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比舊軍閥更黷武

  有名無實的統一之後,蔣介石雖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實上不過是佔領東南幾省的一個諸侯。他環顧當時的中國,自南至北,除他之外,還有五個權力中心:廣州的李濟深、武漢的李宗仁、開封的馮玉祥、北平的閻錫山以及瀋陽的張學良。這種國民黨內群雄割據的局面,多少由蔣一手助成。他為了建立個人的軍事勢力,不惜一再打擊黨的威信,甚至否認武漢黨中央而別立南京中央,開了國民黨內軍頭主義的先河。他又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納軍閥餘孽,並與各派軍頭妥協,允諾地盤以及其他政治與經濟利益,最後造成以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北洋舊軍閥的後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論戰功,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無論如何擺法,必然在四個集團軍中「憾」陪末座。號稱第一,實居第四,若論功行賞,欲以第一集團軍通吃其他各軍,必難以服眾。「功」之外,蔣之「德」更不堪聞問,即連始終幫蔣抬轎子的丑角吳稚暉,私底下也說:「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九四至三九五)「黃袍加身」是宋太祖趙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於《宋論》中暢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無德、無功,乃重一「懼」字,即懂得謹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釋兵權,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蔣介石若有慎懼之心,自應面對現實,認可中央與地方均權分治,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以便避免戰禍,和平建設,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國統一。然而他既無德無功亦不懼,才會「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異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權心願,結果弄得全國騷然,黨爭無已,兵戈不休,最後釀成中原大戰。此役為時之久、殺戮之慘、破壞之厲、百姓之苦,皆為北洋軍閥時代所未曾見,
  蔣於動武之前,早已有一連串的動作。他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眼見北伐即將告成,突然宣佈辭去黨政軍各職,其動機不外有二,其一於此緊要關頭,撒手不幹,必獲各方呼籲挽留,以增身價;其二欲「以身作則」,誘各軍頭傚法,如在辭職電文中所謂「此後軍權統歸政府」云云,以便戰後削藩。但這場戲演下來,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請蔣留職的電文交馳,蔣然後於六月十七日打消辭意,要負責到底。三日之後即部署改直隸為河北,北京為北平,並任命新人事,以削閻錫山之權,逼使閻於六月二十七日辭去京津衛戍司令一職。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透霹一則自稱「驚人的消息」,謂蔣在北伐剛完成時,已經企圖用武力消滅異己。這則驚人消息,是他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在李濟深家裡聽到的!
  李濟深當時住在南京鼓樓附近一座小洋房裡,蓋因曾兼黃埔軍校副校長職,故家中常有黃埔學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黃埔生去找他,並告訴了他一項特別消息。略謂:
  蔣校長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並召集駐津浦沿線的第一集團軍中黃埔軍校出身上尉以上軍官訓話,訓話時,發給每人一小方白紙,並詢問大家,北伐完成後,軍閥是否已經打倒?認為已經打倒的,在紙上寫「打倒了」三字,若認為尚未打倒,則寫「未打倒」三字。各軍官不知校長的用意,為仰承其意旨起見,概按照事實,做正面的答覆。蔣看後大不以為然,遂再度訓話說,你們認為軍閥已打倒了,其實不然,舊的軍閥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軍閥卻又產生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非將新軍閥一齊打倒不可。蔣氏最後更強調說,只有連新軍閥一齊打倒,你們才有出路,你們現在當連長的人,將來至少要當團長云云。(頁三九—)
  李濟深是國民黨老軍頭,北伐初期第四軍軍長,留守廣州,並兼黃埔軍校副校長。有軍校出身軍官將此事相告,不足為奇,何況寫紙條的軍官必不在少數,人證很多,絕不可能是流言傳說。然則蔣視馮、閻、二李為新軍閥,已呼之欲出。如果國民革命軍的第二、三、四集團軍皆為新軍閥,則第一集團軍豈能例外?蔣無意之間認同了毛澤東所謂「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四十七)的說法!
