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天，我12歲，在北京隆福寺小學上學。有一天，學校停課，老師帶領我們到豬市口大街南邊參加義務勞動，那一片地方現在廣為人所知，就是中國美術館所在地。記得那一年還沒有修建中國美術館，只是拓寬馬路，好把從朝陽門、東四到沙灘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貫。工人師傅們已經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參加義務勞動的人們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磚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見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時我繫著紅領巾，在老師帶領下幹得滿頭大汗，一身是灰，卻滿心高興，生怕落後。
且說我正忙著把一摞磚頭抱到指定的集中點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媽媽，吃了一驚。因為清晨媽媽給我熱早點時，並沒有說起來這地方參加義務勞動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學以後，街道上才通知居民們來義務勞動，好各方齊心協力，把那片拆遷地的清理工程搶完。媽媽年輕時當過小學教師，那時卻成了家庭婦女，可是她熱心街道工作，看得出來，在工地上，媽媽的角色就像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一樣，從工地指揮部那兒領到具體任務後，帶領我們家所在的錢糧胡同海關宿舍的居民們，去往指定的區域清場。她細緻分工、身先士卒，大家興高采烈地幹了起來。媽媽當時年過半百，相當胖，幹起搬運雜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臉漲得通紅，可是渾身溢出春風，彷彿是一種難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從重慶遷到北京以後，眼見著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剎海、翻修下水道、增敷自來水設施、開闢一條又一條的公共汽電車線路……爸爸媽媽提起來總是讚不絕口，現在能親自參加提高首都生活品質的工作，媽媽那種心甘情願的勁頭，自然體現在每一個動作裡。
我望見了媽媽，而且，媽媽一定也望見了我，我除了沒有大聲地呼喚她，整個兒的表情身姿都在拚命地朝她顯示：嘿！我在這兒啦！可是，令我非常失望並且驚詫的是，媽媽眼光從我身上掠過時，卻彷彿是看到一個她並不認識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臉上分明有著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個參加義務勞動的少先隊員時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種看到她最心疼的娃兒的特殊笑容！我幾次試圖接近她，並且頻頻以誇張的肢體語言以期引起她的關注，然而她卻依然不給我哪怕只是表情上的一個小小的特殊回報！惶急中，我一個趔趄，跌倒在地，磕破了腿，我恨恨地望著那邊的媽媽，心想難道你還不來管我嗎？可是，她卻直起腰來，耐心地跟一位去問她什麼事的老大爺解釋起來……班主任老師趕過來，扶起我，並且忙帶我去找衛生站清洗傷口、塗紅藥水。
當時的我，怎麼也弄不明白，媽媽為什麼在義務勞動的工地上不格外地關照我。那天從學校回到家裡，媽媽正在廚房裡燒我最愛吃的豆瓣鯽魚……晚飯前，她仔細查看了我腿上磕破的地方，說不要緊的，又囑咐我先洗個臉再吃飯，晚上要洗個澡……晚上洗了澡，我忙著趕作業，也就沒有問媽媽，為什麼在那工地上，她對我視而不見。
這事我始終沒有追問她。其實越到後來，越用不著問。這類的事後來經常出現，都很細
小，形態不一，含蓄微妙，然而如雪花飄落積累，使我的認知越來越澄澈清明，那就是媽媽一再地在我生命的活動空間中，設置出無形的藩籬，使我懂得，藩籬的一邊是我們溫馨的家，在這個區域中，我盡可享用親情，悠遊自在，甚或無妨偶爾撒嬌使性；而藩籬的另一邊，是公眾社會以及他人所在，我要從小懂得，在公眾社會中不可仗恃或依賴親情溫恤，並且他人一般來說不可能，也無義務給我以「娃兒」式的寵溺優待，我必得一天天地長大成人，應盡早習慣於在公眾社會中奉獻，學會與他人耐心磨合，艱辛勞作，獨立生活！
當然，爸爸和媽媽是同樣的態度，但他總是很忙，我17歲離家獨立生活以前，給我以深重影響的是媽媽。她為我設置的藩籬，是無形而美麗的。這是她給予我的最重要的精神遺產。我的人生已過中途，回顧往事，我有過許多的錯失，有時甚至是重大的失誤，然而，托庇於媽媽給我的教養，我從來沒有犯過公私不分，或人我不分的錯誤，並且，我總是能像她那樣，把自家藩籬內的東西貢獻給藩籬外的社會和他人時，只覺得歡愉，而視任何將藩籬外的公家或他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為奇恥大辱。1988年，電腦在中國還是相當珍奇的東西，一位大款朋友送了我一台電腦以助我寫作，我毫不猶豫地將那電腦給了當時我任職的單位。恰在那一年，媽媽不幸在成都仙逝，我在流淚祭奠媽媽時，心中告慰她說：您為我設置的人生藩籬，我要再傳給您的孫子，那將是常青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