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卷八十七有《李斯列傳》，寫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趙高整，關進牢裡——
於是〔秦〕二世乃使〔趙〕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李〕斯與子〔李〕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在李斯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認叛亂後——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復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這段話引起我最大的注意。這段話說趙高命令他的黨羽十餘人，一個個假扮成御史、謁者、侍中等官員，輪番到看守所調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員來了，不疑有他，便開始翻供，說他承認叛亂乃是被趙高黨羽刑求的結果。可是一翻供，這些官員便暴露身份，原來他們就是趙高的黨羽化裝的，於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頓。最後，李斯一次又一次上當以後，當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來查問有無冤情的時候，李斯因為分不清對方真假，索性一律視同趙高的黨羽化裝來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亂到底了。當最後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時候，秦二世很慶幸地說：「要是沒有趙高，我差點給丞相出賣了！」就這樣，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亂犯李斯就橫屍法場了。
李斯是兩千兩百年前的中國古人，但他的際遇，對今天的我們說來，卻有著離奇的意義。原來在國民黨的法律裡，最流行的證據，就是所謂自白。我們試看一些證據：
一、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1項之規定，得為證據。此項自白，並非專以審判筆錄所記載者為限。即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司法警察官訊問所得，如未施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仍不失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1658號判決）
二、被告之自白，得為證據者，並非專以審判上自白為限。征諸《刑事訴訟法》第415條第2款關於訴訟外自白，得為再審原因之規定至為明顯。審理事實之法院如就前項錄取自白之文書已踐行刑事訴訟法第272條所定調查證據之程序，即非不得采為證據。（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滬上字第6號判決）
三、被告於法院外之機關所為之自白，即審判外之自白，苟非出於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1515號判決）
在這些判決裡，最令我們注意的，是自白的認定，「並非專以審判筆錄所記載者為限」，而「於法院外之機關所為之自白」，只要非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者，也一體適用。換句話說，被告的自白，不限於審判上的自白，即審判外的自白也包括在內。審判外的自白，並不以向審判機關為之為必要；即向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為之，也不失其為審判外的自白。
現在，禍事了。因為這樣一來，什麼叫「不正之方法」，認定起來，可就有大大的麻煩了。根據現代文明國家的法理，自白首重任意性（voluntar）。被告的自白，非出於任意者，不得采為證據，這一金律，英國早在18世紀中後期就採用了。到了19世紀上半期，受了法國大革命保障人權思想的影響，對於自白的證據價值，有識之士極表懷疑，任意性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最後的定論是，自白必須以出於任意為取得證據能力的要件，這在英美法及大陸法中都無間言。一般法理有三：
一、虛偽排除說——自白若出於某種誘導行為，陳述就多虛偽，就缺乏真實性。既缺乏真實性，自然不許作為證據。自白所以以出於任意性為條件，乃在排除虛偽。
二、人權擁護說——自白不得自證其罪，英國早在16世紀後半期就有了，當時是為了抵制教會的異端審判而採行的。到了《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中，規定「……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這一條款，更是「人不告發自己本身」（No man is bound to accuse himself）原則的一項確認。
三、違背誠實說——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許作為證據，根本違背誠實的觀念，自然不合法理。
從這些法理上反看國民黨的《刑事訴訟法》，我們就不得不大歎其氣了。國民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被告的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這乃是以取得自白的方法為準，這是絕對不夠的。因為這是一切禍源。因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審判時翻供，國民黨法官總是官樣文章，行文給「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單位，問有沒有刑求呀，回信當然是沒有呀沒有呀，然後法官就據這回信駁斥被告是謊言刑求了。這種一來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為例，一看即知。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學謝聰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園人）外，還有李政一（台南人）、劉辰旦（台南人）、吳忠信（台南人）、郭榮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們都是我不認識的，在起訴書上都是所謂爆炸案的兇手。