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體現出一種「平民性」。遠的不說，即如我1992年發表在《收穫》雜誌的中篇小說《小墩子》，1993年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拍成八集電視連續劇，於1994年初播出以後，就很有些評論家說，我這個作家真是改不了「舊習」——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樓」，更有很不老少相當富麗堂皇如燕莎友誼商城、賽特購物中心那樣的商場，三環路外出現了多少高樓林立的新居民區，又有幾多北京遊樂園、世界公園、九龍遊樂園那樣的娛樂場所，可是，你這《小墩子》所寫的人生浮沉，還是小胡同大雜院裡的事兒，雖然你這些人物、故事，都鮮明地折射著時代的光影，可在讀者、觀眾面前晃來晃去的，還是「胡同串子」和「土鱉婆兒」……你對他們怎麼就那麼有興趣呢!
是的。我對所謂底層的這些小人物，確實有濃厚的興趣，而且不只是興趣，對於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我還很有感情，有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已達互為「鐵哥兒們」的程度。
有一回，文壇圈裡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見我在一處街角的馬路牙子上跟一位壯漢並坐閒聊，他並不驚訝，而是跟我打個招呼，本能地對我笑說：「體驗生活啦!」然後腳不停步地走了。後來他還在某個圈子裡的場合，對別的人說：「那天我看見劉心武在大街上體驗生活呢!」自然是揄揚的意思。可在我聽來，卻真是「這話從何說起」，因為那條漢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實在是與寫作無關，也許我的小說中會有些他給予我的無形影響，但我至今並沒有用他做模特兒寫過小說，他是一個從不看小說的人。
我自從當上作家以後，也確實正兒八經地去為創作具體的作品體驗過生活，在那過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較深入的關係，其中有基層的工農兵，也有幹部和知識分子。我和他們當中的個別人，直到如今也還保持著聯繫，但都稱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麼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為我原來就是一個平民。眾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學裡當了15年的普通教師。中學教師的社會地位，至今仍是「黃柏木磬槌——外頭體面裡頭苦」。我又曾在胡同雜院裡居住過十來年，雖然我後來從教師群裡「出來了」，也搬進了樓房裡住，甚至於享受到了所謂「正局級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賴算個「角兒」了，可是，我還是喜歡跟那些人們稱為「平民」的人交往。至於每一位具體的平民朋友是怎麼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願意公開。
有的這樣的朋友，我也寫過。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卻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裡直接寫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還以他為模特兒，在長篇小說《鐘鼓樓》裡塑造了一個荀師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幾年了，現在，回想起我們交往中的許多瑣屑往事，心中還是不能平靜。比如，我們哥兒倆幾杯「二鍋頭」下肚，他就會毫無保留地把他心中難與一般人言的煩悶，向我傾訴，有時，他把頭晚的夢境講給我聽，他多多少少有些個迷信。其實我也一樣，我無宗教信仰，雖基本上傾向於無神論，卻也還夠不上一個「無神論者」。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他要我給他析夢，我也就很投入地為他的夢作解析，解出來，連我自己也很以為然，於是我們便浮一大白。
後來看到一篇評論我的長篇小說《風過耳》的文章，這位評論家注意到，我這部小說雖以寫「儒林」百態為主，可是也寫了不少「平民」。他認為這上下兩個層次的人物，都還堪稱描寫生動，但他認為我沒能把這兩個層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衝突糾葛在一起，是結構上的失敗。我小說裡寫了一個在大科技文化單位裡給頭頭腦腦開車的司機，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區，這樣，我通過他把兩個層面的生活交錯在一起。但這位評論家還不滿意，他認為成功的結構，應是將小說的主要人物，比如說副局級的幹部，同最下層的人物直接構成「戲」。評論家的意見，我願參考，但就我本人迄今為止的生活經驗而言，我感到北京這個大都會的「上層」和「底層」之間，就單個的人與單個的人相互的交往溝通而言，是並不多見的。當然，所謂「上層」、「上中層」、「下層」、「底層」，都是借用的詞兒，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裡，是不應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僅從理論上說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體的生存狀態裡，比如住很寬的樓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裡都擁有相同的日本進口原裝大彩電，共享著改革開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不多見的景象。但人們畢竟過著各自那個層面上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是無直接相關性的，不僅很難糾葛到一起，構成「戲」，而且，有時簡直就不甚清楚別的層面上的人是在怎麼活動。比如，一位大學老教授，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進入了五星級大飯店，並且進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別是當他想到，這社會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這類場所，消耗他們的生命，更不禁連連喟歎。同樣，某些大款，從豪華轎車上跳下來，進入五星級大飯店，動輒就開瓶「路易十三X·O」，他們也死不理解，一個大學教授家裡，怎麼就沒一件像樣的傢俱，卻到處撂著些「破書爛紙」!
