有幾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門,特別是一來到半生不熟的人們中間,總不免「故態復萌」……
    當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給他、隨即張奇林在機關找他當面說明,他將被任命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時,他主要是什麼心情呢?誰也猜不透——大吃一驚?受寵若驚?無動於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裡對自己說:「的的確確,我最合適。我知道該怎麼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該給我這種支配權。我能使我們這個情報站以最快的速度獲取世界上有關的最新信息,並且及時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給上面用以決策。我能。」他的確能。當他在站裡佈置任務、指導年輕同志、檢查大家工作、組織資料分析、審閱情報資料清樣時,他並不羞澀;然而一離開具體的業務,進入到一般的人與人交往活動中,他便手足無措了。人們對此並不能予以諒解,因此反過來影響著他對站內同志的業務領導,以及同局裡其他部門的協調;他感受到了,所以他決心矯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態,然而,難。
    他出了百貨商場,在存車處旁邊發了一會兒愣,決定就把自行車存在那裡,徒步走到張奇林家去。他是擔任站長以後,才知道張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給張奇林往家裡發過一封信,提出關於增加情報站編製的問題,張奇林曾大感驚異——不是他那封信的內容,而是他寫信的舉動。因為,情報站和張奇林的辦公室就在同一座樓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張奇林面談,並且,無論是辦公室還是家中,張奇林都有電話,他也無妨打個電話,可是他不,他寫信。龐其杉就是這麼個人,他寧願寫信,而盡量避免面談,甚至避免打電話——他那大學時期的愛情悲劇,至少從表面現象上看,便是由他這種令人難以理喻的古怪行為造成的。
    但是今天龐其杉決定同自己的病態心理搏鬥。他知難而進。他終於走到了張奇林家的院門前。那院門旁停著一輛三輪摩托車。這算什麼心理反應?僅僅那麼一輛並無生命的三輪摩托車,便使他突然又羞澀起來——他想,這裡面畢竟有著與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進去而不顯得古怪嗎?而且,他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烹調氣息——他下意識地看看手錶,啊,已經十一點多,既未經預約,又臨近午飯時間,他這樣闖到張奇林面前,豈不是太突兀、太失禮嗎?
    他都要邁進門去了,又退了出來;他在門口、在胡同中,徘徊了一陣。他看見一個健壯的漢子,從那院門裡突然走了出來,不知為什麼,顯得怒氣沖沖,步子踏得很重,雙腿倒換得很快地從他身邊掠了過去。那是院裡澹台智珠的丈夫李鎧。龐其杉自然不認識他。可是李鎧的出現和遠去,卻使龐其杉一下子鬆弛了下來。顯然,人們到處生活,到處的人們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獨特的喜、怒、哀、樂,心理上處於不平衡狀態的又何嘗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樣自怨自艾。他這才又鼓起勇氣朝院門走去。他這才發現院門兩邊貼著字,而且院門前地下佈滿鞭炮的紙屑。邁進大門以後,他的心一下子沉靜無比——他想:我來找老張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確確,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鐘鼓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