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後抵高雄；十一天後，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計程車回來，那是我第一次坐計程車，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隨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驚害怕，連喊：「下車！下車！」——人窮之時，連計程車都坐不安穩也。在「四席小屋」四個月後，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樓」，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頗得山水之樂。滿清遺老寫詩說「委蛻大難求淨土」，此之謂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時候，發生了陳驥、吳章銓陳情事件。陳驥、吳章銓是高班的研究生，他們不識相，向校方提出陳情，替歷史系提出興革意見。台大校長錢思亮、文學院院長沈剛伯，一怒之下，把陳吳二位記過，二人大呼負負，我戲呼這是「台大的陳勝吳廣起義」。我後來跟朋友說：「你們看到我怎樣對付台灣大學了嗎？——我寫文章公然攻擊台灣大學，可是錢思亮、沈剛伯不敢動我一根毫毛！他們就是不敢對我這特大號的研究生有任何懲處，他們是專揀軟柿子捏的，他們就是不敢惹我！陳驥、吳章銓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費了、弄錯了——他們想用陳情的方法去跟國民黨打交道，這是枉費心機、是反要惹來一頭霧水的笨事！對不可救藥的統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陳情的；因請願而灰頭土臉、而吃耳光，是可恥的！」
這個研究所，最後我沒有念完，就自動休學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並未中止，全部內情，有一封我給錢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長：
五十二年夏天長談之後，迄未晤面；冬天我為文論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無形中已與母校疏遠。我是五十二年3月19日自動在歷史系研究所休學的，第二年春天，本應復學，可是我不高興再來辦手續，就這樣的，我離開了台大。
離開台大後，外面傳說我是因為罵學校而被開除的，我每聽到這類說法，就立刻加以解釋，我不但說我是「因為學校腐化，不高興再念，而自動休學」，並且還指出「錢思亮、沈剛伯諸君還沒有那樣壞或有那樣的膽量——敢開除李敖。他們曾警告兩個私下裡寫信建議的學生，卻不敢碰一下我這個公開寫文章攻擊他們的學生——這就是他們的公平和膽量！」
我對母校腐化情況的攻擊，我知道惹得你們極不痛快。你在黃季陸部長面前大罵我的話，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總該知道，我不是沒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灣大學的「新十誡」及其他》被我直壓到今天，才肯公佈。光此一事，就可證明我不是不為你們留點餘地的，你們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也！
提到你們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我倒要正式問你一件事。你知道我為寫文章論列胡秋原「閩變」叛國事，被他誣告到官廳，纏訟四年，還沒了結。我寫這篇辯正史實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參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參考台大藏的，如「閩變」期間民國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當打官司的時候，法官問到我材料的來源，我完全根據實在情況說明，坦然陳述，自無疑義。誰知道胡秋原在半道裡，忽然提出一項證據，他說他去函台大，問台大藏書和李敖借書的情形，據台大回信，說該校根本沒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所以李敖是當庭說謊云云！
胡秋原這番話，使我大惑不解，因為我明明看過並且至今還有「圖片證據」（圖片上有鈐記是台大藏書）來證明台大藏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我的母校，怎麼會公然作偽證呢？
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師從胡秋原呈庭的證據中，抄出了台大的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灣大學
敬復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詢各節經交本校圖書館查報敬復如次：
（1）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室存有該年份《東方雜誌》，中國文學系研究室存有《國聞週報》，唯其中無來示所開年月份之部分，至該年份《大公報》，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圖書，供師生研究參考之用，有關學系師生可就室閱覽。因人數眾多，如非借出室外，自無登記記錄可查。所詢研究生李敖於五十一年9月內有無借閱各該書刊一節，經圖書館查閱借出登記簿內，該月無此記錄（五十年12月9日該生曾借民國二十四年份《國聞週報》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訂本，與來示所開年份不同，該年份《國聞週報》，本校並未存有，已如前述）。
國立台灣大學啟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這封所謂「敬復」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確公然的在幫助「校外人士」打擊自己學生——的確明目張膽地做了愚蠢而陰險的偽證！
當然了，這封偽證信是經過校長授意才發出的，所以它的失態，不單是國立台灣大學的失態，也是我們當今「太學祭酒」的失態。校長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個國立大學，有什麼必要，要「敬復」外面人的這一封信？來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國立大學又有什麼權力，什麼法理依據，要向來信人「敬復」一個被他在法院誣攀的自己學生的在校狀況？退一步說，你們發賤，「敬復」也可以，但怎麼可以「敬復」得以偽證陷害自己學生？你們到底有心肝沒有？
校長先生，你托你是胡適干女婿的福，躋身為今日台灣社會賢達、學術自由的象徵。你到底為維護學術自由和自由學人做了多少事？挺身為這些人事「抗」（kang）了多少？你心裡有數，我們心裡也有數。要你這種軟骨病的人來「抗」什麼，我們知道這是奢求，但我認為你既不敢「抗」什麼，至少不該一反其道，反倒助紂為虐地「陷害」什麼。可歎的是，你畢竟畏於權勢，居然一再協同「陷害」了。——我為你可惜，我為你可恥。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來不想勞動你，所以一直沒請法院傳你作證。現在關於胡秋原叛國資料的來源問題，因胡秋原仍利用台灣大學的偽證信來打擊我，所以我現在不得不請法院開始傳你，希望你先讀讀「刑法」中偽證該當何罪的條文，再來答話。你若想在出庭前參觀我的「圖片證據」，以便有所準備，我也歡迎，但請不必擺架子，一定要你親自來，才給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誣告後第五年的開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長早早退休！
