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歲)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難民船中興輪的甲板上,到了台灣。爸爸的老友張松涵到基隆碼頭來接我們,當晚搭夜車赴台中,半夜抵達,大雨中分坐人力車直赴西區模範西巷張家。天亮以後,和張松涵的兒子張仁龍、張仁園、張仁寧三兄弟試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時候台中是貧窮的、淳樸的,台灣人窮得罕見誰有皮鞋穿,滿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兩黃金,我們頂下模範西巷雲龍裡七十二號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記裡寫道:
  5月25日
  1.日過田間風味的生活,每日鋤菜、購菜,如無經濟壓迫,亦亂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為琳(王爭)各購草帽一枚(頂),小八見異思得,啼要不得,亦為購得一頂,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飲泣,節(端節)後有餘款,當再為購一頂,人多食少,擔當不起也。
  另在賬本中,留有爸爸這樣的記錄:
  5月7日
  賣出一·五七兩(黃金),船票四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萬。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兩頂房(頂出房子)、雜項一兩。
  1.留給六弟一兩。
  2.船票二兩半。
  3.在台頂房(頂入房子)四兩。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兩,計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雜糧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計台幣三百五十萬元(舊台幣)合金二錢。此後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萬元,一月照一錢五分黃金計算,連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錢三分為原則,能維持多久算多久,要能於短期內找到小事,則更出乎預想,能寬裕與延長几許矣!
  可見來台當時一家九口,處境的艱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灣,他還要「屯積」白面、白米、雜糧、木炭,這種無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時輝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積」數字是:
  1.米九包強……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個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個月之用
  4.豬油三十斤……足敷三個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個月之用
  6.醬油三十斤……足敷三個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個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個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個月之用
  10.鹽三斤……足敷一個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足一年之用
  食油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時期,在台灣的「屯積」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再看他日記片段:
  6月1日1.實行八小時讀書計劃。
  2.實行八萬元(舊台幣)日用計劃。
  6月2日
  2.去成功路賣金零·八三兩,共得款一百三十二萬八千元。
  3.買草帽一頂(原註:小六的)。
  6月3日
  3.購木柴一百四十斤,價十萬,台灣物價亦在漲中。
  6月4日
  1.冒雨買菜,本日起未超出預算。
  2.購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領。
  6月5日
  1.領配米十斤,購炭百斤。
  6月15日
  1.賣出金少許,借維持數日,日來物益貴而金錢益賤,情況日非矣!
  2.翁鎮有信來。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鎮,求一中學教員餬口。
  2.去市府交戶口捐,經多方查訪,知為無職業而貧寒,允以最少數徵收,半年征二萬六千元。
  3.去松涵處小坐,為生計問題,詳議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週年,時光變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為姥姥週年,購少許祭物,用款近三十萬。
  3.台灣新幣制(新台幣)開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歷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國文系的同班同學,當時他是「立法委員」,在他的幫忙下,爸爸終於找到了一個職業--台中一中國文教員。正巧我由上海緝規中學初一上的身份,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搖身一變,進了初二上。那時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編在初二上甲。
