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站冰——劉心武小說新作集》寄給馬國馨後，他很快給我來信，稱"首先翻閱你自己畫的插圖，看來中學時的愛好到這時候有了發揮的機會，我看你那些黑白線條既有豐子愷先生的韻味，也有畢加索的勁頭，不知所言確否？"
"中學時的愛好"，這淡淡的六個字，引出我許多的回憶。我和馬國馨在北京65中三年同窗，那所學校在當時算得相當獨特——它只有高中而無初中，校舍是一座工字樓，頂樓上是兩處漂亮的空間，一處是鋪有高級木地板的體育館，面積約略有一個網球場那麼大；一處是設有闊大閱覽室的圖書館，裡廂的書庫藏書量相當可觀。我和馬國馨有著共同的愛好，正如他在上述來信中所說："想想當年時分，雖然外面政治運動不斷，但在高中三年裡，還是有許多逍遙自在之處，如到中蘇友協去聽報告、看電影，東安市場書攤上站著把古典小說都讀遍，校尉營中央美院展館幾乎逢展必到，以及記得你和師潔琦參加圖書館小組，在幫助整理圖書過程裡看了不少書……"
是的，那時候學校開設了多種課外活動小組，不記得馬國馨報名參加的是什麼小組，他看古典小說居然要跑到東安市場的書攤前頭立讀。我們參加了圖書館小組的，看書可比他方便多了。他提到另一位同窗師潔琦，是一位女生，我們那個時代的北京中學，大多數是男、女分別設校的，像65中那樣男女同校同班甚至同桌的學校是罕見的。師潔琦和我都喜愛文學，一起報名參加圖書館小組，為的就是多讀些中外文學名著。那時候出版界的出書種類和速度都遠比現在少、慢，拿外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出版狀況來說，一個愛好者是完全可以出一種讀一種，全盤吸收的。
圖書館小組的成員，參與新購圖書的登記、貼簽、上架，同時有優先借閱的便利。記得有次來了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出的翻譯小說，是英國作家薩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歷史》，完成上架程序後，師潔琦和我都想先睹為快，別的組員也不跟我們爭，因為他們連薩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場》也沒讀過呢。我和師潔琦正爭著借那新書，旁邊響起了一個藹然的聲音："先讓師潔琦看吧，她有塑料護書膜。"說話的是圖書館的靳老師，我們圖書館小組的輔導員。那個時代塑料製品算是非常先進稀罕的東西，師潔琦不知怎麼有那樣的物件，我嫉妒，但也無可奈何。
靳老師讓師潔琦先看那書，實際上是向全體圖書館小組組員進行愛書的教育，但他的這種教誨從不是端架子的、講大道理的、囉嗦絮叨的。四十六七年過去，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頎長的身材，皮膚黝黑，薄薄的嘴唇，修長的手指，臉上總浮著淡淡的微笑。他的整個做派透著兩個字：安詳。
有一天他見我和師潔琦又爭著搶先借閱一本很厚的新書，就走過來，笑吟吟地問："為什麼你們總喜歡大厚本呢？"我和師潔琦一時都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心裡只是覺得，大厚本裡才有大學問呀！靳老師就從書架上取下兩冊薄薄的小書，分別遞到我們手裡，建議說："讀吧，如果喜歡，無妨背誦幾段，很潤心的。"遞到我手裡的是印度泰戈爾的《新月集》，給師潔琦的則是同一文豪的《吉檀迦利》。
那《新月集》是鄭振鐸譯的，連同他的短序，全書只有39000字、64個頁碼。當晚燈下就讀了一遍，只覺得滿眼滿口滿心全溢出田園花草的芳菲，靈魂裡汲入了若干莫可名狀的感動、難以言說的感悟。讀了一遍，還想再讀。一周之內，竟溫習了許多遍，並且完全不用費力，就可以背誦出若干句子，比如："我每天把紙船一個個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寫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紙船上/我希望住在異地的人會得到這紙船，知道我是誰/……夜深了，我的臉埋在手臂裡，夢見我的紙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緩緩的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裡，帶著滿載著夢的籃子"。後來師潔琦告訴我，《吉檀迦利》彷彿用梔子花熏了她的心。
真的非常感激靳老師。也是他，知道我還喜歡畫畫，就找出豐子愷的人生漫畫給我看。那時候我們的文化政策是抵制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但因為定居巴黎的現代派畫家畢加索政治上左傾，一度還加入共產黨，為社會主義陣營主辦的世界和平大會繪製了和平鴿會徽，因此，他的一些抽像畫也能在我國得到印行，靳老師也找出來讓我觀摩。馬國馨只知我受到豐子愷、畢加索的畫風影響，卻不清楚這裡面還有靳老師的一份恩惠。
鄭振鐸在《新月集》譯序裡說，他是在"新月與市燈的微光"中初讀泰戈爾的這些散文詩的，我不想誇大當年65中靳老師對我的啟迪，比如硬說他給予了我華燈與火炬，但靳老師所給予我的新月與市燈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閃動在我心頭嗎？那時的靳老師大約已經有40來歲，現在應該已是耄耋老人了，想問一聲：您在哪裡？您還能聽見我的聲音嗎？我正在給您朗誦："當雨雷在天上轟響/六月的陣雨落下的時候/潤濕的東風走過荒野/在竹林中吹著口笛/於是一群一群的花從無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來/在綠草上狂歡的跳著舞……"
[註：所引鄭振鐸譯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時還沒有將"的"、"地"、"得"嚴格分開使用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