收信後，錢思亮縮頭烏龜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當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領卻可拿出證據，讓他遺臭萬年。錢思亮如此卑鄙，幫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發難揭發台大黑暗所致，在我發難以前，他對我這台大名學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歷史系畢業謝師宴上，他特別招手請我過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還特別與我做了一次長談，長談中他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胡先生（胡適）死後，留下一些遺稿，其中有一封寫給你的信，可惜沒寫完，所以你直到今天還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認你在《播種者胡適》文章中提到的六萬美金的事，你說政府送他六萬美金宣傳費，胡先生退回了。你寫出胡先生這種高風亮節，對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認對他好的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偉大。」那次談話以後，我們便沒再見面了。
我在「碧潭山樓」的時候，曾有一封惹來大禍的長信給胡適。這封長信起源於胡適看我太窮，限時信寄來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蠻值錢）。我很感動，乃寫了這封信。事緣1952年10月2日，胡適到台中來講演，那時我在台中一中，頭天在火車站遞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特別翹課去聽，回來被訓導主任譚卓民警告，我在周記裡特別抗議，表示不服。念台大後，到胡適死前，我跟他偶有往還。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後，我覺得受之有愧，決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還他。到了2月，錢一直沒著落，我心裡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釋重負」，我想起《胡適留學日記》中「借一千還十萬」的故事，我後來雖沒還他十萬，但對胡適思想的流傳，從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倒是盡了「還十萬」式的努力。收到胡適的一千元時，我的長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我不喜歡假惺惺地謙虛，我自覺我個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我個人的歷史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某一些青年人——他們怎樣在成長、在選擇、在迷亂，最後怎樣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這一段辛苦的過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運氣較好的一個，因此我還能自由地活著，活著講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幾歲起就在山東做叫花子，後來替人趕馬車，流浪到關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幹過十分之一。還有「外一章」——做過土匪，一次負了傷，躺在土坑裡窮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討了她做老婆，我爺爺也是個PTT，從此洗手從良，幾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銀樓。我奶奶真能生，獨力生了十二個（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她是熱河人，我爺爺一生氣就罵她「窮山惡水，醜婦刁民」。可是「醜婦」頗有眼光，至少她說動了我那目不識丁的土匪爺爺，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師大學堂。
「老二」在民國九年入了北大國文系，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沒有，一畢業，十幾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棄了吉林送他留學的公費，使他在抗戰時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動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平，我父親到處找事都沒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的）。後來他總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辦移交的表現，居然使一位朱九爺賞識了他，此後一直保薦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煙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裡掏出一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谷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污，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獄後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煙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奸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台灣來，箱裡的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撿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面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安心做了一個好教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人送喪的場面，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罵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裡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間，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麼脫俗的影響與身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裡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份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佈「不過舊歷