  當時台中一中校長是外號「金烏龜」的金樹榮,福建林森人,四十六歲,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員,資格最老,熱心辦學,人也有霸氣。當時一中師資集一時之盛,其中剛從大陸逃難來台的老師不少,這些人有的在大陸「此馬來頭大」,但是逃難到台灣,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沒話說。例如程東白老師,四十五歲,遼北開原人,學歷是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經歷是遼北省教育廳長,但在一中,只能混到個夜間部教員!他如做過外交官的郭大鳴老師、都本仁老師,也都紆尊降貴,混起窮教員來。當時爸爸五十一歲,除了五十八歲的余又健老師、五十三歲的陳椿老師,他是年齡最大的,本省籍外號「石頭」的許文葵老師也是五十一歲,人胖胖的,可愛無比。在「老灰級」的幾位老師外,其他老師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翁碩柏老師二十九歲,教我國文;楊錦鍾老師三十一歲,教我英文。她是江蘇寶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美國密歇根碩士,因為留美,外號「USA」,當時她已嫁給空軍軍官胡旭光。後來走紅,隨胡旭光上任,做了國民黨駐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歲那年(1983年),死在美國。楊錦鍾當時鋒頭甚健,在老師中甚為出色。當時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灣者要好,用得起傭人——下女。她說她家下女最怕買牛肉,每次到菜市場買牛肉回來,一走把手平伸,遠遠用拇指食指提著。那時台灣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懼,非「個人行為」也,誰想得到,土頭土腦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後嗜吃牛肉,並且「衛爾康牛排館」大火起來,還把人燒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習慣上,就看出外省人帶給台灣人的大影響了。
  在一中唸書,每天與爸爸一同出發,由台中西區走到北區,中午就在學校吃便當。由於我們從沒見過便當盒,所以買的是一組上下多層的圓送飯盒。第一天上課時,我背著書包,提著上下多層的怪物進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說這個「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來是飯桶,不然怎麼吃這麼多,當時我看到同學的便當原來只是長方形的一小盒,飯菜皆在其中,反觀我的上下多層怪物,卻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為之大窘。第二天連忙換了,吾從眾矣。
  進一中以後,班上春假要遠足,我因早在大陸就耳聞日月潭之名,乃提議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過。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說:「我們家早起刷牙,買不起牙粉,更買不起牙膏,只能用鹽水刷牙,哪有餘錢去日月潭呢?」於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裡日月潭。
  初二時候,童軍老師王福霖選拔優異學生參加菲律賓的童軍大會,找到我,要我繳頭戴童軍帽的照片應徵,那時我窮得沒錢照相,乃找出在大陸的一張舊照,用毛筆畫上一頂帽子交差。不料畫好了,橫看豎看都像戴著帽子照X光,帽裡的腦袋發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親自送,乃央求班長陳正澄(後任台大經濟系主任,又講學於日本,是名經濟學家)代遞。害得正澄和我的現代畫,一律被老師斥回。老師說,他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照片。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我在家裡菲律賓。
  諸如此類的窮故事,顯示了我家來台灣,雖然爸爸找到了職業,但入不敷出,生活仍舊窮困。窮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醫治長年氣喘並媽媽又開刀等等,從大陸帶來的一點黃金已變賣殆盡,唯一的模範西巷房子也不得不賣掉。台中一中終於分配了我們半棟宿舍,那是新北裡存德巷十三號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個榻榻米大,外加前後二個小玄關,我們一家九口住進,其擁擠可想。後來因為長久付不出薪水,老吳轉到「立委」閻孟華家去幫傭了,我們又有幸轉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覺寬鬆。另一半有十多個榻榻米大,並且廁所不在院子裡面在屋裡,比較像樣一點(原來那一半改由音樂老師鄭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號一住十三年,這一老宅,橫亙了我的中學時代,並且充滿了窮困與灰暗。但我個人比全家人都幸運,我分到兩個榻榻米的空間,隔了起來,算是我自己的獨立天地,在這小天地裡,我一桌一椅四壁書,快速地成長。辛勤地寫作,奠定了我在知識思想上的過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個本省人比較多的學校,我初二時候,全班只有四個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灣同學就推我去幹。一次全校烹飪比賽,同學推派我和三位台灣同學陳正澄、趙天儀、張育宏四人參加(也許不是他們三位,記不太清楚了),我聲明我根本不會炒菜,可是同學不由分說,硬拉鴨子上架。好像那天燒的是一盤鴨子,好像由我主廚,不料燒出來,整盤菜都像鍋巴一樣烏漆媽黑的,如果另燒,時間已不允許,於是只好硬著頭皮送到台前給評判老師。看著那樣一盤黑菜,不論大陸人台灣人,誰都沒有勇氣端上去,於是協商之下,四個人,每人捏住盤子一角,一齊送上,害得評判老師們哄堂大笑。當然他們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來,唯一一次評判連嘗都沒嘗就決定了的烹飪比賽。
  我升初三上甲後,中文老師是二十七歲的楊錦銓(名字很像英文老師楊錦鐘,但是男的,並且是福建人)又兼導師。他是一位最能啟迪學生的中文教員,台灣海疆學校畢業,學歷雖不怎麼樣,但書教得真好。他那時還兼事務主任,可以「上下其手」,為我們供應蠟紙、白報紙、油墨等等,鼓勵我們辦「初三上甲組報」,於是班長陳正澄任發行人,我做總編,趙天儀(「台大哲學系事件」時被擠出台大教職,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詩人)寫鋼版,就辦起來了。一次還因為批評到了高班生,被他們興師問罪。可見我李敖辦刊物賈禍,固其來有自也!