他們被警總保安處吳彰炯少將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們都受到各種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寶劍、三上吊、搖電話等等在內。這樣子長年逼供與迫害，最後取得的自白，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被捕後一年，才准與家屬會見，才准與律師會見（我沒請律師）。換句話說，在漫長的非法羈押裡，吳彰炯少將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刑求逼供，並且不虞人犯外傷。因為受傷後，有足夠的時間去養得毫無痕跡。就這樣，一年以後被移送軍法處審判時，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詳述被刑求取供的經過。可是判決下來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張之刑求逼供一節，經本部先後傳訊保安處、警務辦案人員何洪才、季貴成等人到庭具結作證，均堅決否認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據保安處1971年11月22日堡處字第5100號函復本部軍法處亦稱，經查並無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軍事檢察官偵查中供認犯罪事實，歷述如繪，經核屬實，復無提出被刑求逼供具體事證，可資證明，所辯均不足采。
這種判決詞，根本就是軍法套語。因為這樣子的傳訊，誰會承認刑求別人呢？這樣子的行文調查，哪個衙門會承認「經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關在黑牢裡、地下室裡，一切隔離，一年不得見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來「可資證明」的「具體事證」呢？這種傳訊與行文調查，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所以，儘管法律上規定得冠冕堂皇，事實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國民黨法官眼中都一律被採信，並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為「所辯均不足采」了事。國民黨法官非但這樣判，並且還常常反問被告，你說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檢察官去做偵訊筆錄的時候，至少檢察官沒刑求你呀，你為什麼不在檢察官的筆錄中翻供呢？
對呀，為什麼呢？其實為什麼，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記·李斯列傳》！《李斯列傳》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謁者、侍中」等官員，就是相當今日的檢察官。但是，被告當時人被扣在趙高及其黨羽手中，誰敢翻供呢？誰又識得檢察官的真假呢？識得了，在現代一黨及第的偵審一家人作業下，又有什麼作用呢？
這種毫無作用，在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裡，我們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證。這命案裡被告之一遊全球，在慘被刑求取供後，曾出現這樣的經歷：
我在調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錦黃檢察官來過一次。我說，報告檢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說，好，你是冤枉的，問了一點筆錄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後，唐檢察官來偵訊。我又說，報告檢察官，我冤枉。調查局的王琪馬上當著檢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罵：「他媽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說，我冤枉怎麼不講。王琪就跟唐檢察官說，一切照以前寫就是了。寫完，他要我蓋章，我不蓋。他又打，說，你非蓋不可。不得已，我只好蓋。
蓋下之後，檢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還押看守所，那時調查局的人員一分鐘也沒離開。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調查局，又整整一個月。一回去就打，他們說，王八蛋你，你還翻供。我在調查局總共八十天，到正式公開審判的前幾天，他們才把起訴書給我。（1984年1月21日黃怡錄音訪問）
據游全球告訴我，他在檢察官面前翻供，調查局的幹員一邊打還一邊說：「他媽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麼意思啊！太不夠朋友了！我們說你犯罪，你就犯罪；說你不犯，你就不犯。我們叫法官怎麼判，他們就怎麼判，你翻供有個屁用啊！別忘了我們是誰，我們是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啊！」
人犯可以淪落到在檢察官面前被嚴禁翻供、被罵被打，檢察官可以淪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這種情況下，什麼自白又寫不出來呢？
國民黨的自白認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確實反證，得推定為出於任意性。這和采徹底的當事人主義的英美法「人本無罪」原則——對於被告在審判外的自白，推定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這樣的惡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慘事，必然永遠不會停止。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已經明定，自白不許采為證據。無論自白是否真實，一律沒有證據能力，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當然國民黨縱使做到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應該使小百姓少一點自我作踐。當然追根究底，還是趙高及其黨羽的問題。這種「指鹿為馬」的宦豎小人不消滅，中國是永遠沒有希望的！
1984年3月1日下午，以三小時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