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已經為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緝槊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1935年以後，儘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裡，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書架上，客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不少的驕傲，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裡，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復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麼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台灣來就被發現，她的妹夫葉明勳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裡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麼改造，也是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願偷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那時候，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葉明勳也為這事丟了官。兩年以後，嚴僑竟死在火燒島。在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六十八歲條下寫著：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沉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兒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訴他祖父什麼「像」呢？嚴僑死了，在他原來的神到自由主義的神的路中間，他倒下了。
「嚴僑事件」是我生命裡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離去使我有很長一陣子心灰意懶；「嚴僑事件」對我是一個總結，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給我自己結一次賬。那時候的「李敖思想」是一個大雜燴，那時候的我，做過全台灣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的得獎人、台中市祝壽論文的冠軍，以及錢穆的忠實讀者。一個中學生，收到錢穆寫的信、送的書，竟沒有變成錢穆的徒弟，竟在幾年後放棄了「錢穆的路線」，這不能不說是怪事吧？
如果我沒有看過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國粹派的書，而只看過你的書，而受你深刻的影響，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當我在右派的書堆裡打過滾，在左派的遠景裡做過夢，又在國粹派的本位論底下受過歡迎以後，轉而拿起《胡適文選》，這該是一件很有味兒的事。就老一輩的人說，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帶給我這麼大的變化，使我在迷亂裡面，放棄了舊有道路——那些使我著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熱，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你，那時我才十七歲，對你免不了多少有點「人身崇拜」。從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發表文章駁太希的《胡適舊詩詞》起，我陸續寫了不少介紹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現在看起來雖然太糟太濫，但是動機卻很單純——為了我深受過你的影響，我也願意別的青年人認識一下胡適之。
當時許多人笑我，奇怪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為什麼專門寫關於胡適之的？甚至有的朋友開玩笑說：「李敖是吃胡適飯的。」
對別人的誤會我很難解釋，他們不曉得我「宣傳」胡適思想是因為我在右派左派國粹派中有過很長一段的矛盾，他們不曉得我對胡適之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情，這種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別人亂罵你或亂捧你，因此我很費力地寫了一陣子文章，希望人們看看胡適的真面目，雖然我那一陣子的表現可能費力不討好。
等我又大了幾歲，對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跡了，我覺得我比較能夠更清楚地認識你、瞭解你，你有許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非常可愛，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我這種感覺只是感覺而已，我把它們多少表示在我給你的信和詩裡，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我沒有用看「太老師」的眼光來看你，我支持你，向別人為你辯誣，使我在軍隊中得到「思想游移，態度媚外」的記錄（我想你不知道軍隊中有著很盛行的「槍斃雷震，趕走胡適」的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同時還有蔓延成「槍斃胡適」的趨勢）。同時我也批評你，我不忌諱，如果我遠遠站在一旁，誠惶誠恐地「執弟子禮」，或是滿紙「道席」、「鈞鑒」，那未免太俗氣。我喜歡你，為了你是一個「人」，有尊嚴、有味兒，我受你影響和期望自己的，也無非是在權威和群眾底下努力做一個「人」，不出賣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歡麝，為了它們在必要時會毀掉自己，為了換取不妥協。有一次我向殷海光開玩笑，我說：「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幾個自由主義者，一受軍訓，全都變成國民黨了，據我所知，他們有幾個還是自願的。憑這一點，你應該佩服我。」
也許我值得驕傲，為了我始終未曾放棄我的信仰，雖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點才幹而不能照我的意思來「行道」，我會毫不費勁地背起我的「自毀主義」下鄉去。