  因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楊錦銓老師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談到中文程度,我寫道:「現在學生的中文程度要比過去差一倍。」他批改時,不以為然,批曰:「怎麼可以數字計量?」作文簿發下來,我沒說什麼。三十六年後,他退休了,我托石文傑送我的書給他,以示不負師教之意。順便請石文傑轉告他:「奧斯投傲慢與偏見》小說中,就有誰比誰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後,我在電視節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稱讚他,移居美國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剛剛完成的一套大書——《說文意象字重建》給我,我大吃一驚,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績,真是高人一等。他寫信給我說:「我兄名滿天下,卻如此念舊,衷心感動不已!」我跟楊錦銓老師四十多年未見,但是師生之誼,懸而不斷;念舊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從初二到高一,十四歲到十六歲,我因為中文好,參加過多起演講、辯論、論文比賽。初二時得過全台中市第四屆全市語文演說競賽,得初中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張立綱,他代表台中二中。張立綱的哥哥張立豫後來成了我四姊夫,張立綱也變成院士級的學者)。高一時參加台中市論文賽、本校論文賽,皆獲第一名。高二時在《合作經濟》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合作制度與節制資本》,這是參加慶祝第三十屆國際合作節徵文而作,得了全台灣第一名,並拿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數目的獎金。我用那筆錢買了中華書局版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
  在參加各種比賽以外,我在高一也寫過《李敖札記》四卷;並在《學生》雜誌第四十六期發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報》發表《〈英倫歸來〉的啟示》、《生也有涯知無涯》;另外還寫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諸葛亮的軍政》、《虛字的對聯》、《字形的對聯》、《毋忘在莒的出處》、《行李考》等稿子。這時我十六歲。
  1953年我十八歲,念高三,只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那北京大學畢業的老子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他當時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唸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於是,我蹲在家裡,在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也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從讀〈胡適文存〉說起》及《李敖詩集》等。我有這麼好的寫作能力,和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有關。到台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進台中一中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鑒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台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高一時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所以我就自動休學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謂無書不讀,但在思想定型上,卻是讀了許多書、困學求變以後的事。思想定型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問題、中西問題、新舊問題。……這些多方面的問題,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困惑,由於水平不好、政治干擾,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失敗了,他們困惑終身,無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確的判斷。在這方面,我是非常鮮明的一個例外,但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有過一段時間的困學求變的過程,這段時間最明顯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後期,我就逐漸定了型。在困學求變的過程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經「逼近」了我,但終於被我「擺脫」,這位人物,就是錢穆。我在小學時代就知道錢穆,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開明文史叢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錢穆的著作。到台灣後,由於國民黨統治思想、管制書刊,進步和左派的舊書都查禁了,新書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許多時間,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錢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讀物。
  當時共產黨批判逃離他們的學者,共分兩個型,一個是「胡適型」,一個是「錢穆型」。我對他們兩位,都分別加以注意。但胡適遠在美國,錢穆卻因陰錯陽差到了台灣台中,使我先結識了他。結識的原因,得力於同學徐武軍。徐武軍外號「日本和尚」,因為他爸爸是日本留學的,故有這一稱呼。徐武軍在台中一中,有點特權似的,原因是他忽來忽去、去了又來。後來才知道,原來他爸爸是徐復觀,先舉家來台,後感台灣情況危險,又全家遷到香港。韓戰發生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台灣不危險了,又全家遷回台灣。徐武軍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單門獨院平房裡,很考究,我去過多次,可是從來沒見過徐復觀(雖然十年後,我跟他大打筆仗並且大打官司),客廳裡書甚多,牆上有毛筆字赫然曰:「架上書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記憶猶新。
