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輯我關於《紅樓夢》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書於１９９４年５月由華藝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冊書剛開始發行，與我爭鳴的文章便連續出現，上海陳詔先生一篇長文發在貴州省紅學會的《紅樓》雜誌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同樣的觀點，亦見於他為上海市紅學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之謎》一書（１９９４年１月第一版）所撰寫的“答問”中；同時，山西《太原日報》“雙塔”副刊又於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號刊出了梁歸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間與限度》一文，該文副標題為“由劉心武、王湘浩的‘紅學’探佚研究想
起”，讀其文，則可知他的“想起”，主要還是由於讀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隱本姓秦？》（該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書）；這些與我爭鳴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絕不嫌其多。關於《紅樓夢》，值得我們爭論的問題實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裡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悵中，產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於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於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著我們的審美能力！”
關於《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形象，以及圍繞著這一神秘形象所引發出的種種問題，是最具魅力的“紅謎”，雖然陳詔先生把我的探究說成是“形成了他所謂的‘秦學’”，並稱“由於劉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觀點又頗新奇動聽，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曾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但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他的意見。”卻也不得不承認，我提出《紅樓夢》中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綻纍纍”，“這個問題無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啟發性的”；梁歸智先生也在講述了他對我的觀點的一系列質疑之後，這樣說：“我知道劉心武同志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秦學’陣地的。那只怕已經成了劉心武同志的一種‘信仰’。”他們二位在提及“秦學”時都未免是“借辭含諷諫”，但我深信“紅學”的這一分支——“秦學”，到頭來是能被肯定下來，並繁榮光大的。說我的觀點只是“曾產生一定影響”，這個“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點；說“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我的觀點，以目前情況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種學術觀點，其贊同的多寡，並不能說明很多的問題；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書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當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議結詩社的賈寶玉一般，要說：“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說出來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針對梁、陳二先生對我的質疑、批駁，逐條進行申辯，我想先把我們之間的誤會部分排除，這也是我希望所有關心這一討論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嚴格來說，並不完全屬於“探佚學”，也就是說，“秦學”不僅要“探佚”，也還要牽扯到“曹學”、“版本學”、“文本學”乃至於“創作心理學”等各個方面，它其實是“紅學”諸分枝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但為討論起來方便，我們且姑將其納入“探佚”的“空間”。
在我來說，這個“秦學”的探佚空間，它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紅樓夢》的“文本”（或稱“本文”）。眾所周知，現存的《紅樓夢》前八十回裡，秦可卿在第十三回裡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釵”裡惟一一個在公認的曹雪芹親撰文稿裡“有始有終”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這一“釵”，在現存文本裡面貌既鮮明又模糊，來歷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竇叢生，性格既在行為中統一又與其出身嚴重不合，敘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虧得我們從脂硯齋批語裡得知，形成這樣的文本，是因為曹雪芹接受了脂硯齋的建議，出於非藝術的原因，刪去了多達四五個雙面的文字，隱去了秦可卿的真實死因，並可推斷出，在未大段刪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處，並很可能還有因之不得不“打補丁”的地方。因此，“秦學”的第一個探佚層次，便是探究：未刪改的那個《紅樓夢》文本，究竟是怎樣的？在這一層的探究中，有一個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對有關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於非藝術的原因，而非純藝術的調整。那種認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現上述矛盾混亂，系因曹雪芹將其從《風月寶鑒》舊稿中演化到《石頭記》時，缺乏藝術性調整而造成的說法，我是不贊成的。顯然在一度已寫訖的《石頭記》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當完整、統一的，現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亂，除了是由於非藝術考慮（避“文字獄”）的刪改，還在於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個關於她出身於“養生堂”的“增添”（即“補丁”）；這是癥結所在。概言之，“秦學”探佚的第一個層次，便是探究“在原來的文本裡，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結論是否定的。並對此作出了相應的推斷。