我像不相信權威那樣不相信傳統，我是一個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麼，但是他們除非很費勁，否則也很難打倒我。我像一個王八，他們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們幾口，使他們氣得血壓高一高，如果他們勃然大怒操刀而來，那我就只好縮頭不出，任他們花言巧語，我也是不妥協，我可能是一個最沒出息的cynic，在青龍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選擇羅素的洩氣論，不過套一句蔣總統的話即「不到最後毀滅關頭絕不輕言屈服」，這一點總可得「最佳勇氣獎」。好在我對自己目前的韌性還算滿意，我從軍隊裡走回來，還是無黨無派無宗教，還可以很神氣地寫這封長信告訴你我還堅守我們的崗位，在你大博士的領導之下，一同長期發展，一同宣傳自由主義，一同歌頌馬維君的美麗。唯一不同的是你是頭兒，我卻不過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寧下勿高」的哲學，也許我比你還痛快。收到你限時寄來的一千元，開心之至，溫源寧、朱文長他們都記述過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褲子既贖回，可說句大話，就是錢本是身之外物，你對人的體貼該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書的事來「誘」我收下這錢，其實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錢是可愛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說這是不「苟取」，老祖宗們鼓吹「一介不苟取」，何況一千元乎？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要堅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這麼好心幫我一個大忙，那麼就讓我把它作為一項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轉一下，緩一口氣，我決定在明年3月12日還你，「你千萬不要推辭」，這樣辦，又不過分貪財，又不過分狷介，又沒有利息，又穿上褲子，還是再好沒有了！
如果「謝謝」兩個字能表達我的感動，我一定毫不遲疑地用它來表達；如果我不用這種字眼，請你允許我尋找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李敖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這是一封動人的信（內容關於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適死後，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吳煥章先生予以澄清，證明我懷疑的並不正確），胡適看了這封信，拿給一些人看，當他拿給葉明勳、華嚴看的時候，得知嚴僑之死，只是誤傳，他趕忙寫信通知了我；不過，當他拿給徐高阮看的時候，卻被這共產黨變節者、國民黨臥底特務、「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扣住不還。這時胡適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變成了李敖「知匪不報」並且「預謀投匪」的鐵證，最後，徐高阮聯合了胡秋原，把這封信發表在胡秋原辦的雜誌上，並檢送原信，告到警備總部。從法律觀點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時年僅十多歲，期間已過十多年，時效自然早經消滅。警總承辦此案的魏宜智上校當然清楚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辦法可循。魏宜智他們顯然權衡得失，放了我一馬。三十一年後，我在復興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駐足小聊，往事如昨。經過三十一年的歲月，邪惡的徐高阮早已地獄單行，而發表這封信的胡秋原也換來橫禍雙至：不但以誹謗被我告，要賠我錢，並且我以假扣押方法，還在他「府上」貼了封條！最反諷的，是當年把自己戴過的紅帽朝別人頭上冠、舉發李敖是「匪諜」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區」去了，並公然主張聯「匪」統一，今天且是所謂統一聯盟名譽主席！人世角色轉變，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邊叫抓「匪諜」一邊喊聯「匪」的，這是哪國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記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覆覆」，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覆覆」的實際記錄，計開：胡秋原做共產黨（含共青團），前後二進二出；做國民黨，前後三進三出，自國民黨、共產黨成立後，誰有他這樣「反反覆覆」的記錄啊？最可恥的是，以這樣又紅又藍忽紅藍的人，居然還舉發別人是「匪諜」呢，胡秋原發表我這封信後，寫讀後感說：「照我的判斷，此信是一種匪諜對胡適先生施用『統戰』手段的信。」這是公然舉發我是「匪諜」了。我很高興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這種先知式的舉發，這位做過共產黨特別黨員出身再轉為國民黨大員的「匪情專家」對我如此恩寵，一朝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時，我自當以他賜給我的「匪諜」證明前往歸隊呢！我給胡適的這封信，最後竟惹來這樣荒腔走板的大禍，自非胡適始料所及。
1962年1月，胡適死前不久，對我有所評論，評論之言，都收在他的秘書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裡。胡適說李敖「喜歡借題發揮」，說「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他能夠看出來我寫文章的「喜歡借題發揮」，是他的高明處，但他把「喜歡借題發揮」看成一種大忌，卻是他的大錯特錯。胡適在1930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辯護他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曾說考證《紅樓夢》只是「消極」的目的，他別有「積極」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說考證來「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考證《紅樓夢》是本題，是「消極」的；考證以外「借題發揮」的題外有題，才是「積極」的。胡適的毛病在他做這種雙軌作業時，在本題上陷入走火入魔、積重難返，因此雖未捨本，卻捨了更「積極」的本，最後「功夫」總在「雕花手藝」上，「纏小腳」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題發揮」的真義了，真是悲哉！至於我自己，我絕對不會發生他這種錯誤，我在寫作上，大體都能堅守經世致用的檢定標準，我總是用大學問「大手筆上顯功夫」（本題），緊接著就是畫中有話（借題發揮），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潑墨，而在使敵人全軍盡墨。最後的轉折，就是借題發揮，淋漓盡致而後已，蘇東坡講作文要行雲流水，我的行流最後，竟是怒潮飛瀑、一瀉千里。惜此種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適是我在北京念小學、念初一就久聞大名的學者，在台中一中時，從陳正澄那裡借到《胡適文選》，又在舊書店買到《胡適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使我對他大為佩服，但絕沒想到，在他生前死後，竟跟我有那麼多的奇緣與橫禍！事實上，奇緣後來還在衍生呢！他給我寫的字，為了義助慰安婦，我拿出拍賣了一百萬，由台大醫師陳耀昌義買了；他送給我並題字的華嚴《智能的燈》，我點名葉明勳、華嚴夫婦以一百萬義買了（他們夫婦出了一百萬後，又把該書捐給胡適紀念館了）。這種奇緣還沒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歷史系同班老同學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身份兼領胡適紀念館，我跟他說：「過去胡適紀念館一直被壟斷，胡適留下的稿件我們都不能完整看到，錢思亮當年說胡適有一封給我的信的殘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應了，他囑咐在紀念館工作的朋友們找找看，回報說找不到。