  動武需要準備,一口難吸西江之水,故蔣同時採取別種步驟。他於宣告北伐完成之際,立即強調軍政時期已經結束,將進入訓政時期。訓政由黨,他顯然想用黨來收軍權,然後可由他所控制的黨來控制一切。基於此一考量,他處心積慮地要建立與國民黨始祖孫中山的親密關係,造成他才是嫡傳與承繼革命法統的印象,想要挾「死中山」以令諸侯。在這一方面最具戲劇性的表演,莫過於邀集了連他本人在內的四大集團軍總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將星,於七月六日到北平碧雲寺舉行祭奠孫中山靈柩的大典。典禮於八時二十分開始,蔣主祭,馮、閻、李等襄祭,蔣讀祭文曰:
  維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革命軍既奠北平,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雲寺,致祭我總理孫先生之靈曰:溯自我總理之溘逝,於今已三年餘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
  此時蔣與宋美齡結婚將近一年,與孫中山已有連襟之誼,不稱姻弟,而降格稱弟子,實欲著重革命的師承關係,耳提面命之親密關係,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關係,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孫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勝利,統一大業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態。名為祭告,實在是做給睽睽眾目看的。所以他更於開棺瞻仰遺容之際,竟當眾扶棺號哭,情同孝子。然而從相陪的目擊者如馮玉祥、李宗仁的回憶看,他們並不吃那一套(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頁十六;《李宗仁回憶錄》,頁五六九),不過是在看演戲罷了。祭靈哭棺後不到三個月,蔣即議定迎櫬南下,積極準備,大肆鋪張,並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為奉安日期,飭令平漢鐵路局趕造靈車,向美國訂購奉安汽車,訓練槓夫百餘名。尋因趕工不及,推遲奉安日期至六月一日。蔣介石親自擔任奉安委員會主任委員,經由國民政府下令自五月二十六移靈之日起,全國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纏黑紗七天,並停止一切娛樂、慶典。靈車先自碧雲寺移下至北平東站,掛列車十五輛,直抵浦口,由蔣介石領導迎櫬,中央大員一律藍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襪,肅立行禮。禮畢,移靈至威勝軍艦,渡江上岸,自蔣以次,依序執紼,隨靈車到中央黨部禮堂,舉行停靈禮,仍由蔣主祭,獻花上香。然後蔣以下中央委員、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輪流守靈,直至六月一日奉安之期為止。是日靈車啟行徑往紫金山,槓夫人一百零八名,由蔣介石、孔祥熙引導拾級而上,扶櫬入祭堂,舉行奉安典禮,再由蔣主祭,獻花圈,宣讀誄文,行禮如儀。禮成,移櫬入墓門,鳴炮一百零一響,蔣等依次進墓門瞻仰,最後集合眾人行三鞠躬禮,奏哀樂而禮成。(參閱《奉安實錄》)
  如此鋪張繁費,還要全國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濃厚,較之一九O八年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出殯大典,有過之而無不及,真是對一個革命家的大諷刺,另一個革命家章太炎實在看不過去,做了一副極為挖苦的奉安輓聯:
  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章氏早以孫中山的聯俄容共為赤化,但孫之赤化卻不如中共陳獨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蔣介石以下,人人奉孫中山為國父,豈非「滿朝皆義子」,真可直追明朝權宦魏忠賢了,而魏之墓在香山東麓的碧雲寺之後,正是孫死後停靈柩之處,可謂巧合。奉安大典無疑是按照蔣介石的意思辦事,死去的革命家讓他做此「封建」安排,無可奈何。他做這樣安排,感恩圖報其次,想回收政治資本的投資,才是真的。
  蔣介石於香山扶柩哭靈之後,就動腦筋如何整肅異己,當時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時獻計討好,其中有楊永泰,字暢卿,廣東茂名人,歐戰爆發後與黃興、陳獨秀等組織「歐事研究會」,戰後改名「政學會」,世稱政學系,後回任北京國會議員,事段祺瑞,北伐後投靠蔣,任參議,促效永貞朝士獻策唐順宗,削藩權歸朝廷故事,建議將地方軍頭請到中央做官,達到「離窩毀巢」的效果,推行全軍整編,以消化地方武力。蔣遂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之便,拋出「軍事整理案」,以冀同化異己部隊,聲稱應自「軍政時期」邁向「訓政時期」,以黨治國,並據此提議撤銷各地政治分會。但是政治分會之設立,緣由蔣於二屆四中全會上主動提出,並有案保留至三大召開時再做決定。蔣之猴急,自難以自圓其說,於是借二屆五中撤銷政治分會的企圖,只好落空。「軍事整理案」雖然列入議程,前途未卜。蔣之中央與地方角力,頓成僵持之局。此時適胡漢民回國,亦倡言黨權,主張取消政治分會,其動機或與蔣有異,然近程目標一致,令蔣頗有如虎添翼之喜。國民黨中執會常務會議乃於十月三日通過「訓政綱領」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於十月八日產生新的南京政府。蔣介石出任國府主席,譚延任行政院長,胡漢民任立法院長。馮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李濟深任參謀總長,閻錫山任內務部長,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各政治分會主席一網打盡,盡成中央大員,表面上呈現空前團結。蔣遂於十月十日國慶日率領五院院長在南京宣誓就職,敦促未進京人員盡速上任,欲彼離窩爾後毀其巢,然離窩其難也。