第二個層次，是曹雪芹的構思。從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究出有關秦可卿的一度存在過的文本，還可以探究出他對如何處理這一人物的曾經有過的構思，這構思可以從現存的文本（包括脂評）中推敲出來，卻不一定曾經被他明確地寫出來過。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經怎樣地寫過秦可卿，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他曾經怎樣打算過；我關於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詩的探究，便屬於這一層次的探佚。我認為這首回前詩裡“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還出現了“未嫁先名玉，來時姓本秦”的引句），起碼顯示出，曹雪芹的藝術構思裡，一度有過的關於秦可卿真實出身的安排。我還從關於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升的對比性描寫及全書的通盤考察中，發現曹雪芹的藝術構思中，是有讓秦可卿與賈元春作為禍福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盛衰榮枯，這樣來安排情節發展的強烈慾望，但他後來寫成的文本中，這一構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確寫出的文字，叫作“顯文本”，把他逗漏於已寫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構思，稱為“隱文本”，對這“顯文本”的探佚與對這“隱文本”的探佚，是相聯繫而又不在同一層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間與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後與我爭鳴者，首先要分清這兩層“空間”。
第三個層次，是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這就進入了創作心理的研究。我們都知道《紅樓夢》絕非曹雪芹的自傳與家史，書裡的賈家當然不能與曹家畫等號；但我們又都知道，這部書絕非脫離作者自身生活經驗的純粹想像之作、寓言之作（當然那樣的作品也可能獲得相當高的審美價值，如卡夫卡的《萬里長城建造時》）。我們不難取得這樣的共識：《紅樓夢》並非是一部寫賈家盛衰榮枯的紀實作品，但其中又實在熔鑄進太多的作者“實實經過”的曹家及其相關社會關係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滄桑巨變。因此，我們在進入“秦
學”的第三個層次時，探究當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間的權力爭奪，並因此而終於弄得“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從而加深理解曹雪芹關於秦可卿的構思和描寫，以及他調整、刪改、增添有關內容的創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這個層次的研究，當然也就跨入了“曹學”的空間。比如說，我認為，曹雪芹最初寫成的文本裡，是把秦可卿定位於被賈府所藏匿的“類似壞了事的義忠老親王”的後裔（注意我說的是“類似”而非必定為“義忠老親王”一支），根據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為雍正的政敵“塞思黑”藏匿了一對逾制的金獅子，陳詔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藏匿金獅子尚且要惹大禍，何況人乎？因此，隱匿親王之女“在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以為他“絕對”二字下得太絕對化了，誠如他所說，清朝宗人府是要將宗室所有成員登記入冊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給以紅帶，附入黃冊，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帶”革退宗室給帶載入《玉牒》，以免湮滅的行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再宗室覺羅之棄子，今雖記藍檔內，以宗人府定例甚嚴，懼而不報，亦未可定”，並舉實例：“原任內大臣覺羅他達為上駟院大臣時，因子眾多，將棄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領鄭特聞之，乞與收養，他達遂與之……”可見規定是規定，即使是皇帝親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這樣那樣緣故，而暗中違忤的。我對秦可卿之真實身份乃一被賈府藏匿的宗室後裔的推斷，是根據曹家在那個時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為誰都不能否認，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諸王子中，偏偏沒有後來的雍正皇帝，卻又偏偏有雍正的幾個大政敵，這幾個政敵“壞了事”，自然牽連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們能勝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後來感到“大勢已去”，想竭力巴結雍正，也還暗中與那幾個“壞了事”卻也並未全然灰飛煙滅的人物及其黨羽聯絡，從幾面去政治投資，也很自然。希望隨著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現，《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與賈元春這兩個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顯露出來，哪怕是雲中龍爪、霧中鳳尾。
第四個層次，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紅樓夢》不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曹雪芹明文宣佈他寫此書“毫不干涉時世”，他也確實是努力地擺脫政治性的文思，把筆墨集中在“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體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徵、滿漢之別、南北之分，使這部巨著的風格極其詩化而又並非“史詩”。但這部書的創作卻又偏偏打上了極其鮮明與深刻的時代印記，在在顯示出作家所處的人文環境是如何地制約著他的創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這一制約，在“文字獄”罪網密佈的情況下，用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的文字，編織出了如此瑰麗的偉大巨著。秦可卿這一形象，正充分體現出了作者在艱難險惡的人文環境中，為藝術而奉獻出的超人智慧，與所受到的挫折，及給我們留下的巨大謎團，以及從中派生出“謎”來的魅力。我最近寫成一篇《〈紅樓夢〉中的皇帝》，指出，《紅樓夢》中的皇帝，是跟曹雪芹在世時，以及那以前的哪一個清朝皇帝，都畫不上等號的，因為書中的這個皇帝，他上面是有一個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沒有過這種局面，而等到乾隆當太上皇時，曹雪芹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了。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你卻又可以從《紅樓夢》裡那個皇帝的隱然存在的描寫中，發現那其實是曹雪芹將康、雍、乾三個皇帝的一種縮寫，換言之，他是把對曹家的盛衰榮枯有著直接影響的三朝皇帝，通過書中一個皇帝對賈家的恩威寵棄，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與曹家的複雜關係，是弄通《紅樓夢》中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關鍵之一，比如，為什麼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之後，喪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鋪張，而且宮裡的掌宮太監會“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這當然都不是隨便構思、下筆的，這筆墨後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學”的空間，也便必須延伸到關於康、雍、乾三朝權力鬥爭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間，當然也就大大地展拓開來。
我感覺，陳詔先生與梁歸智先生對我的“秦學”見解的批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個層次中的探索，混為一談了，故而令我感到纏夾不清、一言難辯。現在我將“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一一道明，庶幾可以排除若干誤會，使與我爭論的人們，能在清晰的前提下，發表出不同意見，而我與見解相近者，今後也可更方便地與之討論。
至於“秦學”研究的意義，我已在若干文章中強調過，茲不再贅。
期待更多的批評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