  1952年錢穆應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之邀,在驚聲堂講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那時徐復觀想在學術界插一腳,故拉攏錢穆,把錢穆接到台中徐府養傷。後來改住存德巷一號。徐武軍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復觀影響,課本以外知識知道不少,和我很談得來。他說,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我問是誰,他說是錢穆,我聽了很高興。不久,他就跟錢穆約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軍帶我走進存德巷一號,見到了錢穆。錢穆身穿府綢小褂,個子很小,滿口無錫土音,乍看起來,長相與聲名不大相符,簡直使我有點懷疑眼前這位,是不是就真是錢穆。他為人極為親切,對我們兩個高二學生,全無架子,聊起天來。我向他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的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我去看錢穆的時候,手中拿著我的《李敖札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寫的《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我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我告訴了他。這件事,使我有兩點感想,第一,他不恥下問,真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的學問的廣度令我起疑。
  錢穆翻完了我的札記,一邊誇獎我,一邊轉過頭來,溫和地對徐武軍說:「你不如他。」我奇怪錢穆竟這樣當面教育徐武軍,也許他住過徐府,跟徐武軍很熟的緣故。
  臨告辭前,錢穆約我再去看他。那時我家住存德巷十三號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經過他門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沒有再去。後來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並請他「給我以指教」。我還問他兩個問題: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頁云:「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這一回史實,在羅香林先生的高級中學本國史下冊第二頁中,卻有如下地說法,「先是清主旻寧,即位後改元道光,頗有圖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亂,遂於道光十一年納將軍長齡之議,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漢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羅先生所述「納將軍長齡之議」一語,似有所據,與先生所云,時間上相差甚遠,不知何故?再者,《國史大綱》第三頁第十一行云:「美人安達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語,他書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個月後(4月29日),我收到錢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沒有標點,標點是我加的。)
  李敖學弟如面:
  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有恆,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恆心,其次則防驕氣,小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聰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誦「莊」書,亦一佳事,然「論」「孟」尤為重要,須時時玩索,心體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細細研讀,勿以能讀過為了事。此乃學者所宜終身常誦之書。穆最近有《四書釋義》一種,亦在台北出版,與《中國思想史》同收入國民基本智識叢書中,內有舊稿《論語要略》
  《孟子研究》兩種,為初學治「論」「孟」者指示塗轍。最近又泛事《論語新解》,刊載於某雜誌,以後當按期郵寄。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近三百年學術史》若能細讀,可獲許多治學方法,恨手邊無此書可以相贈。所詢兩節,關於新疆漢民移植,羅書亦有據,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後;安達生為瑞典人,《史綱》系一時筆誤,未經校出也。《國史新論》短期內或可付櫻穆最近恐無來台之便,得暇盼時時來書,以獲知君學問進詣為快也。匆此,即詢進步
  錢穆啟
  錢穆的信,寫得工工整整,足見此公主敬修養的一面。信中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鼓勵,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實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信中說他要「按期郵寄」他在「某雜誌」的《論語新解》連載,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來(「某雜誌」是香港《人生》雜誌),使我對他益發感念。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裡,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在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伍,這真是怪事!
  與錢穆通訊後第三年(1955),我進了台大歷史系。台大歷史系是「胡適型」的地盤,對「錢穆型」是隱含排擠的。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與錢穆通訊後第九年(1962),我已經成為成熟的戰士。我在《文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開始激烈地攻擊了錢穆,這種攻擊一直不斷,在我們會面後三十四年(1986),我還發表文字,大表我對他倒在蔣介石懷裡的不滿,我說:
  試看錢穆寫《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歌頌蔣介石是「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
  我又說:回想我與錢穆的一段因緣,我的確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鑽破亦在我」的階段,可惜的是,錢穆本人,卻愈老愈「自纏」得愈緊了。如今他過九十歲生日,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人人稱慶,我卻別有志哀,——我為錢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機會,可是他卻做成個假的。
  歷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會倒在統治者的懷裡的!