  蔣出任主席後,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軍事訓練總監何應欽,積極籌劃「全國編遣會議」的召開,亦即是「軍事整理案」之實施。統一之後,軍隊需要編遣,無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編遣卻矛盾叢生。我們覺得蔣要開此會議,原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因無論按馮玉祥存精良的建議,或按閻錫山平均分配的建議,皆非其所願。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開會僅僅是檯面上的活動,檯面下則另有動作。
  全國編遣會議於一九二九年的頭一天舉行開幕典禮,各集團軍總司令與總指揮等六十餘人,一起與會參議。蔣介石在會上做了「關於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的專題報告,他希望四個集團軍,傚法明治維新時代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雄藩,於大功告成之後,「深明大義,毅然決然奉還大政,歸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編國軍」,統一與集中之後,才能建設現代化國家云云,其意圖已甚鮮明。他一心一意要別人「明大義」歸還大政,卻忘了自己只不過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還大政,如何教人倣傚?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豈不讓其他三雄藩竊笑?然而蔣到底成竹在胸,故討論時讓各藩爭吵,而以仲裁自居,編定《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以收軍權於中央,如取消集團軍司令部,聽候點編等等。但閻、馮等並不滿意,主張先休整爾後編遣。結果開了二十六天的會,並無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許正是蔣所預期的。
  一如借編遣會議想獨攬軍權,蔣擬操縱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以獨攬黨權。他在胡漢民的支持下,決心蠻幹。只因國民黨改組派分子反對蠻幹,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擊改組派會場,磚石亂飛,搶奪文件,使許多人受傷,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後蔣乾脆包辦大會,其他三集團軍總司令均不出席,李濟深則被騙到南京後遭扣留,成為蔣、胡清一色的國民黨三大,決議十分右傾,同時表達了蔣介石集中黨權與軍權的決心,並預示將不擇任何手段,達到目的。國民黨內部的決裂已不可避免,文爭武鬥接踵而至,以至於演成大規模的戰爭。
  蔣介石想當明治天皇,必須各個擊破,若其他三個集團軍聯手反擊,則必敗無疑。所以他暫時敷衍北方的閻、馮,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團軍開刀,馮玉祥於一月中旬即對此表示憂慮,有謂:「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團同心協力之結果,一集團不應企圖消滅第四集團也。」(《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六四)蔣介石號稱討逆,指控桂系違抗中央,其實是中央有計劃的削藩行動,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宗仁自統一廣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進武漢,東下京滬,戰功輝煌,造成聲勢浩大的桂系勢力,及擊敗唐生智,更兼有兩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時,形成龐大的第四集團軍。白崇禧以前敵總指揮,自武漢長驅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雖以蔣為上司,並不事事遷就,羽毛既豐之後,更以方面自任,猶若雄藩。但是蔣自始至終視李、白等為異己,即於共患難時,亦處處防備,桂系與嫡系早已親疏有別。蔣於第一次下野時更散佈桂系逼宮之說,載諸報端,以淆視聽,可謂自製矛盾。(參閱黃紹《新桂系的崛起》,《晨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報道;《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時,桂系軍力已自廣西、兩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擺開,南北呼應,而李、白於編遣一事,亦洞察蔣氏心機,並不積極。就蔣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時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從各個擊破的觀點看,因近及遠,桂系也必然是首當其衝。