我並不認為，我們這個社會上的一個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個層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為寫一個表現「下層」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結識一些平頭百姓，卻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一點沒有炫耀自己怎麼「保持平民本色」，或隱含否定別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記得1993年我給《中華兒女》寫了篇談自己現狀的文章，編輯突出了我「為了尊嚴，我不下海」的話，結果就有人來問：「難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嚴嗎?」其實我只是說我自己，並不涉及別人。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依靠寫
作，尚能維持一種有尊嚴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現在我寫到這裡，也只不過是承認，我確交了些市井朋友，這未必是我的什麼優點，我的創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這只不過是提供一點花絮，讓關心我的讀者朋友，多瞭解我的一個側面罷了。
夏日，在街頭巷尾的路燈下，蹲坐著些甩撲克的人群，這情景，許多身份比他們高的人，是都見到過的，如果發現我也興致勃勃地混跡其中，那當然會訝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鄰居，還曾在高層居民樓的電梯過道裡，擺開小炕桌，坐著小馬扎兒，打過一宿的麻將。小輸小贏，插科打諢，讓過堂風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兒，恐怕「儒林」裡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裡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寬敞，二是樓道燈與電梯的用電，都不與各住戶電表相干。你愛怎麼鄙夷就怎麼鄙夷吧，反正我跟他們在一起，感到是處在一種無大惡亦無大善的自然狀態中，這狀態很適合我，能調劑我有時為沉重的思緒弄得無比焦慮的心情。
騎車去野地裡，尋找點野趣，這是我和一兩位平民朋友的共同愛好。但現在野地已萎縮得所剩無幾了。1992年我們還曾在三環路外找到個野撂著的廢窯坑，坑邊長著不少蘆葦，還有些蒲草長在水中，我喜歡蘆葦和蒲草，他們就幫我採拔。其中一位為了拔蒲草，索性脫光了跳進水去。那窯坑是漏斗形底，積水裡長滿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還被水草纏住了腳，嚇得我們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終於浮了上來，擺脫了水草糾纏，還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的蒲草。我還注意到，一般來說，文化人的肢體語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勢，而我的這些平民朋友，他們的肢體語言卻常常表現在頭頸部的搖動上。我就很喜歡我的一位壯漢朋友，說到興致處，把他那顆大頭豪邁地一擺的模樣。總而言之，「讀」作家朋友，自然樂趣全在讀其文章，而「讀」平民朋友，那樂趣往往在有聲的話語之外，在其生動的肢體語言之中。比如我一位當過消防隊員的朋友，他說到不平事，或僅僅是聽到我說起委屈，便每隔幾分鐘重系一次腰帶，每次胸臂肌肉都塊塊飽脹，他言簡語罕，這肢體符碼的表達，卻含意豐富。
要保持和這些朋友的恆久關係，也不是那樣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這些事又往往跟他們所忙的事不在一個社會層面上，交叉點太少。所以，有的這樣的朋友，我總不去找他，就漸漸疏遠了(雖並不淡忘)。比如前些時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這樣的朋友，發現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來是些破破爛爛的平房，現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嶄新的居民樓，我到居委會去打聽，人家說原拆遷戶只有3/10回住此處，其餘的分散到五六個新居民點上去了，哪兒查得出!我只好悵悵而還。當然，我為那位朋友高興，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條件。或者會有人問：你們不見面時，就不通信麼?不打電話麼?是的，我和這樣的朋友，從不通信，他們也極少和我打電話。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們也就很可能失去聯繫。你如追問：你們這樣交往，算得上朋友麼?那我要告訴你，相互間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朋友，往往是這樣的，在文化人之間，也如是，倘失去了聯繫，心裡還是忘不了的。偶爾回憶起來，友情滋味是不減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樂，是難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認真地對我說：「總聽你說，這個朋友那個朋友，好像你就那麼趁(意為擁有很多)朋友。走著瞧吧，等你崴了的時候，你再轉腦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幾個朋友!」崴了的時候我轉腦袋看了，圈內的所謂朋友，少了許多，而平民朋友，大體都還依舊。
當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補闕而處之欣欣然為標準，則我的所謂平民朋友，說到底也並沒幾個。
友情是一種微妙的感覺，朋友之稱實不應謬安。什麼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無平與不平之分。一條溪水清清爽爽長長流淌，穿越世事，不計歲月，滿盈著善意，這便是友誼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