可是過了幾天，英惠突寄來一信，打開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頁，第四頁寫了一行，就停筆了。英惠告訴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書的時候，忽然在書與書架間的空隙處找到塵封多年的幾張紙，打開一看，原來就是這封信。信的第一頁左上角有錢思亮的親筆（錢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陶英惠做過秘書處主任，所以認識他的筆跡），上面寫道：「這是一信（封）胡先生沒有寫完的信，請妥為保存，因為這是胡先生人格偉大和做事認真最好的一個證明。」既然上有錢思亮親筆，可證放在那麼隱秘所在，絕非胡適生前所為，那麼這又是誰幹的事呢？為什麼不把這封信放在胡適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點「陰謀論」的緣故，有人陰謀之後，忘了或不便弄出紀念館，所以就塵封了。這一塵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間，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老，人世滄桑、玄黃乍變，也都不可思議。但最不可思議的，倒是這四張信紙，它歷經三十六年，終於給我看到了。寫信人是這樣下筆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這一個月以來，有不少人稱讚你作的《播種者胡適》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澆幾滴冷水。
我覺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應該有人替你指點出來。很可能的，在台灣就沒有人肯給你指點出來。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擔任這種不受歡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夠正確的事實。如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葉蛋吃」——其實我就不會「買菜做飯」。如說我「退回政府送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就從來沒有過送我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又如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的家屬的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我至今還想設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幾本了；我盼望將來你可以幫助我搜集：我覺得他的著作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
別的小小「不夠正確」的例子，如你引的《舊夢》，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又此詩應分兩節寫，前後兩節各四行。又此詩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見於字典的字；又有「non 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確？
在「經歷和著作」裡，也有很不正確的地方，如我在康奈爾只得了B.A.並沒有經過M.A.的階段，就直接準備博士學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種者胡適》是1962年1月1日發表的，胡適信中說「這一個月以來」，自是2月間寫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見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寫的，那時他七十二歲。這封信，寫得又認真、又婉轉、又誠懇，足見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過他不知道我寫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別人的書裡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資訊有問題，我也跟著「不夠正確」了。像退回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我根據的是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VOL. LXXIX 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像到監獄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據的是陳之藩《在春風裡》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監時，他（胡適）去探監」的記載……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適本人親筆否認，自當以當事人自己的更正為準，以免「不夠正確」。不過，胡適年紀大了，有時他的記憶力可能出了點問題，例如「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話，他說「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事實上，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寫給蘇雪林信中引用的話，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 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又如《舊夢》那首詩，他說我引用「小小『不夠正確』」，他說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據，是初發表時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號（1928年8月上海出版）上並收入胡不歸《胡適之傳》裡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飛簷一角」，明明是「（聲苦）無人懂」，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可見胡適縱為當事人，「不夠正確」，也未能免。……陶英惠來信舉胡適寫給楊聯升的信，自道記憶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誰都避免不了了。