  古今中外出師必須有名,激而成變,變則有名。桂系勢力範圍內的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為譚延舊部,蔣介石因譚之關係,裡通魯氏,且經由江西私運大批槍械援魯抗桂,引起桂系將領的疑懼,導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驅魯的「湘案」。李宗仁時在南京,自稱事前並不知情,頗恨第四集團軍在漢將領夏威、陶鈞、胡宗鐸的輕舉妄動,中了蔣之圈套。(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九六至三九七)蔣介石果然抓住機會不放,於二月二十七日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漢政治分會委員之職。然此一處分尚是前奏,又於三月七日電告李宗仁,以維持中央威信為名,調動軍隊,進逼鄂東(參閱《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動武。但蔣介石不僅僅要懲罰武漢,醉翁之意在於乘此機會,徹底瓦解桂系勢力。他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實力,不惜以大把鈔票支援宿敵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動白屬唐部,迫白倉皇南逃,並於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同時蔣誘李濟深離粵,李雖系廣東重鎮,然身為桂人,與李宗仁交好,為蔣所忌。李濟深至上海後,見到自京來滬的李宗仁,對赴京原有顧慮,但經國民黨大老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一再勸說,並以蔣介石人格擔保為辭,而吳、李又是兒女親家。李濟深終於前往南京,並勸告蔣化干戈為玉帛,蔣佯表同意,李信以為真,電告桂方蔣之態度,並請節制,豈料蔣私下並未停止進兵,李濟深於三月十六日得報後,知蔣無信義,即電李宗仁促「調軍討伐,以伸正義」(見《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十二期),但為蔣方截獲,遂於三月二十一日囚李於湯山。蔣介石不僅欺騙敵人,也玩弄吳稚暉等大老於股掌之間,手段雖然陰鷙,然於同一天內逐白囚李,獲致除去桂系南北兩翼之目的。
  雙翼既除,蔣介石於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達討伐令,並親自督師於九江,以進窺武漢。武漢為第四集團軍總部所在,雖桂方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俱不在軍中,群龍無首,然在夏、陶、胡三將統率之下,擁兵十萬,實力非同小可,然而蔣軍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漢,並非蔣介石「天縱英明」,而是事前已經收買分化,利用桂系將領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滿情緒,以高官厚祿收買,並派特務鄭介民至武漢大肆活動,內部已經分化。正當夏威出師之際,又突患白喉,恰將指揮權交給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師,打亂了陣勢,不旋踵而潰敗。蔣介石仍不罷手,於四月二十五日自武漢轉往長沙,部署直搗廣西老巢的作戰計劃。(見《順天時報》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報道,另參閱四月十七日報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經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擲,於五月五日組「護黨救國軍」,通電討蔣(參閱《中國現代政治史料彙編》第二輯第七冊),為扭轉頹勢,自東襲取廣州。桂軍與親蔣粵軍陳濟棠等於五月十九、二十兩日,激戰於蘆苞、赤坭、白坭一帶,由於蔣命何鍵率軍自湘入桂,桂軍因眾寡不敵而敗北。湘粵聯軍遂於六月二日攻佔梧州,二十七日桂系叛將俞作柏、李明瑞進駐南寧,蔣發表俞為廣西省主席。李、白、黃三巨頭建立的桂系實力及其第四集團軍,至此瓦解。桂系雖未就此煙消雲散,但黃金時代已一去不返。蔣介石縱橫捭闔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氣的,在《回憶錄》中說:「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並非酸葡萄的話,征諸歷史,蔣之軍事伎倆的確不出「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範圍。於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試,接著他又施之於閻、馮,作為黷武的利器。

《蔣介石評傳》