  在錢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宮博物院」,遠遠地望見了他,他已老態龍鍾、步履維艱。我沒有趨前問候,但心裡一直感念他,畢竟在我少年時代,他曾經被我心儀、曾經熱心指導過我、幫助過我,這種老輩風範的人物,對「現代史」的人說來,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難忘的一位老師是嚴僑。嚴僑是福建福州人,是嚴復的長孫。身材瘦高、頭生密發、兩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歲時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間,他比別的老師稍晚來,但卻很快使大家對他感到興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氣質,灑脫、多才、口才好、喜歡喝酒,有一點點瘋狂氣概,令人一見他就有對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場外,正巧嚴僑經過,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奮身一腳,就給踢了回來。大家為之叫好,他也趁機加入,大踢特踢起來了。
  那時台中一中圖書館主任是陳聯璋老師,主辦每週講座,邀老師們做專題講演。嚴僑應邀講過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講演中大談「演化論」而不是他祖父宣傳的《天演論》,他說「天演」的天字不妥,該譯為「演化」,這一不跟祖宗走的氣魄,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講過一次「家畜山羊」,從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馬拉雅山羊說起,如數家珍,使我們驚歎他知識的多樣與豐富。當時我和他並不相識,他是一位別班上的老師,我是一個另一班上的學生,他我之間,是自有距離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歲。暑假後進了高一上甲。正好嚴僑教數學,這樣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師,這時我在知識成長上已經極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辭,好爭好辯,頗為張狂。當時班上同學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寫匿名信丟在我書包裡痛罵我;施啟揚喜歡同我辯,但他實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狀,令我總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別的。初中時施啟揚編在初二戊班,很討厭,以致被陳士寬他們用拳頭修理——揍了一頓。到高中後,化學老師王孟仁是我父親老友,為人鷹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啟揚,施啟揚央我向王孟仁講人情,王孟仁說,他相信施啟揚是職業學生,早晚會大做國民黨狗腿。三十年後回想王老師的話,真要佩服他是預言家)。由於我張狂好辯,在嚴僑課堂上,也就常常在數學以外,扯到別處去。嚴僑上課,才華四溢,大而化之,許多機械的題目,他自己乾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學生座位上,叫吳鑄人等數學極好的同學「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課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說:「我要把你們思想攪動起來!」還有一次為了證明他說得對,他近乎打賭地說:「我若說錯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寫!」說著就用極熟練的筆劃,把倒寫的嚴僑兩字寫在黑板上,儼然是「鏡子書法」專家,我們鼓掌呼嘯,師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時我們的數學作業有專門印好的「數學練習簿」,我在練習簿中做習題不在行,但扯別的倒有一套。我來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話,說:「數學是人類智力的靈魂。……它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領域,告訴我們宇宙是這樣的悠遠,光線曾經歷百萬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後來,「數學練習簿」發回來了,在「它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一行下,被嚴僑打了一條紅槓子,下有硃筆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時!」——這就是嚴僑的可愛處,他是數學老師,但他在精改習題以外,他還會跟學生的引文打筆仗!
  嚴僑真是迷人的老師,我愈來愈欣賞他。我花了幾天的時間,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細述我成長的歷程。我對現實的不滿、我對國民黨的討厭等等,交了給他。嚴僑看了,對我有所勸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師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級後,編到高二戊,數學改由黃鐘老師來教。黃鐘那時二十八歲,安東(今丹東)鳳城人。他是國立東北大學畢業的,嚴僑是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畢業的。在數學造詣上,黃鐘似乎比嚴僑專精。黃鐘對學生的誨人不倦,是我生平僅見的老師。他常常在下課時不下課,延長時間為學生講課;或另外跟學生約定時間,在空堂時候跑來加講。黃鐘面目瘦削,身體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間,總是一片憂愁。他幾乎從來沒有開懷地笑過,態度總是嚴肅而認真,令人敬畏。黃鐘的父親黃劍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擔心我數學不好,特別請黃鐘照顧我。黃鐘對我印象很好,他在「數學練習簿」上批寫:「為人誠實可愛。」給了我不少鼓勵,當然他從沒說過我數學好,——我的數學實在不好。我像許多恨數學的大人物(如邱吉爾、如蕭伯納)一樣,對數學恨得要命。我的苦惱是數學老師卻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勝尷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後,我自願休學在家,準備以同等學力資格去考大學。要命的是黃鐘仍不放過我,他和我爸爸「通謀」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專門為我一個人補習。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號,我每次去補習,視若畏途,但是實在不能不去,內心交戰,非常痛苦。這一痛苦,最後終因黃鐘病倒而暫告結束。黃鐘病倒,住在台中醫院裡,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機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無言死去。我大為傷感,寫了一篇「黃鐘」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幾首詩紀念他,並把他的遺像掛在牆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說:「黃鐘是好人,可是長了一副壞人相。他的人與相不相稱,所以要早死。」黃鐘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嚴僑雖然不再教我數學,但他和我的交情卻與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對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號,是一棟日式木屋,分給兩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師,(他是江西興國人,台灣中正大學畢業。二十年後,在景美軍法處坐牢,和我見過面。真沒想到他還有這樣遲來的紅帽!)後面就是嚴僑家。因為一棟房子硬分成二戶,所以變得狹長陰暗,不成格局。嚴僑約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時去。在黃鐘住院後,一天嚴僑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訴他醫生說黃老師恐怕已沒希望了,嚴僑頗多感觸。那時已是晚上,嚴僑要回家了,約我同行。在路上,他低聲而神秘地告訴我:「你不要回頭看,我感覺到好像有人跟蹤我,是藍色的。」(國民黨特務源出藍衣社,他指藍色,當然是指國特。)我頓時若有所悟。隔天黃鐘死了,嚴僑再去醫院,感觸更多,當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約我進去坐,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劣酒下肚,終於告訴我;他是「那邊來的」——原來他是共產黨!