胡適死前頭一天，他還「下條子」，請他的秘書胡頌平把他寫的《康奈爾傳》送給我，他對我的好意，真可說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別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負他期許的一位，雖然我對他的論斷，他不一定服氣。照楊樹人的回憶，胡適當年看了我寫的《播種者胡適》，還甚為不悅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認為胡適是頭腦比較清楚的，在肯定個人價值與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顯得頭腦出眾。胡適憂慮「五四」以後思想自由被國民黨與共產黨左右雙殺，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別強調他一貫的個人主義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後十一年寫道：「這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多克芒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他說這話後六十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還特別引證加以頌揚（當然克林頓他們犯了「不夠正確」的毛病：在演講中，克林頓說這話是五十多年前胡適說的，事實上是六十八年之誤，事後國民黨偽外交部長胡志強把這話寫成橫幅送給洋大人，卻把「奴才」錯寫成「奴隸」，「不夠正確」得荒腔走板了）。這種思想雖是胡適思想的精華，可惜的是，胡適一生中，精力花在此類「思想作戰」上太少太少，結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聲音，已經淪為浪花余沫，被夾擊得沒有多少還手之力。而他本人，也變得老憊而世故，與「五四」時代的胡適，不能倫比。這是胡適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思想作戰」上，形成如此敗績，胡適不能辭其咎，而我們又深為胡適惜也。
1990年12月，胡適百年誕辰，《民生報》的徐開塵要我寫一篇紀念短文，我寫了《胡適百年孤寂》交給她，全文如下：
《讀書週刊》要我寫一千字談談胡適的文字，以紀念胡適百歲誕辰。我想今天趕時髦談胡適的人雖多，但是真正與他有淵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1935年，胡適大我四十四歲，跟小他四十四歲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唯一的一個。自我以下，不但趕不上和他有淵源有交往，甚至連見過他的人也不多了。——他畢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離我們太遠了。
我初見胡適在1952年，那時我是台中一中的學生，跟他只匆匆說過幾句話；七年後，1959年，他約我單獨大聊了一陣，那時我是台大學生。後來又見過幾次面，通了幾次信。1961年我進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特別限時信寄來一千元，並寫給我說：「……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從這點上，就看出胡適的細心處，他一方面雪中送炭，另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這一炭。這種細心，在二十二天後的另一封來信裡，再度表現出來。在這封信裡，所寫的內容，如被郵局檢查到，會給我帶來麻煩，因此他不郵寄，而在信封上寫了「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由姚從吾老師「偷偷」轉給我。
胡適是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並不是我的老師，但他跟我說，他完全不記得我父親這個學生了，這是我父親在北大成績並不出色的緣故。胡適的學生姚從吾是我老師，姚從吾寫信給人說，胡先生待李敖如羅爾綱。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我感到姚從吾老師所說，不為無因。在胡適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沒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願，也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了。
胡適死後八年，我為《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編標題，在一封被我標做《收徒弟的哲學》一信裡，重溫他引清朝學者李恕谷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頗有感悟。胡適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熱鬧的，但他死後，他的朋友卻猶大者天下皆是也，幸虧有我這種「士」來不斷從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償其所願。梁實秋在《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中說，胡適告訴他「台灣有一位年輕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事比胡適自己還清楚」。我相信這是真的。胡適「交友」是失敗的，但「求士」卻沒看走眼，我的確是最清楚他的一個人，每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如今胡適百年孤寂，我千山獨行，自念天下不可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為，權寫雜感，以志里程如上。
這篇文字，可說是胡適與我之間的一個簡單縮影。我沒做成他的徒弟，但是雲龍契合之際，我卻在他生前死後，做了比任何人都識其大者的事。這種奇緣與情義，求之古今人物，亦屬罕見。清朝王源《劉處士墓表》中記「劉獻廷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捨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我想，胡適死而有知，當有劉獻廷這一感歎。
我在台大時，所佩服的在台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台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掛帥、武士刀掛帥、知識分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對他們兩位的綜合看法，1986年10月號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則奮訪問我時，有這樣幾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適和殷海光的影響，究竟影響在哪方面，是否對自由主義的堅持？
李敖：他們對我的影響不是那麼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則，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響比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較能夠維持自我，愈來愈進步。胡適則愈來愈退步，做了官之後，他應酬太多，連學問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麼，如果你要為年輕人推介思想人物，捨你以外，你會推薦何人？
李敖：不會，一個也不會。
PLAYBOY：真的沒有人值得你佩服嗎？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鏡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後一代超過他們，龔定盒說「別有狂言謝時望」，我想，我這最後的狂言，就是我對他們最大的敬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