  當時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學校一樣,不時有所謂共產黨,「匪諜」被捕去。最令我心動的是當時女老師牟琴和他男友楊肇南老師的雙雙被捕。他們都是山東人,牟琴年輕艷麗,身材尤其肉感動人,令我們暗慕。一天夜裡,他們都被捕去了,聽說都是共產黨、「匪諜」(多少年後,彷彿聽說牟琴給放出來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華銷盡了);還有一位教數學的楊肖震老師(福建政和人,二十四歲),也被捕去(後來聽說太太生活無著,已改嫁給他的一個朋友了);還有一位王懷中老師(山東諸城人,三十八歲),教歷史的,也神秘失蹤了(多少年後才在新竹中學重拾教職)。當時頗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黃鐘死後,外界盛傳他是共產黨,「畏罪自殺」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還不能相信。因為他嚥氣時候,我正守在他身邊,他久病屬實,絕不像是自殺。
  但是黃鐘的死,確實給嚴僑帶來極大的感觸,他似乎感到人生無常、好人難長壽。黃鐘死後,嚴僑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為沒有錢,嚴僑喝的酒是煙酒公賣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獷的,沒有情調、沒有小菜,用牙齒把瓶蓋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黃湯來。嚴僑喝酒雖多,但我從沒看過他有泥醉的現象,他只是喝得很興奮而已。黃湯下肚後,往往大背和醉酒有關的詩詞。他最喜歡背辛棄疾的那首《西江月》(遣興)——
  醉裡且貪歡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著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
  問松:「我醉何如?」
  只疑鬆動要來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後一句的時候,他也總是伸開十指,雙手向前推出,鄭重表示不要「松」來扶他。中國文學非嚴僑所長,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漢書》龔勝傳中這一典故,也不知道龔勝七十九歲成了殉道者的悲劇,但他那醉後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卻使我記憶憂新,永遠難忘。
  在多次跟嚴僑的夜談中,我約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他來台灣比較晚,並且是從福建偷渡上岸的,當時還帶著嚴師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說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個羅盤,揚帆過海,就過來了,言下不勝得意。到台灣後,他被發現,國特把他請去,問他你來台灣幹什麼?他說我來投奔自由;國特說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產黨的市長,他那麼前進,你怎麼這麼落伍?一般情形總是老一代跟國民黨走,青年一代跟共產黨走,為什麼你們家特別:你老子反倒前進,你反倒開倒車,來投奔我們?嚴僑說我不是來投奔你們,我是來投奔自由,何況我有老母在台,我要來照顧她。國特查出嚴僑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暫且相信。但這樣總不能結案,總得找個保人,於是,由妹夫葉明勳出面,保了嚴僑。嚴僑有兩個妹妹,大妹嚴倬雲,嫁給辜振甫;小妹嚴停雲(就是女作家華嚴),嫁給葉明勳。
  嚴僑在台中一中教書,自己也看了不少書,他過去的看書基礎又厚,所以能夠吸收新知,與日俱進。在他和我的談話中,顯然因為讀書和受我的一點影響,而開始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這種轉變,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嚴僑那種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嚴僑投身在中國現代的狂飆運動之中,他投入這個運動,在知識上、見解上、情感上,都強烈受到左派教條的輻射,他們那個時代的這類革命者,一般都有著熱情而崇高的氣質,這種氣質使他們勇於獻身、勇於殉道,心之所善,九死無悔。但是,他們對他們獻身、殉道的對象,卻由於「目的熱」,未免淪於「方法盲」,他們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為狂飆運動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當口,他們必然會有所覺悟,這是很自然的。嚴僑是共產黨,但卻是身陷在台灣的,他脫離了紅色的磁場,孤單地侷促在藍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長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覺悟,是可以想像的。這種覺悟也許沒有《修煉失敗的神》作者那種細膩、也許沒有《新階級》作者那種深沉,但是嚴僑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儘管他有所失落,但他並不因失落而脫離;相反的,他要歸隊,要歸隊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嚴僑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來,並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靜以後,他對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談話:
  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樣改造,也是無可救藥,
  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願偷
  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
  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
  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
  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
  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
  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
  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至少比在死
  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由於他有那樣的背景。那樣的偷渡經驗,我相信他說的,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這是1953年的事。那時候嚴僑三十三歲,我十八歲。
  嚴僑被捕時我還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從一中回來,說到一中傳出嚴僑被捕的事,我聽了,十分感傷。我的感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顧嚴師母和三個小孩。那時1950年生的大女兒嚴方才三歲,兒子嚴正尚小,小女兒嚴諒還在懷裡吃奶。我跟嚴師母商議多次,一籌莫展。我那時休學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學生身份,家裡又窮,沒有任何收入,實在愧無以幫助嚴師母。我只好餓早飯不吃,存了一些錢,送給了嚴師母。後來我爸爸知道了,嚴肅責備我不可以這樣做:「嚴僑既然被捕了,誰還敢幫他呢?」這是爸爸的理由。這種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國民黨的苛政下,同情畢竟是一種跳到黃河洗不清的「危險品」,在陰影幢幢的株連下,殘存的一些道德品質,也就備受考驗了。
  雖然如此,嚴師母和我,總希望血緣關係和親屬關係上的幫忙,或能免掉國民黨的嫉忌。因為這種關係畢竟是血親問題,總不是政治問題。在一陣日子拖過後,嚴僑毫無音訊,嚴師母和我商議,決定北上投親,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這樣的,嚴師母收拾殘破的一些家當,帶著三個小孩,含淚北上了。嚴師母北上後,沒有任何消息了。我個人也忙於大專聯考等,沒有再能做什麼。嚴僑和嚴僑一家,就這樣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時夜裡散步,經過嚴家的舊宅,遙望院裡的一片濃蔭和屋裡的一片死寂,內心悲涼不已。
  幾年以後,一天胡家倫在台大告訴我:「你記得嚴僑嗎?他死了,死在火燒島。」(我們那時都叫「火燒島」,不叫「綠島」。)胡家倫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社老人胡傳厚,與葉明勳他們熟,他的消息應屬可信,我聽了消息,十分難過。
  這時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適、殷海光的影響,已經十足是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者,在我思想成長的過程中,嚴僑雖然對我已是「過去式」,但他的偉大人格、他的聲容笑貌、他的熱情犀利、他的悲慘人生,卻對我永遠是「現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導師,我慶幸在我一生中,能夠親炙到這麼一位狂飆運動下的悲劇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種大陸型的脈博、那種左翼式的狂熱、那種宗教性的情懷與犧牲。在這些方面,嚴僑都給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許嚴僑本人並不那麼豐富、那麼全面、那麼完整,但對「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李敖而言,無疑地都成為我的導師。最後,雖然導師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學生還在前進,——他的學生沒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學,轉成我好朋友的頗多,高我三班的有張世民、何同紋、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錫、陳欽銘、蔡希灼、陳世熙、黃容;跟我同班的有陳正澄、張育宏、趙天儀、吳鑄人、楊爾琳、賴憲滄、韓毅雄、王新德、黃顯昌、施啟揚、朱廣誠、剛華民、熊廷武;跟我同屆的有張光錦、孟祥協、吳文立、何西就、胡家倫,何鎧光、李耀祖、張仁龍、莊銘山、趙秀雄、林益宣、李仁、譚偉力、李述古、李華竣章含精、任建園、馬安國、宋世源、李鹹林、姚嶂、江合祥、程國強、徐武軍、胡業純、陳振威;晚於我的有李文岳,丁善奎、吳傑人、陳瑞洲、張宏謀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級出名,從高我幾屆到低我幾屆,算也算不清了,他是個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線條了。

《李敖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